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天下 名医出新安”,黄山脚下、新安江畔的古徽州是一片人杰地灵的人文圣地,名斐杏林的新安医学就发源于此,当代国医大师、新安医学代表性传承人李济仁先生,就诞生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
一、勤学苦读,钻
“天下 名医出新安”,黄山脚下、新安江畔的古徽州是一片人杰地灵的人文圣地,名斐杏林的新安医学就发源于此,当代国医大师、新安医学代表性传承人李济仁先生,就诞生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
一、勤学苦读,钻研医经
1931年冬,李济仁出身于古徽州一个贫寒的家庭里。古徽州几乎家家户户都贴有这样的对联:“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几百载人家无非积善”“孝悌传家根本,诗书经世文章”“事业从五伦做起,文章本六经得来”。在这片被尊称为“儒家圣地”的土地上,每一片山川都弥漫出一种宁静、悠远而浓郁的人文气息。也许是禀受了徽州的地灵之气,少时的李济仁聪颖纯厚,勤勉有加,从小就立志学到本事、有所作为。他7岁入私塾,习读四书五经,日复一日,反复诵读,细雨润物,浸渗弥深,逐渐培养了良好的国学基础和积极向上的优秀品质。后以优异成绩考入中学,12岁时因病休学,转而习医。基于儒学,再研岐黄,为其日后的精思益进奠定了坚实的根基。
1942—1948年,一心向学的李济仁,随师系统学习、诵记((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本草备要》等中医典籍。启蒙恩师告诫说:“药书不厌千遍读,熟读深思理自知。”至今李济仁背诵起《内经》、本草经文和汤头歌诀来,依然是滚瓜烂熟,熟稔于胸。正是由于熟读经典,1959年被选拔到安徽中医学院,走上了教学岗位、,主讲《内经》《中国医学史》两门课。他上课时从不带讲稿,但条理分明,用他那带着浓浓的歙南乡音,把深奥的《内经》讲解得生动风趣、通俗易懂。当人们请教学习的诀窍时,他拿出厚厚一摞教案、读书笔记和心得,又拿出《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原著,只见上面丹黄满目,满是眉批、旁注和按语,使人顿悟“梅花出苦寒”的真谛。
二、师事百家,博采众长
李济仁原名李元善,不满12岁时即已拜师歙县名医汪润身门下;之后又于开药店、办诊所中,从老药工那里学到中药鉴别、炮制加工、采收等药材知识。1943年,好学上进的少年李元善主动拜新安名医“张一帖”第13代传人张根桂为师,改名“济仁”,志在济世仁术。“张一帖”世医是新安医学家族中的重要一支,始于明代嘉靖、万历年间,其医术在当地民间有“随地拔草一根就能救急救危”种种神奇传说。其以擅治急性热病、经隧之病等急危重症而闻名,立法强调除邪务尽务速,特点是“稳准狠”,辨证准、用药精、剂量重,往往一二剂即起疴回春。李济仁继承了“张一帖”之心机活法,临证诊治外感病和急性病,屡起大症重疴,后被张家召为女婿,成为“张一帖”第14代独门传人。
李济仁不仅向名师请教学习,而且擅于从民间汲取营养。20世纪50年代初,他在乡里行医期间,多以萆薜分清饮为主治疗乳糜尿,诊治数例农村患者,疗效颇感差强人意。记得曾治疗一例初诊乳糜尿患者,接下来几个月都不来复诊,后见面时方知其病已痊愈,了解到系服用民间单方苦参治愈。“千方易得,一效难求”,李济仁赶忙翻阅本草典籍,苦苦思索。乳糜尿本系丝虫病引起,而历代本草均有苦参杀虫之记载,能治好乳糜尿就不足为怪了。于是他在前方中加上该药,原服多剂无效的患者即获效机。其后他以苦参为主,取六味地黄丸中三味补药(熟地、山萸肉、山药)以求固本,以萆薜分清饮(萆薜、石菖蒲、益智仁、乌药)温肾化气、祛浊分清,每每奏效。在此基础上,他还进一步研制出了系列效方。将民间用菝葜治疗癌症、老青蒿治腹泻的单验方等,吸收消化而变通运用于临床。
李济仁不仅擅于学习民间经验,更擅长从书本中活学活用。他的很多创见都是源自于经典医籍的启发,如他根据《内经》“旦慧昼安,夕加夜甚”的人体阴阳昼夜消长变化规律,摸索制定了一套择时服药的规则;又汲取清代新安医家程杏轩“数方并用、定时分服”之精华,进一步制定了一系列完整的用方服药辨治纲领;在明代新安医家吴岜“痹痿合论”基础上,借鉴张景岳、周慎斋的有关论述,从病位、病因病机、辨证论治三方面系统提出了“痹痿统一论”;临证辨治慢性顽疾如进行性肌营养不良症等,则参 合明代新安医家汪机“调补气血、固本培元”的思想,以培补肾本为证治要义。正是从经典医籍中源源不断地汲取滋养,从而成就了李济仁超越前人的学术成就。
