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超凡 周长发：中医治疗思想决定中医治则治法与疗效

　　经过20多年各级研究人员的不懈努力，中医治则研究在治则文献、概念、层次、基本内容以及临床治则等各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为将中医治则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笔者现重点提出有关“中医治疗思想”的研究。中医治疗思想是在古代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的影响下，逐渐发展成为以整体观为核心、以辩证法为特色的中医治疗理论体系。在中医治疗理论体系中，中医治疗思想与中医治则治法及疗效不是平行关系，而是上一级与下一级的关系，即中医治疗思想决定中医治则治法与疗效，中医治疗思想是中医治则治法与疗效的基础。 　　1 中医治疗思想与中医治则治法的联系与区别 中医的治疗思想是我国历代医家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对人体的生理活动、心理变化、外感病邪、内伤七情引起的病理变化进行反复认识，不断检验，总结整理，由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从而形成一整套治疗各种疾病的思想(临床思维)。这种思想能反映治疗疾病的一般规律，能有效地指导中医临床实践。治疗思想是在治疗原则产生之前的临床思维，在中医治疗学中具有统帅地位和主导作用。它和其它思想规律一样，先有思想，才派生出原则。如在中庸思想、相反相成思想指导下，才有调整阴阳、以平为期的治则；在形神统一思想、整体和谐思想指导下，才有治病求本的治则；在天人合一思想指导下，才有三因制宜、随证治疗的治则；在辨证思想指导下，才有同病异治、异病同治、正治反治的治则；在预防思想指导下，才有治未病、既病防变的治则。 治疗思想与治疗原则在医疗实践中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是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的。中医治疗思想与中医治则都指导中医临床实践，但指导的层次有高低之分，指导的范围有大小之别。中医治疗思想与治疗原则是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 中医的治疗思想有较高的抽象性，治疗原则的抽象性比治疗思想较低，但原则性、定向性则强一些。如在动态思想、融化发展思想指导下的扶正祛邪治则，就有一定的原则性、定向性。扶正祛邪应做到扶正不恋邪、祛邪不伤正，它所指的是体虚邪盛病证的变化。治则在中医理法方药中属于理的部分，它进一步指导立法、处方、用药。 一般说来，大部分治则不包括具体治法，也不与具体治法相对应，但能从不同的角度指导着治法的选择及具体应用，这是指治则对治法的指导作用。治法通常指治病的方法和方式，如汗、吐、下、和、温、清、消、补八法，就是最常见的治法。 从治则与治法的区别来看，治则抽象程度比治法高，对于防病治病具有较普遍的指导意义，能指导治法的选择与应用。而治法对病证的针对性强，是治则理论在临床实践中的具体运用。因此，治则与治法的关系如同战略和战术的关系。 就治则与治法的联系而言，治则与治法最直接的联系表现为治则与治法之间存在着交接层次。 总之，中医的治疗思想对中医治则、治法起着指导作用，而中医治疗思想又必须通过中医治则、治法而体现。中医治疗思想与中医治则、治法有着十分明确的区别，但它们之间又是紧密相连、密不可分的。 2没有中医治疗思想．就没有中医治则治法 中医治疗思想是中医治疗原则产生之前的治疗思维，如果没有中医治疗思想，就不可能产生中医治则。笔者试举中医整体治疗思想与中医“三因制宜”治则的关系为例，藉以说明。中医治疗思想的核心是整体观，即中医治疗疾病必须有一种人与自然、人体内部是一个统一整体的观念。中医认为，人体疾病的产生就是人与自然、人体内部之间的统一遭到破坏，而中医治疗就是要使人与自然、人体内部的统一重新达到平衡，这就是中医治疗思想。在这种治疗思想的指导下，才可能产生“三因制宜”的治则。如果没有人与自然、人体内部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观念，也就没有人与自然、人体内部统一的破坏产生疾病这一观念，也不可能有调整被破坏的人与自然、人体内部不协调治病的观念，即治疗思想观念的确立，更不可能产生因人、因时、因地制宜的“三因制宜”治则。因为没有确立人与自然、人体内部是一个统一的整体的观念，就不会考虑时间与患者、地点与患者、人的体质与患者的关系。