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春鹏：文化、哲学，中医学发展的两翼
近年来，中医与文化、中医与哲学的关系成为中医界及各界学者关注和讨论的重要话题。2006年《医古文知识》杂志更名为《中医药文化》，中国哲学史学会中医专业委员会2007年1月在京成立。2007年5月“中医药传统文化论坛”在南京举行。2008年11月，由中华中医药学会与中国哲学史学会联合主办，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与广州中医药大学中医药发展中心承办，中国哲学史学会中医哲学专业委员会、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中心等单位协办的“全国中医学方法论研讨会”在东莞举行。北京的“中医影响世界论坛”定期举行相关问题的理论研讨会。
中医这些年确实受到了党和政府及社会各界的关注。国家对中医研究的投入较之过去有了大大的提高，社会上热心、关心中医事业发展的人不断增加。当然这其中也有相反的声音。张功耀、方舟子等人重弹几十年前废止中医药的老调，遭到了舆论的严厉批评甚至唾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医的路怎么走，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重要课题。中医的路怎么走?如何继承、发展中医这份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首要的问题是必须对中医有一个科学和正确的认识。我们不能抽象地理解看待中医学，必须回到中医学赖以产生的文化背景和哲学思维方式中才能对中医学有一个基本准确的把握，才能为中医未来的发展指明可行的路向，否则南辕北辙，将一事无成。我认为把中医、文化、哲学三个概念结合起来考虑是正确认识中医学的必然选择和要求。
一、以文化背景为支撑
从文化哲学的角度看，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文化活动。所谓文化的本质含义就是自然的人化。文化是人和社会的存在方式，它映现着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人类的物质和精神力量所能到达的程度、方式和成果。医学是发生较早的人类实践活动，甚至可以说有了人类就有了人类的医学实践活动。这源于生命内在地包含着疾病的自然本性。医学实践从抽象的角度看是患者与医生、医院的实践套往关系，但更准确地说这种实践交往关系是植根于与定的文化背景之上的，是深受这种文化制约的。无非是这种文化背景对身处其中的人来说，太过自然、平常了，以至于感觉不到它的存在。但当我们做跨文化的对比研究时，这种文化背景的重要意义马上就会彰显出来。上古时代的医疗实践普遍带有巫术文化的色彩，这已为人类医学史的研究所证明。东西方人对中医、西医的不同态度也可以证明这一点。西医刚刚传入我国时大多数中国人是不相信的，典型的如袁世凯，他至死不看西医。相反，西方人也不相信中医，认为中医用草根树皮治病是巫术。如中国人、日本人特别是韩国人都相信人参的治疗保健价值，但美国人并不相信。电影《刮痧》也生动形象地反映了由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西方人不理解中国传统的刮痧疗法，误认为是对儿童的虐待，由此展开了一系列的矛盾冲突。当然，电影最后的结果是西方人理解了中国的中医疗法，而实际上美国人现在还并不真正理解、相信中医。任何医学都是一定文化的产物，现代医学(西医)是现代以科学技术为主的文化的产物。中国人对西医由初传入时的不信任到今天的自觉选择是现代科学技术文化在中国取得统治地位的必然结果。所以一定的文化背景是一定的医学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土壤和基础。中医学的产生和发展依赖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中医学本身也成为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医学的存在与发展离不开传统文化，二者是鱼与水的关系。几十年来，由于中国近现代的文化转型，大的文化背景有了巨大的改变。人们对传统文化、传统的思维方式逐渐陌生了，在现代西方科技文化的大背景下，或者说以西方文化的思维模式来看待中医学，中医学的本真面目就不自觉地被遮蔽了，导致了当今的很多中医师不能准确地掌握中医学的思维，从而严重地影响了中医的疗效。以至人们对中医学的价值、存在的意义产生了怀疑。近几年来情况有了转机，与传统文化热、国学热相伴生，在中医界、中医大学校园里传统文化、中医文化受到了人们的关注。这是人们的认识深化、提高的结果。人们普遍认识到离开传统文化来谈中医，对中医的认识就会越来越浅薄，中医就会越来越枯萎。只有回到传统当中，对中医的理解认识才能丰富、准确，中医学才会丰满、鲜活。所以中医学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可以比喻为土壤与禾苗的关系，只有土肥才能苗壮。
二、以哲学观念为指导
