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登本 孙理军 张景明:中医研究应合理运用现代实验研究方法

　中医基础理论学科在上世纪80年代至今，一直运用现代实验研究的方法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探讨，如“肾开窍于耳”、“肾主骨”、“脾为之卫”、“抽马血建立脾虚动物模型”、“肺合大肠”等，通过这些研究，我们发现，在创新性思维的指导下，借用现代的实验研究方法不失为研究中医理论的有效途径，但如何在重视中医理论前提的指导下，进行科研设计；如何将实验的各项数据和检测结果，实事求是地、客观地、准确地解释和评价实验所验证的相关中医理论。这是需要我们认真对待和不断探索的重要问题。 　　为了说明上述观点，此处仅以三个实例说明之。例一，某项研究课题，其研究论文发表在国内一知名中医杂志上，内容是通过左归丸干预动物骨髓干细胞，达到使切除部分肝脏的肝细胞再生的实验研究，最后得出了揭示“肝肾同源”理论的科学内涵，以及《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肾生骨髓，骨髓生肝”的结论是正确的。《内经》这一观点的正确性毋庸置疑，问题是这个实验本身仅仅通过左归丸对骨髓干细胞的干预，观察实验动物模型被切除的肝细胞的再生情况，就得出了如此结论，其设计是有缺陷的。一是此实验没有观察左归丸对肾脏细胞（西医的解剖概念）的影响；二是没有观察左归丸对肾脏细胞→骨髓干细胞的干预；三是没有研究左归丸对肾脏细胞→骨髓干细胞→肝细胞的影响；四是没有观察左归丸对肾脏细胞→骨髓干细胞的干预→心、肺、脾、胃、大小肠、脑等脏器细胞的影响，也就是说没有设立相关实验的对照组。在上述这些关键性实验未完成的情形下就得出“肾生骨髓，骨髓生肝”是正确的，并进一步推论此是“肝肾同源”理论科学内涵的结论，显然有失偏颇。因为中医藏象理论中的肝、骨髓尽管涵盖了西医解剖学中的肝脏和骨髓干细胞，但解剖学中的肝脏和细胞学中的骨髓干细胞决不完全等同于藏象理论中的肝和骨髓。该研究的结果仅能说明左归丸可以改善模型动物的肝细胞再生，但是无法∕并且不可能完全揭示“肝肾同源”的科学内涵，因为在“肝肾同源”理论背景下发生的“肝肾阴虚，水不涵木”所致的肝阳上亢证，进而发展为肝风内动证的机理，这决不可能用干预骨髓干细胞改善肝细胞再生的结论去解释。 　　这一课题存在的问题：一是混淆了中西医学评价体系的差异；二是混淆了解剖学知识在中西医理论构建中的差异；三是混淆了中西医理论中解剖学概念的差异；四是仅通过“左归丸对MSG—肝细胞再生—大鼠肝再生的影响”的实验研究，就得出这一研究揭示了“肝肾同源”的科学内涵的结论，有以偏赅全之嫌。 　　例二，“肺合大肠”理论的研究。在天津有关“肺与大肠相合”实验模型的基础上，也有人循此思路，通过药物中毒引起大鼠结肠炎的模型，观察模型大鼠肺脏相关免疫物质的变化，以期从免疫学角度进一步证实“肺合大肠”理论的正确性，试图从免疫学角度揭示这一理论发生的机理。但是实验的结果却是阴性的，并未出现阳性的结果。课题组在排除了实验技术操作可能造成失误的原因之后，认为之所以会有如此结果，是因为用西医学实验室方法来研究中医理论（尤其是基础性的理论）的思路存在问题。“肺合大肠”理论的构建是在多因素综合作用下发生的，其中有解剖学因素、经脉的络属、生理机能的相互配合、病理变化的相互影响等，更重要是受阴阳、五行、气化等哲学背景的影响。该课题仅以这五者中的一两个因素为出发点进行造模，即或取得阳性结果，也必然和出现阴性结果一样，对揭示“肺合大肠”理论的机理徒劳无益、毫无意义。同样也陷入了用西医学的实验研究思路来研究中医学的相关理论、用西医学的评价指标体系来评价中医相关知识的误区之中。 　　例三，糖尿病动物模型的研究。我们看到几个新药开发后的总结报告论文及某研究课题的论文，文中都运用了国内成熟的糖尿病动物造模方法，即用四氧嘧啶或腺嘌呤损害胰岛细胞，使胰岛素释放减少，血糖升高，由此模拟临床糖尿病患者，然后用中药干预，得出某种结论，开发出某种新药。从报道的论文中发现，课题研究者认为四氧嘧啶或腺嘌呤所造的动物模型模拟了“1型”或“2型”糖尿病，因此得出了实验中所使用的中药可用于临床1型或2型糖尿病患者临床治疗的结论。此研究亦存在如下缺陷：一方面，临床医生都明白，糖尿病临床分为1型、2型、其他类型三种，“其他类型”中还有6种亚型，四氧嘧啶或腺嘌呤造模的血糖升高仅是这6种亚型中的“药物或化学药品中毒”所致，只能称为“药物性糖尿病”。而1型、2型糖尿病的病因至今尚未彻底揭示，所有实验模型并未模拟出真正的1型、2型糖尿病模型动物。另一方面，这些研究并没有观察此模型造模结束后，给予或不给予胰岛素干预，其模型动物的胰岛素水平、血糖水平的变化情况，在没有设立这样的对照组的前提情况下，此模型只能是限定于“药物中毒”所致的糖尿病模型，并不能说明其是1型还是2型糖尿病模型，更不能推导出所研制的药物能用于1型或2型糖尿病的临床治疗。 　　仅从以上三例可以看出，中医学和西医学是两个文化背景完全不相同的知识体系，但在两者研究的对象、研究的内容、研究的目的和意义方面却是基本相同的，据此而论，两者应当是完全可以相互通约的。但是在历经近百年“零距离”的相互碰撞之后，仍然是难以通约，至于将两者的理论进行结合，更是步履艰难，此处就以“证”为例予以说明，证的研究虽然已有50多年的历程，研究的领域几乎涉及到西医学的神经、内分泌、免疫，甚至基因水平等各个层面，但在研究的病种上仅仅局限于高血压、糖尿病、肾炎、肝炎、支气管哮喘等为数不多的几个病种上，研究的结果如何呢？迄今为止，仍然是没有一个“证”的研究结论能得到中西医学界的公认，没有找到任何一个或数个指标是中西医学界都公认的某证“金指标”，更没有将这些研究的成果付诸于临床实践。何以致此？其中的原因恐怕是两者相互间都存在着某种“文化缺失”，而因这种“文化缺失”造成了“文化鸿沟”。

(如果您认为转载内容侵犯了您的权益，请及时联系我们，本网站将在收到信息核实后24小时内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