但往往由于整体观念看起来比较“虚”，而三因制宜看起来比较“实”，所以，一般研究者较重视后者，而不重视前者。 北宋大文学家苏东坡曾拟订“圣散子”一方，在当年大疫时，苏东坡用圣散子治之，取得很好的效果。过了一段时间，其他地方也逢大疫，苏东坡照样用圣散子治疗疫民，结果却治死了许多。由于苏东坡不是医生，他思想中没有整体观念，也就不可能产生一个“因地制宜”治则。所以在具体治病过程中，违背了中医治病“整体观”的治疗思想，也根本不可能有“因地制宜”治则的确立。我们可以从《苏沈良方》中看出苏东坡头脑中并无正确的治疗思想。《苏沈良方》说：“予尝论治病有五难：辨疾、治疾、饮药、处方、别药，此五也。……此五者大概而言，其微至于言不能宣，其详至于书不能载，岂庸庸之人而可以言医哉?”从中可以看出，苏东坡在治病之难中唯独未想到“治疗思想”之难。其实真要治好病，治疗思想的确立要比所谓“五难”难多了。“五难”若错，危害尚不致命；而“治疗思想”一错重则一命休矣，中则遗患无穷，轻则至少也是病不能愈。 　一些治则研究者较重视“因地制宜”，而对整体观念重视不够，那么这类研究就有可能失去基础。另外，这类研究到了一定时候就会“止步不前”了。 中医治法是在中医治则指导下产生的具体方法，而中医治则是在中医治疗思想基础上产生的，所以中医治法也是在中医治疗思想基础上产生的。明末苏州名医吴有性创造了“宣通”治法，他治疗疾病常用下法。据《急证急攻》篇记载：“温疫发热一二日，舌上苔如积粉，早服达原饮一剂，午前舌变黄色随现胸膈满痛，大渴烦躁，此伏邪即溃，邪毒传胃也，前方加大黄下之，……午后复加烦躁发热，通舌变黑生刺，鼻如灼煤，此邪毒最重，复瘀到胃，急投大承气汤。”吴氏日三易方，二用下剂，确实体现了其治法特色。但吴氏的这种治法，正是在他治病“导引其邪，打从门户而出，可为治法之大纲”的治疗原则指导下的具体应用。而吴氏的这种独特治则治法，也正是他“病邪从口鼻传入”、“治病以祛病邪为主”的治疗思想的具体体现。而他的这一治疗思想正是从人与自然为统一整体的观念中引申出来的。吴氏认为，自然产生了邪，邪从口鼻侵犯人，这样人与自然就失去了统一。而把邪驱出人体，人与自然又趋统一，疾病也自然痊愈了。 从以往关于吴有性治病的研究中可以看出，大部分研究比较重视吴氏治病以“下”为主的治疗方法，或许也有的研 究重视吴氏治病以“祛邪”为主治疗原则。但对于吴氏治疗思想——“邪”实“从口鼻入”而破坏自然与人的统一整体。 “祛邪”以恢复自然与人的统一整体，往往不够重视。因而有关研究无法深入下去。 在继承老中医经验的工作中也存在着这一问题。往往继承者十分重视抄录被继承者的几张方子，而对老中医的治则治法很少关心，更不要说对老中医治疗思想的继承。因此，常常有继承人认为老中医没什么可以被继承的，终于“入得宝山，空手而归”。 《伤寒论•序》云：“夫天节五行，以达万变，人禀五常，以有五藏；经络府俞，阴阳会通；玄冥幽微，变化难极。自非才高识妙，岂能探其致理哉!……观今之医，不念见术经旨，以演其所知；各承家技，始终顺旧。有疾问疾，务在口给，相对斯须，便处汤药。……夫欲视死别生，实为难矣。” 中医古有“同病异治”治则，而无明确的“异病同治”治则。但在不断的临床实践过程中，发现有些不同疾病可以采用相同的治疗方法。如某些支气管哮喘与红斑狼疮都可以用温补肾阳的方法治疗，而且往往都可以取得较好的疗效。为什么呢?原来这两种病都有肾阳虚弱的共同病理基础。在“透过病证现象看疾病本质”、“具体疾病、病证具体分析”治疗思想指导下，不同的疾病只要有共同的病理基础，就可以用相同的治疗方法治疗。那么，假如这两种病的病理基础不一样，如红斑狼疮是由热毒引起，而支气管哮喘是由肺虚引起，这时可以用同一种方法治疗这两种病吗?不可以。因为这两个疾病的本质不一致，所以不可以用同样方法治疗这两个不同的疾病。固有的治则是由治疗思想决定的，而发展出来的治则也是由治疗思想决定的。 那么，为什么一般研究者偏爱中医治则治法的研究，而忽视中医治疗思想的研究呢?简言之，前者易，后者难。《顾氏医镜》中说：“医之书，炎黄之书也，亦夫人而言说之矣，而卒弗读也。何则?文辞古雅，道理渊深，难以解悟。故庸浅之流，望而蹙额，一见药性及症方歌诀等书，便奉为至宝，不知入门一错，误人误己。少年不学，老大徒伤，追悔何及!而好高之辈，又辄自称，读《金匮》书，遵仲景法，偏执不化，疗病投剂，务必争夺术异，是好高偏执之杀人，与庸浅不学之杀人等耳。”顾氏的话虽偏激了些，但这些警告也有一定道理。中医治疗思想难悟，而治法、方药易学，故研究者往往取后者作为主要研究对象。我们认为前者更加重要，只要有条件就不能放弃对它的研究！ 　　3 中医治疗思想决定治疗效果 中医自古就确立了唯物的与疾病作斗争的治疗思想。如《灵枢九针十二原》说：“今夫五脏之有疾也，譬犹刺也，犹污也，犹结也，犹闭也，刺虽久犹可拔也；污虽久犹可雪也；结虽久犹可解也；闭虽久犹可决也。或言久疫之不可取者，非其说也。