任何一门科学都蕴含着一定的哲学基础，中医学也不例外。中医学是以中国古代哲学为其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基础的。哲学本来不是我国固有的名词，源于古希腊语，是由“爱”和“智慧”两词合成，是热爱智慧、追求真理之意。汉语的“哲”即“智慧”、“聪明”等意，故日人译为哲学，我国沿用之。我国古代虽无哲学之名，但类似于西方哲学的智慧之学是极其丰富的。广泛存在于自先秦以来的诸子百家以及儒、释、道三教，乃至文学艺术和自然科学之中。哲学在古代属于“道”的范畴。《易传》曰：“形而上者，谓之道。”明确指出，“道”是超越于有形事物之上的一般原理。中国古代哲学谈论。“道”与古希腊哲学以来的西方哲学传统完全不同，西方哲学是把哲学的对象，即所谓的第一实体从具体事物中抽离出来，作形而上的玄思；中国古人虽然也对道、器作了分别，但从来没有把“道”从“器”中割裂出来，作形而上的玄思，而是认为道不离器，器不离道，道、器统一。所以中国古代的哲学不是脱离人生的少数精神贵族的专利，而是指导人生的普遍法则。《中庸》说：“道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道，从词源说，就是人应走的道路，人生的法则。道既贯穿于一切的器物之中，贯穿于人生中，同时也贯穿于人所创造的一切技艺之中。“艺”或“术”，在古代是个广义的范畴，包括今天所说的文学、艺术，以及科学、技术。古代虽然有“德成而上，艺成而下”之说，但古人从没有把“道(德)”与“艺”分离开来理解，总是把二者结合起来考虑。孔子日：“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这是孔门教学的总纲，同时也表明孔子把“道”和“艺”看成是统一不可分割的东西。道是艺的根据，只有“志于道”，才能“游于艺”。没有“道”的指引，“艺”则失去了灵魂与生命，就不会成为高明的“艺”，也就不能在“艺”中“游”(自由翱翔)了。反之，道也不是抽象的存在，“道”一定要通过具体的“艺”来自我展现。．据说孔子就身通“六艺”。子贡说：“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子贡的这句话正好说明了道与艺的统一关系。文章是具体可见的，属“艺”，而“性与天道”则是不可见的，属“道”。“道”不是具体事物，当然不可直接感知，但却可以通过一定的“艺”而了解。所谓“文以载道”，“文如其人”就是此意。具体的“技”、“艺”达到一定高度必然进入“道”的境界。《庄子》中“庖丁解牛”的故事就是“技进于道”的典型表达。所以在中国文化、中国哲学中，道与艺是一对不可分割的范畴。中国古代的哲学绝不是西方哲学式的脱离经验事物，脱离具体技艺的抽象的理论系统，而是道艺合一的生命体验。中国古代的各门具体科学(艺)也都蕴含着丰富的“道”，以“道”为其内在生命与灵魂。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作为“道”的哲学对具体科学的发展具有指导意义。中医学从其奠基之作《黄帝内经》开始就自觉把医学(“艺”)提升到道(哲学)的高度来认识。据统计，“道”字在《内经》中出现269次之多。具体的有“天地之道”、“阴阳之道”、“养生之道”、“生化之道”、“医道”、“针道”、“诊道”等不同的道。《内经》自觉地把医学之。艺”建立在哲学之“道”的基石上。《内经》反复申言“道者，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长久”。其后历代医家都继承了《内经》以医为道，艺不离道的传统。孙思邈一方面把医学定位为“艺能”，“医方卜筮，艺能之难精者也”；一方面又认为除了必须具备医学方面的知识以外，还必须对“《周易》六壬”，妙解精熟，才能成为大医。《周易》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也就是今天所谓的哲学。就是说只有通晓哲学的医家才能成为大医。元代大医学家朱丹溪，就持以医为道的医学观。他认为“医为吾儒格物致知之一事”。对《素问》与仲景遗书视为载道之书。他说：“《素问》，载道之书也”，“仲景之书，载道者也”，“故非吾儒不能读”。明代著名医家张景岳((医非小道记》云：“夫性命之道，本乎太极，散于万殊。有性命，然后三教立；有性命，然后五伦生。故造化者，性命之冶炉也；道学者，性命之绳墨也；医药者，性命之赞育也。……医之为道，岂易言哉!”历史上的伟大医家，都不是仅知方药的医工，而是学贯天人的通人大儒。可见医学之艺与哲学之道是不可分割的体用关系。医学之“大用”必以哲学之“全体”为根基、前提。哲学与医学是根基与枝叶的关系，只有根系发达，才能枝繁叶茂。今天人们注意探讨中医学与古代哲学的关系，证明人们对中医学与哲学的内在关联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这对正确地认识与理解中医学是大有裨益的。
总之，文化是土壤、哲学是根基，中医学是在中国传统文化土壤的滋养下，在中国传统哲学的粗壮根基上成长起来的绚丽花朵。今天，面临西方医学、西方文化强烈冲击的中医学，一方面，应该与时俱进，积极吸纳一切有益于自身发展的现代科学成果；另一方面，更不能丢弃自己的土壤与根基，唯有如此才能保持自己的主体性，保持自己的独立存在，才能吸纳西方文化的积极因素，发展自己；相反，如果抛弃了自身的土壤与根基，不要说发展，恐怕只有自取灭亡一途了。这是当今关心中医学前途、命运的人应该具有的清醒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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