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俊华：“证同治异"刍议

　　中医学理论体系有三个基本特点：即整体观念、恒动观察和辨证论治，而辨证论治则是指导中医诊治疾病的基本原则，最能体现中医的特色，最为临床医生所关注，它强调证同则治同、证异则治异，它是中医在诊治疾病时与西医根本区别之所在。但是，我们不难发现，在基层医院或民间，一些医生或药工，有时会凭经验用药，常常出现“证同治异”现象，但疗效卓著，使人费解。

　　譬如《古今名医方论》中的香砂六君子汤(丸)，具有益气化痰、行气温中作用，原治脾胃气虚、湿阻气滞所致之呕吐痞闷、不思饮食、脘腹胀痛、消瘦倦怠，或气虚肿满，总之以治脾胃气虚为主因的病证。但笔者曾见基层药房的药工通过大把吞服香砂六君丸来治聚会酒肉饱餐之后饮食积滞的脘腹胀满证，且屡用屡验。

　　其实年轻力壮之人的饮食积滞，大都是实证居多，按照教科书，其常规的治疗方法是消积导滞，必要时尚可泻下通便，以加速病情的好转和痊愈，这便体现了中医治病特色的辨证论治。药工们反其道而行之，采用健脾理气的香砂六君丸治疗，不仅有效，有时疗效常常胜过常规治疗，看似费解，这实属于中医“证同治异”范畴，与中医理论并不相悖，仔细查考，临床上此现象还相当普遍。譬如感冒之后出现痰湿阻滞的咳嗽，不同的医生经常开出不同的方药来，有的直接从痰湿的病理产物入手，采用燥湿化痰法，以二陈汤类治之；有的从脾胃为生痰之源着眼，采用健脾化痰法，用六君丸辈治之，均能取得满意的效果，这就是“证同治异”的具体体现，它是每位医生多年临床的经验结晶，也是他们治疗各种形形色色病证的特色所在。

　　在传统的中医领域，我国许多朝代都产生过具有学术特色的学派，特别是金元时期，如刘完素的“主火论”，创立“六气皆从火化”、“五志过极皆为热甚”之说，其诊治多着眼于火热，擅用寒凉药物清泄火热，为后世温病学说开了先河。又如张从正的“主邪论”，认为人之患病多由邪生，提出“邪祛则正安”，治病以攻邪为要，善用汗、吐、下三法，反对滥用补药，后人称之为“攻下学派”。再如李杲的“脾胃论”，认为脾胃虚弱或功能异常是内伤疾病的主要矛盾，所谓“内伤脾胃，百病由生”，故其治病强调调补脾胃，被后世誉为“脾胃学派”。虽然他们临证并不忽视辨证论治，但临床上更重视各自的学术见解，突出各自的治病特色，从而使“证同治异”得到发扬光大，大大丰富了中医学的理论体系。

　　熟悉“同病同治”、“异病同治”的医者，对“证同治异”或许陌生。“证同治异”的提出，并不是笔者的标新立异，也不是对中医辨证论治精髓的轻易否定，而是提醒中医临床工作者在临证之时，不可胶柱鼓瑟，须认清辨证论治在具体运用时要有灵活性；同时也有抛砖引玉之意，希望更多开展此类问题的深层次讨论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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