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元洁：《金匮要略》中“助用焦苦"一句中“焦"乃衍文论

　　对于《金匮要略》第一篇中“上工治未病……”一段的理解，吴谦等人认为皆是张仲景原文，而尤在泾认为：“酸入肝以下十五句，疑非仲景原文，类后人谬添注脚，编书者误收之也。”从未有人怀疑过“夫肝之病，补用酸，助用焦苦，益用甘味之药调之”这句话有问题。笔者认为这句话中“焦苦”不可补心，“焦”乃气味，属于闻诊范畴，“焦”乃衍文。

　　1助用焦苦辨

　　诸多医家对于“补用酸”和“益用甘味之药以调之”的理解一致，即酸味的药品入肝补肝，甘味的药物入脾补脾，且缓肝之急。这些观点既有理论根据，也符合实际情况。但是各位《金匮》注家均未能正确解释“助用焦苦”。这是因为没有正确领会《内经》中五味入五脏的理论。《内经》云：“故心欲苦，肺欲辛，肝欲酸，脾欲甘，肾欲咸，此五味之所合也。”五味入五脏，并非都能直补本脏。酸可以补肝之阴血；甘可以补脾气；咸可以补肾阴；但是辛不补肺气，而是宣降肺气；苦不仅不补心，反而泻心火。黄连、栀子、木通都是苦寒人心的，谁说它们可以助心火?这是常识性的问题。就是这个看似易解的理论，让后人频频理解错误。而“苦”字前面加一个“焦”字更加不伦不类。

　　1．1焦苦助心说魏念庭曰：“若夫助其子势，即以助母之势也。’焦苦人心，助心必用焦苦，此旁治也。”魏氏只是含糊其辞地说“助心必用焦苦”，对于为何助心，助心的哪个方面，都没有答案。

　　1．2焦苦助心阳说吴谦说：“故治肝虚、脾虚之病，则用酸入肝，以补已病之肝，用焦苦人心，以助不病之心，用甘入脾，以益不实之脾。使火生土，使土制水，水弱则火旺，火旺则制金，金被制则木不受邪，而肝病自愈矣。”吴氏云“使火生土，使土制水”，火生土，就是心阳旺盛，可以温暖脾土，使脾土健旺，所谓母能生子也。如此说来，吴氏的意思，焦苦的药物可以人心助心阳。既然用焦苦的药物人心，可以使心火气盛了，何必还用甘味人脾的药物来制肾而使心火气盛，这不是多此一举吗?吴氏对于焦苦的药物是如何补心阳没有说明，或者因为难以解释而有意回避。按照一般常识，只有辛温的药物才能温心阳，如张僻景使用四逆汤、桂枝甘草汤、桂枝去芍药汤、桂枝去芍药加附子汤等温补心阳，这些药物可不是焦苦的。所以吴谦的说法不过是自以为是而已，和中医临床实际完全背道而驰。

　　1．3焦苦助心火说张玉清说：“焦苦入心，可以助心火……所以助用焦苦，如炒远志、炒麦芽、五味子、炒枣仁等品皆可选用。”根据张璐《本经逢原》记载，远志“辛苦温，无毒……入足少阴肾经气分，非心经药也。专于强志益精”。虽然炒远志在气味上算作焦苦，但是入肾经渐不入心经。根据汪昂《本草备要》记载，麦芽“成温。能助胃气上行，而资健运，补脾宽肠，和中下气，消食除胀，散结祛痰"0116}可见麦芽既无苦味，也不入心。张璐《本经逢原》记载，五昧子“酸温，无毒……兼入肺肾二经”。“酸枣仁味甘而润。熟则收敛津液，故疗胆虚不得眠，烦渴虚汗之证。生则导虚热，故疗胆热好眠，神昏倦怠之证；足厥阴少阳本药，兼入足太阴脾经”。可见五味子既无苦味，也不人心。酸枣仁明显既不苦，也不入心。所举四味药物，没有一味符合焦苦人心特征。事实上根本’没有可以补心火的苦药。

　　1．4焦苦温心阳滋心阴说陈修园说：“助用焦苦者，焦药性温人心，俾心气旺而感于肝也，如木得阳春之气，则欣欣向荣矣。过暖则为热，如盛夏溽暑薰蒸，枝垂叶萎，故必佐以苦寒之药，人心以清其火，养液以维其阳，阴长阳潜，木得遂其条达之性矣”。陈修园把“焦”理解为“焦药”，自古以来就没有看到药物的性味有“焦”的一说，《神农本草经》中也没有，只有把药物炒焦的炮制法。陈修园还说“焦药性温人心”，这就更没有什么道理了。药物炒制，是为了减轻寒凉药物的寒性，或者是为了降低滋腻药物的滋腻之性，或者是为了健脾胃，三种目的最终还是为了保护脾胃，怎么可能是为了人心?而且药物经过炒制，不过是减轻了寒性而已，依然属于寒性药物。比如炒黄柏、炒栀子，不能因为经过炒制而有焦味就说它们是性温的。陈修园还对“苦”进行了分析，说用苦寒药是为了防止焦味药物过暖而导致心火亢盛，而且可以滋液。焦味的药物，按照陈氏自己的观点不过是性温而已，又不是辛热的附子、肉桂，还需要用苦寒的药物防止其过热吗?而且苦寒的药物都具有燥性，不能够滋液，如黄连。可见，陈修园对于“助用焦苦”的分析毫无道理。

