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汉方医药的历史教训与中医药现代化问题思考
核心提示： 近代以来，中医药理论的科学性以及中医药继承与发展问题引起中医药界内部和社会各界的长期争论。自20世纪初期开始，众多学者就尝试对中西医药学进行比较，以探求中医药的发展方向。但时至今日，中医药的发展方向问题仍然
近代以来，中医药理论的科学性以及中医药继承与发展问题引起中医药界内部和社会各界的长期争论。自20世纪初期开始，众多学者就尝试对中西医药学进行比较，以探求中医药的发展方向。但时至今日，中医药的发展方向问题仍然困扰着人们。笔者现试对日本“废医存药”历史教训进行总结，就我国长期以来存在的“废医存药”倾向进行分析，并对我国中医药现代化的方向选择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以期引起有识之士对这一问题的重视和研究探讨。
1 日本汉方医药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1．1重方证对应、轻辨证论治，基础薄弱
公元5世纪初，古朝鲜医方开始传入日本。公元562年，《明堂图》等中医药文献传到日本。公元8世纪日本颁布《大宝律令•疾医令》后，在医事制度和医学教育等方面模仿唐制。直至明治维新以前，汉方医药一直是日本医学的主流。在其后1 200余年问，传入日本的中医药学在日本本土文化土壤下不断发展，逐渐形成具有日本本土特色的汉方医药学，其间也涌现了不少著名的医学家和传世之作，对后世汉方医药乃至整个中医药学的发展都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汉方医药学自16世纪后叶起逐渐分为‘3个流派，即古方派、后世派和折中派。其中，古方派自兴起至今，一直在汉方医药中占主导地位，是汉方医药中的主流学派。这一学派独尊仲景，倡用古方，以“方证对应”作为其临床基本思维模式。其实，他们所谓的“证”与中医固有的“证”的内涵不完全相同，不包含任何病因、病机成分，只是症状或一组症状集合的“症候群”，与仲景所提出的“汤证”也不完全是同一概念。他们所谓的“方证对应”并非中医的辨证求因、审因论治，而只是根据症状选择方剂，并根据症状进行药物加减而已，与仲景创立倡导的辨证论治相去甚远。
近50年来，日本汉方学者在“方证相对”、“方病相对”方面大做文章，使汉方医药陷入了似中似西、非中非西的误区。日本汉方医药在分析病情用药时，只注重某一“汤证”的二元分析法，而不懂得方剂变化的道理。日本汉方医药变成了古典方和百病对应的“方证相对”、“随证治疗”、“按病名处方”，甚至无视“证”进行处方。
1．2理论基础先天不足，西化冲击根基尽失
日本医家因受汉语水平的限制，难以完整理解中医药学的内涵，在中医药文化传入日本之始，日本医家就比较偏重于治疗经验的吸收，忽视基础理论的探究，在汉方医药发展的一千多年间始终未能摆脱理论基础的先天不足。不少汉方医药史上颇有影响的医家在其传世之作中均无脏腑、经络等理论的论述而专以各类疾病的治疗为主要内容，给汉方医药的发展埋下了隐患。
明治维新之后，随着现代西方科学文化的传入，日本出现了轻视、排斥传统文化的倾向．白1873年以后，日本制定、颁布了一系列法规、政策，意在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与科学，使汉方医药学受到了断根绝源的致命扼杀，日本汉方医药学从此一蹶不振，失去了主导医学地位，并最终走向衰落。
2 日本汉方医药发展的主要历史教训
目前，有些学者常用日本汉方制剂的出口销售额来证明日本汉方医药现代化的成功，这是一个认识上的误区。日本汉方制剂令人称赞的出口销售额，无法掩盖日本汉方医药在日本国民健康保健中地位的日渐衰落。日本汉方医药所走的“废医存药”之路，逐渐把日本汉方医药引向死路。资料显示，日本年销售额达到600亿美元的药品市场，汉方药仅占l．3％。
