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学研究现状的几个误区（一）

        在世界科技史上，中医学创造了历史的奇迹，没有任何一门科学像中医学这样历史悠久，展示出举世惊叹的顽强生命力；而在当今现代科学技术浪潮的冲击下，中医学一再面临严峻的挑战，没有任何一门科学像中医学这样，为“向何处去”这一生存发展的问题久久纠缠、困惑不安。建国伊始，党和国家为了发展中医事业，创办中医学校，成立各级中医医院和中医药研究机构，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经过50多年的努力，全国已有本、专科高等中医药院校45所，各级中医医院2620所，中西医结合医院194所，中医执业医师(含助理医师)、执业中药师2l万余人，取得了一批批省部级、同家级成果，颇受世人瞩目，并在世界范围内掀起阵阵中医药学习和研究的热潮。

　　然而，中医学如何在保持自身特色的基础上发展?中医科研如何深入?中医临床疗效如何提高?这些根本性的问题却越来越使人感到迷惘。无怪有学者惊呼“中医现代化的结果，将会使中医的阵地丧失殆尽”，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研究得出的中医成果，最终却无法纳人中医学的体系框架。在中医学古老的迷雾之上，又披上了一层现代的迷雾。中医学出路何在?回答是肯定的，任何学科的发展都有自身的规律，其规律决定于学科内部的矛盾运动及其研究方法的特点。离开中医学的规律去搞研究，研究得出的结果，必然纳入不了中医的学术体系。中医学发展至今步履维艰、方向不明，究其原因，在于未能把握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并由此形成一个又一个误区。

　　l“证”实质的定量研究

        “证”实质的研究，是中医学最为热门的课题。自1959年上海第一医学院得出肾阳虚病人存在下丘脑一垂体一肾上腺皮质轴不同环节、不同程度功能紊乱的结论之后，“证”实质客观指标的研究，引起了中医界的极大关注，并成为中医基础理论研究的前沿课题。除肾阳虚证外，肾阴虚、脾阳虚、脾气虚、心气虚、瘀m证、肝阳上亢证、寒证、热证等多种证型客观指标的研究相继展开，研究方法涉及分子生物学、生物化学、内分泌学、免疫学、微循环与血液流变学、病理形态学、物理学、数学等方面。同时，创制了许多“证”的动物模型，如“阳虚证”模型、“阴虚证”模型、“瘀血证”模型、“脾虚证”模型、“肝阳上亢证”模型、“寒证”模型、“热证”模型等，还取得了一些被认为是突破性的成果。如“脾气虚证”的客观指标，现已报道的有血清胃泌素、胰功肽、胃酸分泌功能、胃运动、血多巴胺B一羟化酶、神经功能状态等，其中重复性较好的是唾液淀粉酶活性降低和木糖排泄率增高。

        探求“证”的物质基础及其变化规律，寻找“证”的客观指标特异性，把各证定量地区别开来，被认为是“证”本质现代研究的最终目的。目前，“证”客观指标的选择几乎无所不包地涉及到现代医学的各个方面，研究的层次越来越深入，已达分子水平乃至基因水平。然而，研究得出的“证”的客观化指标，却无法让中医界接受，有的开始认为是比较特异的指标，却随着研究的深入而逐渐丧失了特异性。如唾液淀粉酶活性降低和木糖排泄率增高，对脾气虚、脾阴虚、脾阳虚三种证并不具有特异性；下丘脑一垂体一肾上腺皮质轴功能低下，可同样见于肾阳虚证和脾阳虚证。心功能减退被认为是心气虚证的主要客观指标，在心气虚证、脾气虚证的对照中具有特异性，但在心气虚证与心阳虚证二者之间，心功能减退则不具有特异性。实际上，在整个“证”本质研究中都存在特异指标不特异的问题。其根本原因，在于“证”本质实验研究的思维方法与中医学理论和思维方法的不符。

        对“证”概念的理解，人们通常是按照1986年全国中医证候规范研究第二次会议和1990年病名与证候规范研讨会对“证”的定义：“证是疾病发生和演变过程中某阶段本质的反映，它以某些相关的脉症，不同程度地揭示病因、病机、病位、病势等，为治疗提供依据。”按照这一定义，既然“证”是疾病发展阶段“本质的反映”，揭示了“病因、病机、病位、病势”，那么“证”研究的最终目的，必然也就是“证”的病理变化或机体病理反应的本质，即“证”的物质基础及其变化规律了。殊不知，这样一来，“证”研究的思路和方法，也就远远背离了中医学的基本理论。

        考察辨证论治的临证过程和思维特点，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证”是疾病演变过程中各种病理因素在体质、自然环境、社会心理等因素和多种矛盾综合作用下表现于机体的整体反应状态。“证”是诊察和思辨所得，不论作出的证名诊断如何，本质上都只是机体在疾病各种因素综合作用下表现于整体的反应状态的概括。辨证诊断的思维过程，并不去考究体内各种因素在疾病过程中分别有哪些作用和影响，甚至不去分析疾病始发病因的来龙去脉，而只是把握这些因素综合作用下机体的整体反应。因此，“证”的诊断具有整体性和动态性。任何一个“证”都不是单一因素量变的结果，任何一种疾病所表现的“证”都是动态的，只要影响疾病的各种因素(包括致病因素、体质、自然环境、社会心理等)中的某一种因素发生变化，所表现的“证”型就要发生变化。

        “证”的这种整体性和动态性的特点，决定了通过实验分析的方法去寻找某种证的具有特异性的生理生化指标是劳而无功的，中医的基本证型有几百个(赵金铎主编的《中医证候鉴别诊断学》有311个证型，邓铁涛主编的《中医证候规范》有178个证型)，加上各种兼证、夹证和合并证，证型可达上千个之多，要对这些证分别制定一套微观辨证的特异性指标，既不符合中医学的理论方法，在实验技术和手段上也是不可能的。       

        “证”的这一定义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不同的病因可以导致相同的机体反应状态；相同的病因，由于机体自身的调节功能或其他影响因素不同，可以出现不同的机体反应状态，这就是同病异治和异病同治的本质。每个人所处的环境十分复杂，许多疾病往往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甚至是远期因素作用的结果，要确定每一种因素在疾病发生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可能的。把握患病机体在各种因素共同作用下的整体反应状态进行辨证论治，比起寻找和针对各种病因进行治疗要简单得多，有效得多。

研究“证”的本质，必须遵循中医的理论体系，遵循中医学辨证论治的思维方法和特点。首先，必须搞清楚“证”的基本结构要素是什么，“证”的各基本要素之间和证候体系各层次之间是什么关系，并按流行病学调查的方法，制定每个“证”的辨证标准，亦即首先必须进行“证”的规范化研究，只有确定了规范化的“证”，才可以有进一步研究“证”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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