第二节 蒙医药学的形成发展时期(13世纪初一20世纪初)
13世纪初，元太祖成吉思汗统一蒙古民族各部落，蒙古社会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阶段。随着国内各民族经济文化的广泛交流，与印度、阿拉伯和欧洲等国家和地区的频繁交往，蒙古民族的经济文化也得以发展，有了手工业，创造了蒙古文字，蒙医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蒙医骨科、外伤治疗、马奶酒疗法以及药物学方面的知识均有了新的发展。饮食疗法得到较为系统的总结和发展。著名的元代宫廷饮膳太医、蒙古族营养学家忽思慧所著的《饮膳正要》中，记载大量的蒙古饮食为主饮食疗法的内容。如常用的马奶、乳酪、牛羊肉等。药物方剂方面的知识进一步得到丰富和发展。在《元史》里，载有1226年蒙古军中流行瘟疫时，曾用大黄医治之事。内蒙古特产药材肉苁蓉，在《饮膳正要》、《本草纲目》等书中都有详细记载。随着与国内各民族和阿拉伯、印度以及欧洲国家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不断发展，蒙古地区的药物传到内地和国外，同时内地和外国的药物也传入蒙古地区，促进了蒙药的发展。1292年在现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兰旗建立了“回回药物院”，给蒙古人以学到药物知识的机会。
14世纪，蒙古族翻译家沙拉布僧格，将古代印度巨著《金光明最胜王经》译成蒙文。随之古代印度医学的部分理论初次传播于蒙古地区。1576年藏医经典著作《四部医典》传到蒙古，
印度佛教巨著《丹珠尔经》于17世纪末被译成蒙文，对蒙医药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蒙医药学在传统的医疗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吸收了藏医学及古代印度医学的以阴阳、五行(五元)学说为基础的“赫依”、“协日”、“巴达干”理论和七元素理论以及中医知识，结合蒙古地区的特点及民间疗法，创造性地加以改造和发展。在18世纪时，已经形成了以寒热理论为主导的理论体系，涌现出许多蒙医学家，编写注解和补充《四部医典》的书以及其它医著，对蒙医学的发展作出很大的贡献。如《四部医典》中没有专述“寒症”的篇章，18世纪蒙医学家伊希巴拉吉尔，在他所著的《甘露四部》中，把“寒症”、“热症”两章列于“十要症”之首，并写了“寒热相克”、“寒热互相转化”等数章，丰富和发展了蒙古族传统医学的《寒热症理论》。又如关于六基证，在《四部医典》里只归纳为寒热两类，未曾提出基证，伊氏在《甘露之泉》中，从理论上作了精辟阐述。并提出“在‘赫依’病、‘协日’病、‘巴达干’病之上，加血病、‘黄水’病和虫病则为六基证”的理论。
清朝初期，传统的蒙医骨伤科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如清代蒙医、杰出的手术家绰尔济墨尔根对于纠正四肢不能屈伸的关节脱臼、骨折等，常能手到病除，整复如旧。蒙医觉罗•伊桑阿可用冰冻麻醉法，切开整复粉碎性骨折，使其联缀，然后用桑白线缝合，效果很好。伊希巴拉吉尔在《甘露四部》中，把蒙古正骨术、创伤医治术等传统医疗经验结合理论详尽地论述了“创伤医治术”、“骨伤疗法”、“脱臼复位术”和“震脑疗法”等的理论与实际操作的内容，使蒙医外科学方面的理论和技术有了很大的发展。
在药学方面，蒙医学家们创造了适合于本地区实际情况的独特的配药法、用药法等，同时还吸收了汉藏等兄弟民族的药物学理论知识，使自己的药理学理论更加丰富和完善。17世纪，蒙医学家罗布桑丹增扎拉散写的《医伤根除病痛甘露方》和《五五制药方集》两部书，反映了蒙古地区多发寒症的一面。18世纪，关布编著的《方药》，是以蒙药验方为主，兼收印度、汉、藏、回等药方的一部书。伊希巴拉吉尔编写的《认药白晶药鉴》一书，是比较丰富的蒙药学著作，收录801种药，并写进药浴、矿泉疗法等内容。18世纪药物学家罗布僧苏勒和木编写的《认药学》，主要描述了药物的形态，为认药、采药以及研究药物提供了依据。19世纪，蒙药学家占布拉道尔吉编写了《蒙药正典》，这是一部比较完整的蒙药学经典著作。该书纠正了对药物的误认和给草药随意起名以及错用汉名等混乱现象。全书共收载879种药，并附有599张图。蒙医学家民若勒•占布拉却吉丹增璞仁来19世纪所著的《蒙医金匮》，是一部较为完整的蒙药方选集。收载内、外、妇、儿、五官科及热病、传染病等临床各科的200种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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