博采西学之长也是李济仁所重视的。他认为,中医是定性把握,宏观辨证,西医是理化检测,用数据说话。各有所宗,不可偏废。他在治学中力求融合中西,融会贯通,推陈出新。1978年医学界提出了“时间治疗学”的理念,李济仁敏锐地抓住了这一契机,运用现代时间生物学理论,及时对((内经》因时制宜论进行了归纳、研究,深入探讨了人体生理、病理、诊治与日月、四时的关系,论证了《内经))“人与天地相参,与日月相应”论断的科学性,阐明了“谨候其时,病可与期,失时反候,百病不治”的科学原理。其后还指导幼子李梢,通过大病例的流行病学调查和数理分析作了进一步的论证,如对1 143例风湿病患者疼痛症状的昼夜节律变化观察表明,其节律明显,统计学处理分析表明,与《内经》“昼轻夜重”“旦慧昼安夕加夜甚”基本相符。因此他指出,任何一门科学的发展都不是孤立的,而是互相渗透、互相促进的,传统的中医模式与治学方法,应当揉进现代科学的内容,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取长补短,这是中医学发展的必由之路。
三、博学约取,循序渐进
李济仁早年勤奋好学并善于总结归纳,勤于笔耕。他在《内经》教学中窥见孔子教育思想的真谛,总结出《内经》本身“因材施教、启发诱导、辨异求同、由博返约”的教学法。如运用比较法以提高学生辨异、求同的思辨能力,运用探索学术发展源流的方法,今古相比,古为今用,以今证古,以微见著。他要求学生“览观杂学”,多读广采,只有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晓人事,才能全面科学地把握中医学理论。同时结合经文的讲解,注重培养学生抽象、概括的思维能力。《内经》把对知识咀嚼、消化、吸收的过程称为“约方”,“夫约方者,犹约囊也。囊满而弗约,则输泄,方成弗约,则神与弗俱”。他反复强调,学到的知识不提炼、概括、总结,就会杂乱不精,运用起来就不能出神入化,博学只有约取,才能在杂乱纷繁的知识中理出头绪,抽出精髓,这是驾驭知识的一种能力。时至晚年,他还就养生保健揣摩总结出一套五脏运动法,概括为养心、调肝、理肺、健脾、补肾“十字诀”。可见,这种“博学约取”的治学方法,早已内化为李先生长盛不衰的学术功力。
李济仁“博学约取”的功力还体现在专注“窄而深”的研究上。选题精准,并且务必把资料搜齐,“通诸群书而皆得其读”。如其全面通核综括前贤关于“病毒”的诸论后,择其精要,联系临床加以剖析,认为《内经》所说的寒毒、湿毒、热毒、燥毒、清毒、苛毒以及历代医书所说的疫疠、温热毒、时行毒等,均属病毒范畴,其“病毒”并不等同于西医之病毒概念,而是泛指一切生物性致病因素,力求以科学的思维方法予以阐释。他常常引用乡贤先9币戴震的话告诫学生说:“知十而皆非真,不若知一之为真知也”,始做学问的诀窍就在于“小题大作”,贵在专精。
李济仁研读偶有心悟,临证每获效验,辄着手钞撮,随得随记。如治疗胃部疾病,对炎症、溃疡等喜用散剂,因病变病灶均在胃内壁,散剂在胃内停留时间较长,且可直接粘附于病灶,渐渍而散解,发挥局部性保护与治疗作用,犹如体表部位痛肿疮疖、溃烂破损等局部外敷散剂治疗一样,可提高疗效。再如治疗肝脏病变,根据“肝藏血”“人卧血归于肝”之理论,李老常常嘱患者睡前服药,或药后即卧,宜静忌动,以利药物有效成分吸入血中,流入于肝。用方虽无大异,由于重视剂型选择和用药时间,注意药后动静宜忌,李济仁往往能于少效乏效之中独辟蹊径,独创效机。所谓“方法”,有“方”还要有“法”;有“方”无“法”,功亏一篑。
李济仁先生常说:“鸿篇巨制更应详细地占有资料,并运用辩证法加以分析,探究其内在关系,使立意鲜明,结构完整。”即所谓“将有述作,先制长编”。如对于新安医学的研究,他带领学生系统地发掘整理,厘清和阐明了新安医学对急、危、难、重病证的诊疗经验和规律。其主编的《新安名医考》资料收集丰富,考证相当严密,特别重视各家的学术思想和诊治特色,追溯他们之间的师承、私淑关系与学术交流梗概,不仅是一部人物史实考证的传记,也是论述中医学术沿革发展的史书,起到了承前启后的推动作用。
四、辨证分析,融通致用
李济仁治学继承了朱熹理学“格物穷理”的传统,注重学术探讨和理性分析,穷究医理,力求完善。在《内经》病机理论的探讨上,他采用科学化的研究方法,不拘泥文典、不盲从权威,实事求是地阐发新义。~般中医教材中以邪正斗争、阴阳失调、升降失常来概括病机规律,他通过逻辑学和概念内涵的分析后,认为其概括过于笼统模糊,尚不能深刻地反映疾病的本质,并对其基本病机、病理变化和施治作了系统分析。关于气血证治,前人多有“血证治气”之论,“治血不治气,非其治也”已成定法,李济仁则进一步认为,冶气不治血,亦失之全面,并对“气证治血法”作了进一步的论证和发挥。正如北宋理学家张载指出,做学问要“于不疑处有疑,方是进矣”。