　　1．5焦苦清心说谭日强说：“肝虚的病，主要用酸味的药来生肝，即以补肝之体；辅用焦苦的药来清心，兼以护肝之阴；更用甘味的药来调脾，并以缓肝之急；这是肝虚正治的方法”。耳潭氏说用焦苦药清心、护肝阴，实际上是苦药可以清心火、护肝阴，所谓邪去则正安。谭氏把“焦苦”完全等同于“苦”，似乎不妥。

　　2违背经旨

　　前人对于“助用焦苦”，尤其是“焦”字的解释，不能令人满意，关键在于缺乏怀疑的精神。其实“焦苦”的称谓和《内经》记载矛盾。

　　《内经·金匮真言论篇》中黄帝问岐伯日：“五脏应四时，各有收受乎?”岐伯答道：“有。东方青色，入通于肝，开窍于目，藏精于肝，其病发惊骇，其味酸，其类草木，其畜鸡，其谷麦，其应四时，上为岁星，是以春气在头也，其音角，其数八，是以知病之在筋也，其臭臊。南方赤色，入通于心，开窍于耳，藏精于心，故病在五脏，其味苦，其类火，其畜羊，其谷黍，其应四时，上为荧惑星，是以知病之在脉也，其音征，其数七，其臭焦。中央黄色，人通于脾，开窍于口，藏精于脾，故病在舌本，其味甘，其类土，其畜牛，其谷稷，其应四时，上为镇星，是以知病之在肉也，其音宫，其数五，其臭香。西方白色，入通于肺，开窍于鼻，藏精于肺，故病在背，其味辛，其类金，其畜马，其谷稻，其应四时，上为太白星，是以知病之在皮毛也，其音商，其数九，其臭腥。北方黑色，入通于肾，开窍于二阴，藏精于肾，故病在溪，其味咸，其类水，其畜彘，其谷豆，其应四时，上为辰星，是以知病之在骨也，其音羽，其数六，其臭腐”。

　　这段经文论五脏各有味和臭，肝味酸，臭臊；心味苦，臭焦；脾味甘，臭香；肺味辛，臭腥；肾味咸，臭腐。“补用酸，助用焦苦，益用甘味之药调之”这句话中，肝脾二脏仅仅谈及用味补本脏，补心却用味和臭，这明显不符合正常的思维规律。昧是舌头尝出的味道，而且是药物的味道；臭是指人通过鼻子闻出的气味，不是药物的气味。上述医家认为“焦”是药物的气味，或者认为药物经过炒制就是焦味，就大错特错了。因为按照《内经》所论，肝臭臊，肺臭腥，肾臭腐，闻起来气味臊的东西可以补肝吗?闻起来气味腥的东西可以补肺吗?闻起来气味腐的东西可以补肾吗?显然不行。同样属于臭的“焦”也不能补心了。《内经》谈五脏之臭的目的在于诊断，就是用于四诊之中的闻诊，而非药物的气味。闻到人体散发出臊的气味，说明病在肝；闻到腥的气味，病在肺；闻到腐的气味，病在肾；闻到焦的气味，病在心；闻到香的气味，病在脾。临床上，糖尿病的患者口腔内可有一种烂苹果的气味，即肾病，其臭腐也。肝经湿热下注的患者，小便骚味重，即肝病，其臭臊也。肺结核患者咳出的痰气味腥臭，患者自觉口中腥味，即肺病，其臭腥也。心火亢盛的患者，口中有焦臭的气味，即心病，其臭焦也。有人喝了咖啡，如果很快小便的话，会闻到咖啡气味。咖啡的气味当然是香味。小便有香味，就是脾病，所谓脾，其臭香也。喝了咖啡就要去小便的人，咖啡还没有消化，说明这种人的脾胃不健运，或者脾气不统，所以营养物质容易流失。可见《内经》五脏和五臭的关系是先人长期观察总结出来的、比较可靠的诊断方法。把用于四诊的气味和用于补五脏的气味相提并论，医圣不会犯这种低级的错误。所以“焦”字是衍文。   

　　我们在阅读中医古籍的时候，如果遇到和中医常识相左的情况，既要敢于大胆怀疑，也要善于细心求证，如此才可去伪存真，去粗取精，进一步深刻、正确理解经文以期有效运用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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