随着世界各国回归自然，崇尚天然疗法，传统医药学迎来一个非常有利的发展环境。这期问，日本凭借现代科学技术，追求新汉方制剂成分明确、质量可控、包装精美，迎合西方公众的口味，大搞汉方制剂西化。这些努力使日本汉方制剂在世界传统医药产品出口中独领风骚。许多具有传统医药基础的亚洲国家，将日本汉方制剂大量出口视为日本传统医药发展战略的巨大成功，纷纷效仿，而完全忽略了事物的另一面——失去了传统医药学理论的日本，所存留的只是经过异化的“方”和“药”。药存而医亡，单纯凭借现代理化手段是无法真正将传统汉方医药引向长久发展坦途的。现代日本没有一所正规的汉医药学校，日本汉方医药正在变成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二战以后，日本开始了一系列现代改革，许多学者重新认识汉方医药，采取了一系列举措推动汉方医药学的发展，开展汉方医药学的研究与振兴活动，也取得了诸多进展和成就。但经过历史上釜底抽薪式的摧残，日本汉方医药从整体上恢复元气绝非易事教训非常深刻。
3我国中医药研究已出现“废医存药”的倾向
清末文人俞樾著《废医论》，首开“废医存药”论调先河，只承认中医药在疗效方面的经验价值，不承认中医理论的指导作用。此后百年当中，“废医存药”的观点一直影响着中医药研究实践。
“废医存药”的初衷是只取经验药物和经验方剂，在医疗实践中使用，废弃传统中医药理论的指导；而现代通常表现为一味强调运用现代理化方法，从中药中提取分离活性成分，按照现代医学生理、病理原理和临床药理、病理指标指导这些活性成分的临床应用，用西方现代医药理论代替中医药理论指导临床实践。现代“废医存药”者，还利用现代科学手段弄清中药活性成分，提取分离后进行产业化生产，强调与国际接轨，追求得到美国FDA的认可，进入世界主流医药市场。如此研究开发出来的“现代中药”，根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药，而只是天然药物，甚至是地地道道的西药。如果说这种研究对医药学的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那也是促进了现代医药学的发展，而不是为传统中医药学的继承和发展开辟道路。“废医存药”的发展思路如果成为中医药学研究的主流，那将使曾为中华民族的繁衍兴旺作出过巨大贡献的传统中医药沦落到只能为现代医药学的发展提供线索和研究素材的地位。中医中药唇齿相依。“废医存药”的发展思路，不仅不能将中医药学引向现代化的发展坦途，而且将使中医药的发展之路变得越来越窄，最终走向末路。中医药学的发展思路关系到我国中医药现代化的方向选择，事关我国传统中医药学的发展和生死存亡。
4我国中医药现代化的方向选择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废医存药”导致日本汉方医废药亡、日渐衰落的历史教训表明，不能脱离中医理论孤立地进行中药研究，必须杜绝“方证相对”与“方病相对”在我国的重演。近年来，“方证相对”与“方病相对”的研究有蔓延之势，有些甚至以“科研成果”的形式在扩大着影响，不可等闲视之。
笔者无意全盘否定运用现代科学方法对中药的活性成分、体内代谢过程、作用机理等方面进行研究，也承认这种研究对于现代医药学的发展具有推动作用。所强调的是，上述研究不应当成为中医药研究的主流，更不能成为中医药研究的全部。
目前，中医药学还不可能与现代西方医药学融合成一体的“现代医药学”，中医药学在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需要走相对独立的发展道路。中药的研究开发应与中医临床研究紧密联系。应用现代科学研究方法，一定要采用严谨的科研设计、先进的观察手段，以保证所研究观测的是中医药学上的疗效，而不是西方医药学上的疗效，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维护中医药研究的特点和尊严。