对于中医学领域存在的各种思潮和观点,李济仁往往能够秉持中正,客观公正地加以分析,不迷信不偏执。譬如中医祖传秘方往往具有神秘色彩,机械套用往往失效,很多人不相信民间“偏方秘方”。他则认为:“民间也藏有大智慧,不可等闲视之。有些验方听起来的确不可思议,但常年使用后效果确实的验方,还是值得采纳的。”并客观指出,民间疗法精华与糟粕并存,理论与臆断互见,加之未纳入辨证论治理论体系之中,传统中医也很少用,容易为招摇撞骗者所利用。其实单药、验方与辨证施治原则并无矛盾,虽其暂时难以用辨证施治理论去认识,但从逆向思维来看,恰恰可以充实、完善辨证理论。针对社会上曾沸扬一时的“中医存废之争”,李济仁认为,对待中医应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南,既要反对一味地抱残守缺,更应抵制那种轻易否定中医,把西医理论解释不通的内容一概视为糟粕的民族虚无主义态度。
我国第一位以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经学的学者是徽籍经学大师吴承仕,他曾患痼疾,遍访京师名医皆不效,回家乡歙县后,经“张一帖”医治而愈,感佩之余,特奉赠一联——“术著岐黄三世业,心涵雨露万家春”。因了这层关系,作为“张一帖”的传人,吴氏的治学思想和方法自然会受到李济仁的特别关注。李老在《内经))的教学与研究上,运用辩证唯物论指导中医基础理论教学,如运用对立统一规律来说明阴阳对立、互根、消长、转化的变化规律;用内外因的分析方法,来阐明“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的道理。对于《内经》原文的理解,他以探析其所蕴含的朴素唯物辩证法思想作为主体,结合解剖、生理、病理、诊断、治疗加以阐述。他指出,人的生命来源是基于阴阳两气相交而产生的物质一一精,在精的基础上产生一系列思维活动,从而揭示了《内经》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的唯物论观;认为《素问》“邪之所凑,其气必虚”之说,包含有“外因是条件、内因是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的唯物辩证法思想。
李济仁还把治学的求是精神转向学以致用的务实态度,理论与临床并重是其从医的一个重要特色。其研究新安医学,十分注重医案。他认为古代医家案例多辨证精详,立法、遣方、用药具有丰富的经验心得,堪以师法。每一案例李济仁都再加评按予以阐析,加强对所引述医案的理性认识,并落实于临床应用之中。他认为,认真读书、临证,两者不可偏废,学习理论的目的是用来更好地解决临床上的难题。他要求研究生必须挤出时间从事临床实践,以实践来验证《内经》理论的正确性和科学性,修正、完善和丰富中医理论。
五、养生旅游,寓学于乐
德高望重的李老今年已届八十,但却鹤发童颜,精神矍铄,思维敏捷,步履轻盈。除了天天坚持练习“五脏运动法”外,其养生的秘诀还在于收藏欣赏字画。“医为艺海第一门”,祖国医学其实内含有技艺的特质,在他家中有着真实的体现,客厅里是古色古香的徽派家具,窗台上是绿意盎然的徽派盆景,墙壁上则挂着各种形制的字画,多半出自名家之手。他说:“收藏字画是一种高雅的文化活动,既能增长文化知识,增进文化品味,又能陶冶情操,美化生活,还能怡情养性,延年益寿。”
李老性情豁达开朗,踏遍五湖四海、开阔视野心境更是他养生的一大要诀。不仅精研岐黄、笔耕不辍,而且是一位亲近自然、游历山水的智者。如今他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长城内外,还远赴东南亚和欧、美、澳、非等地旅游。不但游山玩水,尽赏自然美景,还喜欢思考问题,认为旅游有助于学业的提高。如南北气候不同,秋天到北方城市往往雨水较多、天气湿热,不同于南方的秋高气爽;梅雨季节,南方阴雨绵绵,北方却艳阳高照,仿佛身处两个世界。《内经》日“天不足西北,地不满东南”,西北之人多患脏寒胀满之内病,东南之人多患痈疡挛痹之外疾,还有旅途中的“水土不服”,不行万里路,不亲自体验,是不会有切身感受的。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李济仁先生于养生保健中诠释着习医治学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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