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中医治病的几个误区
祖国医学浩如烟海，博大精深，其医学理论更是玄妙幽微，充满哲理。她以朴素的唯物辩证法提出“天人相应”论，指出人体脏腑生理活动与四时宇宙变化相类似，用“阴阳五行学说”概括人的生理活动，病理变化。她的理论既朴实又幽深，既抽象又严谨，既富想象力，又具有科学性……。她的理论与现代医学不但毫不相悖，而且有异曲同工之妙，并具有极强的可操作性和互补性!
要当好一名中医的确不易，既要有一定的文学修养，又要有严谨的逻辑思维；既要有深厚的中医理论造谐，又要有丰富的临床经验；既要遵循古训，更要结合现代医学科学，才能承担起医生的神圣职责。但是，不少中医从业者在临床诊疗中还存在某些误区。
l按图索骥
中医的理论、诊断、治疗上有着自己独具的特点，整体观念、辨证施治是中医理论的精髓。故临床用药处方必须分表里、辨寒热、察虚实，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切忌药性方剂滔滔不绝，处方用药生搬硬套；如：凡是头痛就用川芎茶调散；脚痛即投独活寄生汤；水肿概用五苓散、五皮饮；咳嗽全拟华盖止嗽散……，不是遵循辨证论原则；而是“按图索骥”，显然疗效不佳，甚者反生他证。
2拘泥于古方古法 、
中医有几千年历史，从神农尝百草到《本草纲目》；从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到王清任的《医林改错》，可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历代医学各有建树，理论自成流派，对中医的发展和进步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其中确有不少名方、经方、时方现在仍广泛应用于临床。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古人对某些疾病的见解不深，甚至误解，其理论也有一定的局限性，所以在理论方药上难免有误。经过几千年的洗礼和锤炼，我们对中医、中药的理论认识更趋完善，所以在参照古方古法时，一定要“师古而不泥古”，对有些古籍的治疗方法和处方药物要批判地继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况且现代与古代在环境、气候、饮食、起居、生活习惯等均有很大的差异，所以处方用药必须要因人、因时、因地制宜，在应用古典经方时，其剂量、伍用方法都应灵活应用，同时参照现代科学对中药成分的分析。“鉴古知今”才能相得益彰，泥古不化，贻害不浅。
3囿于西医病名
现代医学的检测手段对疾病的认识已达到很高的境界，现代医学的发展对中医学亦有极大的促进作用。这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既是压力也是动力。只要我们把握好中医的传统理论，吸收现代科学知识，为我所用，可使中医如虎添翼。社会的发展，科学的进步，环境的变化，导致很多新的疾病发生。西医对疾病的命名，让中医工作者犹如雾里看花，总觉得和中医病名大相径庭。有时被西医病名所左右和困扰，在临床用药牵强附会而往往收不到好的效果。所以我们在临床工作中，不要囿于西医的病名，而要坚持运用中医理论辨证、辨病论治。如现代医学所谓的“炎症”，临床不能简单地去理解为“实热证”，而去清热祛火。而在辨证上西医的“炎症”不一定属于“火热”范围，而有不少属于“虚、湿、寒、瘀”等证。故在治疗上宜据证施以补虚、祛湿、温寒、化瘀才能取效。有些精神疾病如精神分裂症、抑郁症、神经官能症，临床又可分为“肝火扰心”、“心肾不交”、“肝郁不舒”、“痰蒙心窍”等多种情况，临床辨证不可不察，处方用药各有不同；还有如传染病“伤寒”，辨证属于中医的“湿温”；谈之色变的“非典”，辨证属于中医的“疫毒”、“邪犯膜原”……。当然现代医学对疾病的认知，对中医在临床用药时，也有极强的指导意义，如面神经炎的口眼歪斜，与病毒感染有关；暴盲为眼底出血所致；有些晕仆、失语为癔症所致等……总之中医治病不能被西医病名所束缚，必须运用中医理论指导用药。当然借助现代科学的指导，效果将会更好。我们提倡的中西医结合，也应是西医辨病、中医辨证，才能相辅相成。
4与西医理论相混淆
中医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论，她的脏腑、神经概念与西医的概念是不一样的，西医的脏器是单纯的解剖学概念，而中医的脏腑即指解剖学的某一个脏器，又包括西医的一个系统或几个系统的一部分功能，所以两者的脏腑理论不能相提并论。如中医的“左肝右肺”是指肝气行于左，肺气行于右，并非指肝脏在左，肺脏在右。中医认为“肝开窍于目”，是指目疾与中医所说的“肝”有关或“肝火上炎”，或“肝肾亏损”或“肝阳上亢”，并非指西医所说的肝炎、肝功能异常。中医认为“肾主骨开窍于耳”，所以一些骨骼病变、耳聋耳鸣，中医认为与“肾”有关，也并非西医所指肾脏病变或肾功能异常。
中医与西医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理论体系，千万不能混为一谈，但在诊断治疗上，可以相互参考，相互补充。
总之，祖国医学源远流长，精奥无比。其理法方药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对某些慢性病、疑难病和功能性疾病的治疗疗效是现代医学不能比拟的，她是中华民族的瑰宝。我们中医工作者要发扬光大，必须要刻苦钻研和发掘祖国医学理论。在临床实践中要走出以上误区，才能使祖国医学更好地应用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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