中药现代化与中医现代化密切相关。中医现代化问题的实质是中医如何在新形势下继续发展，使中医学术达到更为先进水平的问题，而不是使传统中医学彻底改弦易辙，转轨到现代西方医学的轨道上去。多年的实践表明，中医现代化不能走“中医西化”的道路，中药现代化也不能走“中药西制”的路子。我们应该对过去的中医药科学研究进行认真反思。将中医药概念和理论跟现代医药学对号入座的研究方法，实际上是西方医药学强加于中医药学的削足适履的研究方法，不可能给中医药的发展带来好处；相反，中医药的特色与优势却有可能在这种研究中化为乌有。总之，中医药现代化的发展方向选择是一个战略问题。笔者认为，其总的思路应当把自由还给中医药，让中医药有更多的自由创新的机会。
1 日本汉方医药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1．1重方证对应、轻辨证论治，基础薄弱
公元5世纪初，古朝鲜医方开始传入日本。公元562年，《明堂图》等中医药文献传到日本。公元8世纪日本颁布《大宝律令•疾医令》后，在医事制度和医学教育等方面模仿唐制。直至明治维新以前，汉方医药一直是日本医学的主流。在其后1 200余年问，传入日本的中医药学在日本本土文化土壤下不断发展，逐渐形成具有日本本土特色的汉方医药学，其间也涌现了不少著名的医学家和传世之作，对后世汉方医药乃至整个中医药学的发展都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汉方医药学自16世纪后叶起逐渐分为‘3个流派，即古方派、后世派和折中派。其中，古方派自兴起至今，一直在汉方医药中占主导地位，是汉方医药中的主流学派。这一学派独尊仲景，倡用古方，以“方证对应”作为其临床基本思维模式。其实，他们所谓的“证”与中医固有的“证”的内涵不完全相同，不包含任何病因、病机成分，只是症状或一组症状集合的“症候群”，与仲景所提出的“汤证”也不完全是同一概念。他们所谓的“方证对应”并非中医的辨证求因、审因论治，而只是根据症状选择方剂，并根据症状进行药物加减而已，与仲景创立倡导的辨证论治相去甚远。
近50年来，日本汉方学者在“方证相对”、“方病相对”方面大做文章，使汉方医药陷入了似中似西、非中非西的误区。日本汉方医药在分析病情用药时，只注重某一“汤证”的二元分析法，而不懂得方剂变化的道理。日本汉方医药变成了古典方和百病对应的“方证相对”、“随证治疗”、“按病名处方”，甚至无视“证”进行处方。
1．2理论基础先天不足，西化冲击根基尽失
日本医家因受汉语水平的限制，难以完整理解中医药学的内涵，在中医药文化传入日本之始，日本医家就比较偏重于治疗经验的吸收，忽视基础理论的探究，在汉方医药发展的一千多年间始终未能摆脱理论基础的先天不足。不少汉方医药史上颇有影响的医家在其传世之作中均无脏腑、经络等理论的论述而专以各类疾病的治疗为主要内容，给汉方医药的发展埋下了隐患。
明治维新之后，随着现代西方科学文化的传入，日本出现了轻视、排斥传统文化的倾向．白1873年以后，日本制定、颁布了一系列法规、政策，意在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与科学，使汉方医药学受到了断根绝源的致命扼杀，日本汉方医药学从此一蹶不振，失去了主导医学地位，并最终走向衰落。
2 日本汉方医药发展的主要历史教训
目前，有些学者常用日本汉方制剂的出口销售额来证明日本汉方医药现代化的成功，这是一个认识上的误区。日本汉方制剂令人称赞的出口销售额，无法掩盖日本汉方医药在日本国民健康保健中地位的日渐衰落。日本汉方医药所走的“废医存药”之路，逐渐把日本汉方医药引向死路。资料显示，日本年销售额达到600亿美元的药品市场，汉方药仅占l．3％。
随着世界各国回归自然，崇尚天然疗法，传统医药学迎来一个非常有利的发展环境。这期问，日本凭借现代科学技术，追求新汉方制剂成分明确、质量可控、包装精美，迎合西方公众的口味，大搞汉方制剂西化。这些努力使日本汉方制剂在世界传统医药产品出口中独领风骚。许多具有传统医药基础的亚洲国家，将日本汉方制剂大量出口视为日本传统医药发展战略的巨大成功，纷纷效仿，而完全忽略了事物的另一面——失去了传统医药学理论的日本，所存留的只是经过异化的“方”和“药”。药存而医亡，单纯凭借现代理化手段是无法真正将传统汉方医药引向长久发展坦途的。现代日本没有一所正规的汉医药学校，日本汉方医药正在变成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二战以后，日本开始了一系列现代改革，许多学者重新认识汉方医药，采取了一系列举措推动汉方医药学的发展，开展汉方医药学的研究与振兴活动，也取得了诸多进展和成就。但经过历史上釜底抽薪式的摧残，日本汉方医药从整体上恢复元气绝非易事教训非常深刻。