夫吾用针者，取其疫也，犹拔刺也，犹雪污也，犹解结也，犹决闭也。疾虽久，犹可毕也。言不治者，未得其术也。”这种积极的唯物主义治疗思想始终指导着几千年来中医成功地治疗各种疾病。 纵观当今，越来越多的“不治之症”呈现在医学界，如癌症、艾滋病、糖尿病、类风湿性关节炎等，形势十分严峻。《内经》早已指出：没有不可以认识和征服的疾病，而许多貌似“不治之症”，这是医者“未得其术”的问题。那么，如何提高我们治病的疗效呢?要“求得其术”，唯有中医积极的唯物主义治疗思想。 某报刊曾刊载l例因错误应用中医治疗思想而导致误治、最后致死的典型病案，现摘录如下： 患急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的一女青年，持续高热3 d，体温40～41℃，经西医抢救，高热不退，而请中医会诊。 A中医认为，体温40～41℃，高热为主，面潮红，大汗出，脉浮数大，口渴，酷似人参白虎汤证；四肢拘急、抽动，属阳热过盛、引动肝风之候，唇淡、舌淡，血色素6．5 g，为血亏。证属：阳明热极引动肝风，气虚血亏，本虚标实，病情重笃。 急则治标，治宜寒药急清之，佐以益气补血熄风。方拟：人参白虎汤合当归补血汤加羚羊角、金银花，其中生石膏用100g。 B中医认为，面虽红但如妆，脉虽浮大应指似有力，但按之空空然，口虽渴但不欲饮，汗出不止，扪之湿凉，为漏汗，时利下清水，躁动，四肢手足厥冷，虽体温40～4l℃，但无实热之象。辨证为孤阳上越，阴竭阳脱危证。治宜热药急温之，先回阳救逆，阳回再以救阴，药用通脉四逆汤加猪胆汁增损。 从会诊意见中可以看出，A中医的治疗思想与B中医的治疗思想是截然相反的。后来主诊医师采用了A中医的治疗方案，因为他们认为B中医的治疗方案太冒险：患者持续高热危及生命，若再用热药，岂非“火上加油”!下午三时会诊，五时即急浓煎A中医之方，予患者频频少量灌服。药后证情急转直下，四肢厥冷过膝，面咣自如蜡纸，两目直视失神，于夜半病殆…。 从这一病案中，我们可以看出A中医治疗思想是错误的，他违背了形神统一思想，因而不能正确应用中医治病求本的治则。而B中医的治疗思想是正确的，他看到患者形神不统一的情况，而在形神统一的思想指导下，确立了治病求本的治则。B中医明确指出，此患者“热”为形、“阴竭阳脱”为神，治病求本，先回阳救逆，阳回后再以救阴，这是正确的治疗思路。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中医治疗思想不是可有可无。中医治疗思想的正确与否，直接影响到治疗效果，甚至决定生死。这个病例的教训，使我们不能不认识到中医治疗思想的重要性。 再举上海中医药大学凌耀星教授治疗颈部淋巴上皮细胞癌病案为例：患者，男，66岁。1984年6月，发现右侧耳下腮腺部有一肿块，不红不痛。某医院诊为囊肿，采用保守治疗，后见肿块不断增大，经检查诊断可能为混合瘤，于1985年12月28日做手术切除，出院诊断为右颈上部淋巴上皮细胞癌，于1986年1月30日一3月24日进行放射治疗。因怀疑有鼻咽部转移可能，故扩大放射部位，加大放射量，总剂量为7 000拉德。放射治疗期间开始服中药治疗，服药3年余，诸多症状消失，身体健康，存活至今已10年余。 凌教授根据患者主症以及精神萎顿、舌光剥色红、脉弦数，辨证为放疗灼阴所伤，气阴两亏，治以益气滋阴为主。基本方为：①健脾益气：黄芪15～30g，党参12～15 g，土炒白术12 g；②养阴生津：北沙参12 g，麦门冬15 g，天门冬12 g，天花粉15 g，玄参12～15 g，生地黄15 g，玉竹12 g，石斛9 g；③益。肾：熟地黄15 g，淫羊藿12 g。以上列基本方为主组方，服用3年。 本案例最大的特点是基本方中无抗癌中草药。凌教授[2]认为“本病虽为癌症，乃由混合瘤转变而成，毒性较低，既经切除，又经放疗，故单从益气养阴扶正着手进行修补调整，提高机体的免疫机制，以加强自身的抗癌防护，足矣。” 从本病例的治疗过程可以看出，凌教授始终在整体思想指导下进行治疗，不是见癌即用抗癌药，而是通过各种措施来提高患者整体抗病能力，因而，即使从头到尾的治疗过程中没有用过一味抗癌药，也能使患者癌症得到治愈。 　　4结语 　　上述论证表明，只有中医治疗思想才能决定中医治则、治法与疗效。当前较重视中医治则、治法与疗效的研究，而有忽略中医治疗思想研究的倾向，值得我们注意!如果我们重视了中医治疗思想的研究，不仅可以使中医治则、治法的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或许当前一些疑难杂症和所谓“不治之症”也会“得其术”，而竟得以攻克。所以，当前重点提出发扬光大中医治疗思想是十分必要，也是十分及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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