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鹏：医易研究的缺憾
核心提示：《易经》是群经之首，古代传统文化背景下的业习中医者亦常喜谈《易经》，孙思邈曾云：“凡欲为大医，必须谙熟《素问》、《甲乙》、《黄帝针经》、明堂流注、十二经脉、三部九候、五脏六腑、表里孔穴、本草药对，张仲景、王叔和
《易经》是群经之首，古代传统文化背景下的业习中医者亦常喜谈《易经》，孙思邈曾云：“凡欲为大医，必须谙熟《素问》、《甲乙》、《黄帝针经》、明堂流注、十二经脉、三部九候、五脏六腑、表里孔穴、本草药对，张仲景、王叔和、阮河南、范东阳、张苗、靳邵等诸部经方。又须妙解阴阳禄命、诸家相法，及灼龟五兆、《周易》六壬，并须精熟，如此乃得为大医。”要求医家谙熟医理的同时亦应具备广博的传统文化修养，医易互参方成大医。
成书于战国时期的《易传》，吸收先秦诸家尤其是儒家、道家、阴阳家的思想以释《易经》，把易从最初的占筮之用进行了理论上的升华，其后宋明理学以儒为基，援引道释，更注重对易理的发挥，以周敦颐《太极图说》为代表的太极思想对明代命门学说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建构作用，其时医家常把易理与医理相比较，形成了独特的医易相关论，受此种思潮影响甚大的张介宾曾言：“不知易，不足以言太医。”医易之间的相关性研究也一直是时下中医学“医学-哲学”模式研究的焦点，“医源于易”、“医易同源”、“医易相通”、“医易会通”、“医易两分”、“医先于易”等等，众说纷纭，却常有不足之处。
首先，任何医家思维方式的形成都会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具有不同知识背景的人去看同样的事物亦会透过不同的角度，此是常理，可想而知一个对易理具有相当知识储备的医家亦常会从易理的角度来理解和阐发中医学的理论，由自己的感受来谈易学对中医学的重要性，其中自然不乏太过之处，如精通易理天文的张景岳便说：“《易》之为书，一言一字皆藏医学之指南，一象一爻咸寓尊生之心。”
因为历史时期的不同，在传统文化知识储备相对不足的今天，也许那些曾经在古代看来并不深奥的、用来阐释医理的易学思想，反倒成了我们读古书备感吃力的原因，读金元明医家著作中用易理卦象比喻人体生理、病理及药理等内容时尤感如此，遂常应和古人“不知易不足以言太医”之说。我们不得不思考一下，今天对于那些医理上早已阐发很完善的医理，我们有没有必要再浪费大量的时间去读透比附于其后的、在古人看来也许相对简单的易理解说？难道读不懂这些就不能成为一名好的中医大夫？这实在是扭曲了时下传统文化与中医学相关性研究的最终目的。我们要做的是透过这种研究合理评价传统文化影响中医学的方式及其在中医学理论中的主次地位，最终还是要更好地发展和彰显中医学的自然科学属性，使理论更好地服务于临床，而不是让每个中医临床大夫都捧起《周易》以易理来理解医理，如此不免机械呆板了。
其次，有必要梳理一下医易相互影响的整个历史过程，明确这个过程中不同历史时期两者相互影响的方式，并在此基础上合理评价易医究竟有多大的相关性，舍此分析，则一切“医源于易”、“医先于易”之说都无多大价值。
比如，先秦两汉之际中医学以《内经》为代表，广采同时期儒、道、阴阳等诸家之长，把临床实践经验逐步系统化、理论化，形成了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这个时期《易经》在其古老占筮之用的基础上亦结合儒家思想，形成了以《易传》为代表的、从象数和易理两方面阐发经文的哲学思辨著作。在这个历史时期，如果谈“医易同源”，讲医或《易经》都源于对自然、社会和生活的体悟与感受，或者讲《内经》或《易传》的形成都参考借鉴了诸家之说，都不为过。