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保：扶阳学派是中医理论的创新与发展

　　任何一种事物的生长都是从其内部进行的，即使需要不断地从周围的环境中汲取营养，也要有选择性地将其转化成能够融于自身的养分，才能使其完全融于自己的机体。中医的创新与发展固然不会例外，其理论的创新必然是在中医理论框架内进行的，这种创新就是对传统的一种拓展，也是对传统的一种延续和完善，而不是一种对传统的肆意否定和替代性的抛弃。就在唯科学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下，一些中医学界人士怀着一种文化自卑的心理走向西化，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用现代医学和自然科学去改造中医和创新中医的工作上时，真正的中医理论框架内的创新并没有停止，发源于四川地区、由清末名医郑钦安开创的扶阳学派就是其最好的例证。

　　中医理论创新与个性化诊疗

　　纵观中医的发展史，中医自身的发展在历史上一直包括两个内容，一个是中医队伍的组织建设和规模的扩大，一个就是中医理论的创新和完善。前者是中医政策所主导的，而后者则是中医理论自身所蕴含的理论展开，它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自发进行的，不是随着某些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当那些西化的中医人士在以西医的发展为参照标准把更多的怨气撒在中医理论身上时，他们却没有意识到中医理论在临床疗效上并没有弱化（比如中医治疗现代艾滋病和SARS病毒引起的非典型肺炎等疾病就具有很好的疗效）而需要革新，倒是中医队伍的规模正在减少，这才是中医真正需要解决的迫在眉睫的危机。

　　中医理论的创新有两条路径，一种是中医基本理论的创新，这种创新的可能性在今天是很小的，因为那些基本理论在《黄帝内经》里就已经基本完善，这是上古医家对人体和疾病认识的高度总结，今人难以出其左右；而中医的另一条创新之路却在历史上一直进行着，这就是针对疾病在既有的中医基本理论的基础上建立系统的诊疗方案，即中医的个性化诊疗体系。每一位中医在临床中都可以发展出一套符合自己个性的诊断、辨证与治疗用药的特色，使得中医的技术水平在相应的领域达到不断被超越的境界，继而不断地提高疗效。事实上如果某位中医家自己创建的个性化诊疗体系在治疗某一类疾病中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和卓越的疗效，那么它就会被有效地传承下来，形成一个学派。中医史上曾出现了众多的这类学派，比如伤寒学派、温病学派、金元四大家中的易水学派、河间学派等。中医学派的形成往往能够提高相应的诊疗领域的疗效水平，同时能够培养出一批高水平的学术传人来，这就是中医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在中医发展史上，每一个学派的产生都会推动中医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尤其是在今天中医学术发展缓慢的情况下，我们就更需要新的中医学派来刺激中医学术的进步。

　　扶阳学派的个性化诊疗特征

　　扶阳学派，一般称为“火神派”， 其创始人为郑寿全。郑寿全（1824-1911），字钦安，四川邛崃人，有医著《医理真传》、《医法圆通》和《伤寒恒论》传于世。他在临床诊疗过程中以重视阳气、善用附子干姜等辛热药著称，人誉“郑火神”、“姜附先生”，誉满川蜀。其传人有吴佩衡、祝味菊等著名医家，当代也有不少火神派的传人，如成都唐步琪先生等。

　　扶阳学派之所以能够以一种学派在现代著称，就是以郑钦安为首的几代医家形成了不同于中医史上出现的其他学派的个性化诊疗特征。

　　首先，在疾病的病因病机的阐述上，该学派重视人体元阳和阳气的作用，比如“阳者，阴之主也。阳气流通，阴气无滞”；“阳者，阴之根也。阳气充足，则阴气全消，百病不作；阳气散漫，则阴邪立起”；“元气为人生阴阳之主宰。人生立命全在坎中一阳。万病皆损于一元阳气”（郑钦安语）；“人生立命在于以火立极，治病立法在于以火消阴”，“病在阴者扶阳抑阴，病在阳者用阳化阴”（卢铸之、卢永定语）；“故善养阳者多寿，好戕阳者多夭。阳常不足，阴常有余”；“抗力之消长，阳气实主持之。阳气者，抗力之枢纽也”。（祝味菊语）

　　其次，在辨证论治上，该学派以阴阳辨证为纲，尤善辨阴证。比如郑钦安认为“一病有一病之阴阳”，“万病总是在阴阳之中”,“病情变化，非一端能尽，万变万化，不越阴阳两法”，因此“认证只分阴阳”。由于重视元阳的作用，所以该学派的医家尤其重视在临床中辨别阴证所体现出来的症状，诸如“少神或无神”，“喜卧懒言，四肢困乏无力，或踡卧恶寒，两足常冷”，“不耐劳烦，小劳则汗出”，“咯痰清稀或呕吐清冷痰涎、清水或清涕自流”，“语声低弱”，“唇色青淡或青黑”，“痛喜揉按”，“满口津液，不思茶水，间有渴者，即饮也只喜热饮”，“女子白带清淡而冷，不臭不黏”，“饮食减少，喜食辛辣煎炒极热之品，冷物全然不受”，“小便清长，大便通利”，“面白舌淡，即苔色黄也定多润滑”，“脉微或浮大而空”等，皆归于阳气虚衰的阴证。既然把阴证归于阳气或者元阳不足，那么治疗这类阴证必然采取温补法。

　　最后，由于扶阳学派擅于治疗阴证，借鉴《伤寒论》的经方用药，形成了重用附子、干姜、桂枝和肉桂等补阳药物的特色。在临床上该学派的医家多能大胆使用此类药，屡起沉疴，让世人折服。长期的阴证诊疗经验，也使得该学派的医家对相关补阳药物的应用颇有心得，比如“附子一药，辛以润之，致津液，通气化，可使肾中五液蒸腾敷佈，阳生阴长，此即阳中求阴生化无穷之理”（李可）；“附子的这个偏性，这个毒，正是它救命回阳之所在”，“桂枝法已经不是单纯的解表法。用在外证，她可以起到解表的作用，用在内证上，它可以协调阴阳”，“四逆法的运用那就太广了，它的作用不仅在于回阳救逆，还在于温肾纳下，临床上大多数慢性病人和危重病人最后都要从这个法上去收工，也可以说这个法才是治疗的真正目的，而其他的法都只是手段，手段是为了达成这个目的，达不到目的，要想真正治愈病，真正收工，是很困难的”。（卢崇汉语）

　　由此不难看出，该学派立根于《周易》和《黄帝内经》对自然和人体的基本认识，效法于《伤寒论》的理法方药，形成了属于自己的个性化诊疗特征，且代有传人。比如属于这个学派的现代有名的医家就有李可、卢崇汉和刘力红等人。目前这个学派的影响日益剧增，已经召开了首届扶阳论坛学术会议。

　　扶阳学派拷问中医标准化

　　自从西医传入中国以后，西医的发展模式和理论形态就一直在消极地影响着中医的发展。中医学界的一些人士接受了西医教育，在唯科学主义的意识形态的主导下，力图按着西医的标准来改造中医，比如要像西医诊疗理论那样把中医诊疗理论建成一个统一的知识体系，即中医的标准化研究。

　　中医的标准化研究完全是不顾中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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