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辅周—人民的好医生

蒲辅周先生是上世纪60年代初当选的农工党中央委员,是全国政协三、四届常委,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共中央保健医、中南海保健组副组长,是被周恩来总理称赞为“懂辩证法”、“有真才实学”、“人民的好医生”的著名中医学家。先生一生济世救人,医术精湛,而且廉洁正直,生性简朴,一向鄙视靠行医谋财取利,得到了中国共产党、农工党老一代领导和普通劳动者的尊敬。
 

先生是四川梓潼人,生于清光绪十四年(1888),祖父蒲国桢,父亲蒲显聪,皆以医为业,名闻乡里。蒲辅周原名“启宇”,在兄弟姐妹七人中为长兄。先生家境清贫,幼时读书依靠母亲何氏的娘家资助。先生的家乡,旧社会时非常贫穷,山多地少,瘟疫频发。先生从小铭记先祖“医乃仁术”的教诲,15岁后,立志周济病贫、辅之困弱,遂自己改名为“辅周”。先生自幼勤奋好学,曾借得日本学者所著的巨型医书《皇汉医学》一部,因该书内容丰富,论述颇精而爱不释手,每晚读至深夜,边读边摘抄,历时数月,方将全书学完。先生于此颇为感慨:外国人尚对中医有如此精深研究,中国人岂甘自卑?其献身医学之志,益加坚定。

先生认为,学无止境,学习必须持之以恒。中医的理论深奥而广博,没有坚韧不拔的毅力和活到老、学到老的恒心是不易掌握的。他对于每一部中医文献,无论篇幅大小,都坚持逐章逐节、逐字逐句地细读,而且反复地读。先生一向对自己严格要求,从不文过饰非。先生早年在家乡行医,且已享有盛誉,但由于一次偶然的医疗失误,先生便毅然停诊3年,闭门读书,反思自己的不足。先生在早年行医之际,又常常倾慕范仲淹的德行,行医之外颇热心于社会福利事业。他曾组织二十余位医生,在梓潼成立“同济施医药社”,轮流值班,免费为贫困病人诊病施药。他后来又倡办了“平民教养工厂”。先生术高望重,地方权势为了拉拢他,曾让他“区正”,实际是挂名的。他为人正真,秉公办事,由此更引起权贵的嫉妒。先生遂于1934年离开梓潼,避居成都鼓楼北街。先生尤善外感热病,诊断精细,辩证准确,用药审慎。他还特别讲究药物炮制,重要方药多在成都名药店“泰三堂”等药店配制,所以,他的方药疗效特佳,治愈了许多重危病人,先生平易近人,诊病不诊贫富,皆尽心尽力,贫困无钱者,还白购药物,广施病人。所以,成为成都孺幼皆知的名医。

1945年夏末,成都连绵大雨,街巷庭院积满了水。许多小孩患麻疹,发烧不止,疹毒在皮下隐伏,发不出来,医生们用辛凉宣透法医治,不见疗效,患儿丧生者与日俱增。先生心急如焚,默思苦索几个夜晚,终于从中医运气学说中得到启悟,断定此次成都小儿麻疹,与多雨温热的季节气候有密切关系。于是改用温化之法,在方药中加进麻黄一味,使患儿疹毒豁然而出,热退神清而愈。此法推广,均获奇效,被传为佳话。此后,先生又闻故乡梓潼霍乱流行,日死数十人,即将自己平日积蓄千元光洋和藿香正气丸处方寄去,嘱咐家人将处方多多抄写,张贴树墙,公布各乡;汇款用来购药,按方配制,分成小包,半价散发,贫困者则分文不取,乡人深感其医德泽仁。

蒲老(左二)与徐特立(左三)、谢觉哉(左四)老一辈革命家在昭山参观毛泽东故居

1956年1月,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先生奉调北京中医研究院,从事中医临床、教学和科研工作。1956年8月,北京地区乙型脑炎流行。医院按照石家庄的经验(清热、解毒、养阴),用中药白虎汤和输氧、注射青霉素等西法治疗,均不奏效。有的患者不仅高热不退,而且病势加重。患者急剧增加,疫情大有蔓延之势,危及首都人民。中央卫生部组织中西医专家组成乙脑医疗工作组,先生作为专家组成员,提出独特的见解:用温病治疗原则治乙脑是正确的。石家庄的经验也是很宝贵的,但关键在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辨证施治。中医历来讲究“必先岁气,毋犯天和”,外感热病必须掌握季节气候特点。石家庄与北京的乙脑虽同在暑季,但石家庄久晴无雨,乙脑患者偏热,属暑温,用白虎汤清热润燥,故见奏捷;而北京当年雨水较多,天气湿热,患者偏湿,属湿温。倘不加辨别,而沿用清凉苦寒药物,就会出现湿遏热伏,不仅高烧不退,反会加重病情。正确的办法是,采用宣解湿热和芳香透窍的药物,湿去热自退。先生之见,群医称是,即改投通阳利湿法,效果立竿见影,不少危重病人转危为安,一场可怕的病疫得以迅速遏止。

先生晚年时已医名显赫,职务多了,地位高了,但先生始终视自己为一名普通医生,一如既往坚持在临床一线。对病人从不分地位高低,无论中央首长还是普通百姓,均一视同仁。先生用药不求名贵,常以寻常之药救治疑难沉疴,更不接受病人的任何礼物。先生在担任中央首长保健工作的十几年中,从未提出过任何个人要求。即使首长多次问及有什么困难,他总是说组织上已照顾得很好,什么也不需要。先生在生活上始终坚持低标准,衣着简朴,饮食清淡,但当周围同志遇到困难时,先生总是慷慨解囊,先生85岁高龄时还经常夜间出诊,抢救危重病人,大半夜的出诊,只是有车可乘,从不收取出诊费,有些病人和家属执意给些诊金,先生总是微笑答云:“工资里已有出诊费。”

1988年12月19日在《纪念当代杰出的中医学家蒲辅周诞辰100周年》大会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汉生同志深情地说:“蒲辅周先生的一生,是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的一生。在他从医的几十年中,经历了清王朝、旧中国和新中国三个历史时期,但不论在满目疮痍的旧社会,还是在解放后的新中国;不论在四川,还是在北京,蒲辅周总是以他‘济世救人’的宏伟志向,博大精深的医疗技术,始终和广大的劳动人民站在一起,为他们解除病痛。今天,我们来纪念他,学习他的精神,对于提高医疗服务质量,推动卫生事业的发展,有着非常现实的意义。”

老一代农工党中央委员——蒲辅周先生,丝毫不为名利,鄙视红包,生活生性恬淡,而一心为人民服务,直至暮晚,老而弥坚。先生是中国农工民主党的杰出代表,是中华民族医学领域的杰出代表,也是如今我们正切实提倡的医德、医术、医风的优秀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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