如果非要讲“医源于易”，认为《内经》吸取了《易经》中的阴阳理论作为其哲学基础，暂不论《易经》中仅有阴阳爻之象对阴阳并无直接、深入的表述，从文献学角度来看《内经》有称引古书的习惯，如《上经》、《下经》、《揆度》、《奇恒》等，如果真是所谓的医源于易，《内经》用易理来建构医学理论体系，那么应当有对易的引语，而翻看《内经》其直接引用《周易》之处亦不多见。有人提出《灵枢·九宫八风》所载的九宫图，基本沿用洛书，是《内经》源于易的明显例证，其实河洛之说仅见于《易传》不见于《易经》，而且在《易传》中仅出现一次,并未加以展开发挥，因此只能说《内经》和《易传》作为道家、儒家、阴阳家等诸家学术大融合的产物，都曾引用借鉴过河洛之说，而不能据此说是医源于易，如同是道家的思想虽然在《内经》中有更为明显的引用和体现，也不能说医源于道。有的学者讲：“《内经》作者的高妙之处在于化裁了《周易》的语言，融汇了《周易》的实质。”实在是大谈医易相关的思想在作怪。
比如，受理学重视易学的影响，金元医家经常把易理作为医理之外的、辅助性的哲学解释用来更好地阐述和论证其医学论点，此哲学解释相对于《内经》《伤寒论》等“经典”论据、特定历史时期的疾病谱等现实依据因素已属次要，因此不能本末倒置认为中医理论依据易理而建立，金元医家在当时的文化背景和社会政治氛围下能医理与易理互相阐发，用易理、用“圣学”之理更形象、更有力地阐释医理，是那个特定历史时期的特色和优势，但不能据此让现在的中医大夫盲目研易耗费光阴，这并不是中医传承和现代化的内涵。同样受理学影响，其后明代又与金元不同，易理已不是金元之时的“附庸”哲学解释，易理直接参与中医理论的构建，如太极与命门、先后天与肾脾先后天论等，因此针对这个时期言医源于易并不为过，现在要研习命门、肾脾先后天论等明代医学思想就必须要认真读易，认真分析易理在医理建构过程中的框架作用，并在此基础上合理评价这些医学理论的临床实际应用价值。
总之，医易相关研究作为传统文化与中医学相关性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要讲逻辑、讲主次，要全面、要公允，医与易两个不同的体系,在一定范围内进行研究是有意义的，不能故弄玄虚、哗众取宠。
成书于战国时期的《易传》，吸收先秦诸家尤其是儒家、道家、阴阳家的思想以释《易经》，把易从最初的占筮之用进行了理论上的升华，其后宋明理学以儒为基，援引道释，更注重对易理的发挥，以周敦颐《太极图说》为代表的太极思想对明代命门学说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建构作用，其时医家常把易理与医理相比较，形成了独特的医易相关论，受此种思潮影响甚大的张介宾曾言：“不知易，不足以言太医。”医易之间的相关性研究也一直是时下中医学“医学-哲学”模式研究的焦点，“医源于易”、“医易同源”、“医易相通”、“医易会通”、“医易两分”、“医先于易”等等，众说纷纭，却常有不足之处。
首先，任何医家思维方式的形成都会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具有不同知识背景的人去看同样的事物亦会透过不同的角度，此是常理，可想而知一个对易理具有相当知识储备的医家亦常会从易理的角度来理解和阐发中医学的理论，由自己的感受来谈易学对中医学的重要性，其中自然不乏太过之处，如精通易理天文的张景岳便说：“《易》之为书，一言一字皆藏医学之指南，一象一爻咸寓尊生之心。”