3我国中医药研究已出现“废医存药”的倾向
清末文人俞樾著《废医论》，首开“废医存药”论调先河，只承认中医药在疗效方面的经验价值，不承认中医理论的指导作用。此后百年当中，“废医存药”的观点一直影响着中医药研究实践。
“废医存药”的初衷是只取经验药物和经验方剂，在医疗实践中使用，废弃传统中医药理论的指导；而现代通常表现为一味强调运用现代理化方法，从中药中提取分离活性成分，按照现代医学生理、病理原理和临床药理、病理指标指导这些活性成分的临床应用，用西方现代医药理论代替中医药理论指导临床实践。现代“废医存药”者，还利用现代科学手段弄清中药活性成分，提取分离后进行产业化生产，强调与国际接轨，追求得到美国FDA的认可，进入世界主流医药市场。如此研究开发出来的“现代中药”，根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药，而只是天然药物，甚至是地地道道的西药。如果说这种研究对医药学的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那也是促进了现代医药学的发展，而不是为传统中医药学的继承和发展开辟道路。“废医存药”的发展思路如果成为中医药学研究的主流，那将使曾为中华民族的繁衍兴旺作出过巨大贡献的传统中医药沦落到只能为现代医药学的发展提供线索和研究素材的地位。中医中药唇齿相依。“废医存药”的发展思路，不仅不能将中医药学引向现代化的发展坦途，而且将使中医药的发展之路变得越来越窄，最终走向末路。中医药学的发展思路关系到我国中医药现代化的方向选择，事关我国传统中医药学的发展和生死存亡。
4我国中医药现代化的方向选择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废医存药”导致日本汉方医废药亡、日渐衰落的历史教训表明，不能脱离中医理论孤立地进行中药研究，必须杜绝“方证相对”与“方病相对”在我国的重演。近年来，“方证相对”与“方病相对”的研究有蔓延之势，有些甚至以“科研成果”的形式在扩大着影响，不可等闲视之。
笔者无意全盘否定运用现代科学方法对中药的活性成分、体内代谢过程、作用机理等方面进行研究，也承认这种研究对于现代医药学的发展具有推动作用。所强调的是，上述研究不应当成为中医药研究的主流，更不能成为中医药研究的全部。
目前，中医药学还不可能与现代西方医药学融合成一体的“现代医药学”，中医药学在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需要走相对独立的发展道路。中药的研究开发应与中医临床研究紧密联系。应用现代科学研究方法，一定要采用严谨的科研设计、先进的观察手段，以保证所研究观测的是中医药学上的疗效，而不是西方医药学上的疗效，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维护中医药研究的特点和尊严。
中药现代化与中医现代化密切相关。中医现代化问题的实质是中医如何在新形势下继续发展，使中医学术达到更为先进水平的问题，而不是使传统中医学彻底改弦易辙，转轨到现代西方医学的轨道上去。多年的实践表明，中医现代化不能走“中医西化”的道路，中药现代化也不能走“中药西制”的路子。我们应该对过去的中医药科学研究进行认真反思。将中医药概念和理论跟现代医药学对号入座的研究方法，实际上是西方医药学强加于中医药学的削足适履的研究方法，不可能给中医药的发展带来好处；相反，中医药的特色与优势却有可能在这种研究中化为乌有。总之，中医药现代化的发展方向选择是一个战略问题。笔者认为，其总的思路应当把自由还给中医药，让中医药有更多的自由创新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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