因为历史时期的不同，在传统文化知识储备相对不足的今天，也许那些曾经在古代看来并不深奥的、用来阐释医理的易学思想，反倒成了我们读古书备感吃力的原因，读金元明医家著作中用易理卦象比喻人体生理、病理及药理等内容时尤感如此，遂常应和古人“不知易不足以言太医”之说。我们不得不思考一下，今天对于那些医理上早已阐发很完善的医理，我们有没有必要再浪费大量的时间去读透比附于其后的、在古人看来也许相对简单的易理解说？难道读不懂这些就不能成为一名好的中医大夫？这实在是扭曲了时下传统文化与中医学相关性研究的最终目的。我们要做的是透过这种研究合理评价传统文化影响中医学的方式及其在中医学理论中的主次地位，最终还是要更好地发展和彰显中医学的自然科学属性，使理论更好地服务于临床，而不是让每个中医临床大夫都捧起《周易》以易理来理解医理，如此不免机械呆板了。
其次，有必要梳理一下医易相互影响的整个历史过程，明确这个过程中不同历史时期两者相互影响的方式，并在此基础上合理评价易医究竟有多大的相关性，舍此分析，则一切“医源于易”、“医先于易”之说都无多大价值。
比如，先秦两汉之际中医学以《内经》为代表，广采同时期儒、道、阴阳等诸家之长，把临床实践经验逐步系统化、理论化，形成了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这个时期《易经》在其古老占筮之用的基础上亦结合儒家思想，形成了以《易传》为代表的、从象数和易理两方面阐发经文的哲学思辨著作。在这个历史时期，如果谈“医易同源”，讲医或《易经》都源于对自然、社会和生活的体悟与感受，或者讲《内经》或《易传》的形成都参考借鉴了诸家之说，都不为过。如果非要讲“医源于易”，认为《内经》吸取了《易经》中的阴阳理论作为其哲学基础，暂不论《易经》中仅有阴阳爻之象对阴阳并无直接、深入的表述，从文献学角度来看《内经》有称引古书的习惯，如《上经》、《下经》、《揆度》、《奇恒》等，如果真是所谓的医源于易，《内经》用易理来建构医学理论体系，那么应当有对易的引语，而翻看《内经》其直接引用《周易》之处亦不多见。有人提出《灵枢·九宫八风》所载的九宫图，基本沿用洛书，是《内经》源于易的明显例证，其实河洛之说仅见于《易传》不见于《易经》，而且在《易传》中仅出现一次,并未加以展开发挥，因此只能说《内经》和《易传》作为道家、儒家、阴阳家等诸家学术大融合的产物，都曾引用借鉴过河洛之说，而不能据此说是医源于易，如同是道家的思想虽然在《内经》中有更为明显的引用和体现，也不能说医源于道。有的学者讲：“《内经》作者的高妙之处在于化裁了《周易》的语言，融汇了《周易》的实质。”实在是大谈医易相关的思想在作怪。
比如，受理学重视易学的影响，金元医家经常把易理作为医理之外的、辅助性的哲学解释用来更好地阐述和论证其医学论点，此哲学解释相对于《内经》《伤寒论》等“经典”论据、特定历史时期的疾病谱等现实依据因素已属次要，因此不能本末倒置认为中医理论依据易理而建立，金元医家在当时的文化背景和社会政治氛围下能医理与易理互相阐发，用易理、用“圣学”之理更形象、更有力地阐释医理，是那个特定历史时期的特色和优势，但不能据此让现在的中医大夫盲目研易耗费光阴，这并不是中医传承和现代化的内涵。同样受理学影响，其后明代又与金元不同，易理已不是金元之时的“附庸”哲学解释，易理直接参与中医理论的构建，如太极与命门、先后天与肾脾先后天论等，因此针对这个时期言医源于易并不为过，现在要研习命门、肾脾先后天论等明代医学思想就必须要认真读易，认真分析易理在医理建构过程中的框架作用，并在此基础上合理评价这些医学理论的临床实际应用价值。
总之，医易相关研究作为传统文化与中医学相关性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要讲逻辑、讲主次，要全面、要公允，医与易两个不同的体系,在一定范围内进行研究是有意义的，不能故弄玄虚、哗众取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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