裘索：中西医药哲学思想比较及对“科学”的再认识

1中医药学的哲学思想 中医药学是中国传统中宝贵的文化形式，是中国科学的代表形式之一。中医药学在医药学实践中特殊的、基本的疗效对中华民族的生存、繁衍有过极其重要的作用。对中医药学的正确认识及其发展思路的研究，需要以中医药哲学的研究作为基础，对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能产生中医药学的哲学思想进行发掘，进而研究中医药学的科学性。 对于中医药学生存、发展方向的困惑而言，面对的问题既是中医药哲学带来的，也是以哲学对中医药学提出的本体论承诺出现的。这表现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中医药学学科的科学性及其产生的哲学基础与我们现在所熟知并运用自如的现代科学和哲学对其进行研究而产生的误区，另一方面则要求中医药学本身能证明其自身的科学性和哲学基础，即中医药学的学科性在本体论哲学的支持下表明其科学形式与哲学方式的统一。 中国哲学和中医药学的关系，表明了中医药学的思维方式在与中国哲学的基本规律的统一性中展示出的科学上的重要意义。进行中国哲学研究—真正想探索中国哲学奥秘、并认为中国哲学是不同于西方哲学的、具有独立的哲学形式，就应在《周易》、《道德经》、《内经》及《论语》等儒家和道学经典的研究上下功夫，这是研究中国哲学的基本方法，也是研究中医药哲学的基本方法。 对中医药学的哲学思维进行的研究，以发现其基本规律，这是中医药学的基础理论问题，这已成为现代以来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如果承认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并且承认中国传统文化的形式具有独立性一一中医药学也因此具有完全不同于西方医药学的形式，那么，对生成中医药学的哲学思维及其基本规律的研究只能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自在的哲学反思—哲学的承诺和推定的统一并进行推定的结果。生成传统文化的历史和逻辑只能是历史和逻辑在传统文化形式中的统一。所以，对生成传统文化的哲学基础进行推定，只能是由传统文化所承诺的哲学—哲学所能推定的传统文化形式在哲学形式上的统一。哲学在传统文化母体的自在性，使其被传统文化所承诺和推定，而不可能以任何外来文化所承诺的哲学进行推定。对中医药学的哲学研究，是以哲学的承诺和推定法进行的研究。由于中医药学的哲学基础和基本规律只能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母体中寻求，这种研究只能是传统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易经》是中国哲学的基础，而中医药学是运用中国哲学思维所产生的成熟的科学形式。 《周易》是中医药学的哲学基础，其具体影响了中医药学的脏腑理论、经络理论、阴阳气血理论、病理病机理论、诊断理论、治疗理论、方剂学和本草理论。而作为中医药学的经典——《内经》，其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为中医药学的发展进步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其医学理论不但为医经之首，因此成为医家必须精通的基础理论形式，而且作为对人体的有形之存在的形式方面的研究，也成为不同于西方医学模式的独立的医学体系。 深入研究《周易》、《道德经》及《内经》的哲学思维，对中医药学的继续进步将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2西医药学的哲学思想 西方本体论奠基人巴门尼德从逻辑论证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存在”的概念，它是唯一的、不变的、不生不灭的，这就导致后来的“不可毁灭的实体”，乃至于“不可毁灭的物质“的概念。巴门尼德之后，西方自然哲学的特点是把事物看成是个组合物，开始深入探求物质内部结构。恩培多克勒的四根说、阿那克萨哥拉的种子说皆是其体现。后来，留基波与德谟克利特提出了原子论。根据原子论的观点，世界是“构成”的，而非“生成”的，因而人们的注意力集中于其构成元素的分析，而非其统一本原之探讨。 文艺复兴后，西方从教会的影响下解放出来，并导致以实验为基础、以数学为语言的科学理论。西方近代哲学的奠基人笛卡尔提出的“我思故我在”被称为是近代“我”的觉醒。笛卡尔把思想和物质对立起来，即把自然界看成一个严格按必然性运行着的、按数学法则建立起来的机器，而面对着这样一个死寂的宇宙是活生生的、能动的、自由的精神。笛卡尔的二元论意味着，在“我”与世界之间可以分割开来，而把物质世界看成一架与自己毫不相干的机器，借助这种分割就可以对世界做客观描述。这种思维方式影响西方世界2个世纪。所以黑格尔说过，思维和存在的对立是近代哲学的出发点。牛顿采用这种机械的自然观来构造他的力学体系，巨大的宇宙机器是因果完全确定的。拉普拉斯用牛顿力学成功地解释了若干天文学问题。他曾说，如果一个计算者知道了世界上一切物质微粒在某一时刻的速度和位置，就能算出一切过去和未来。从此，由笛卡尔和牛顿所建立的机械的自然观在西方世界占据了统治地位，甚至被应用于生命体。霍布斯把人的理性思维归结为数学计算，笛卡尔认为动物是机器，拉美特里认为人是机器。生物学家邦尼特曾说过，如果有什么神灵能够对荷马脑子里的所有纤维加以分析，他就能够照这位诗人所想像的一样把《伊利亚特》描述出来。 由于力学和物理学的巨大成功，仿佛任何科学问题都可以还原为物理问题而得到解释，还原论就是如此产生的。热力学可以还原为统计力学，电磁现象可以还原为带电粒子的运动，化学可以还原为原子物理学，典型的化学现象可以用原子的属性来加以解释。那么，生物学的问题似乎也就必须还原为物理化学问题而得到阐明才能够令人满意。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医学研究愈益向微细方向深入，甚至到达细胞、亚细胞与分子水平。然而，从本质上说，这种方法是机械的，而非有机的；是局部的，而非整体的。 西医药学是在西方哲学及科学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按照西方的主导观点，任何生物学问题是必须在物理化学的层次加以阐明才算是得到根本解释的，也就是必须还原为物理化学问题。这种观点可称为还原论。而根据这种观点，整体由局部组成，高级运动由低级运动组成，可一直追溯到细胞水平、分子水平。因此，自然就会重局部而轻整体，重分析而轻综合，重微细结构而轻相互关联。 3 中西医药的哲学思想比较 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的历程，西方的医药学思想和医疗模式也开始输入中国。由于西方医药学在治疗技术上的方便性，使国人在医疗实践中能够接受西医药的治疗方式，但是，正是这种实用主义和“全盘西化”的价值承诺形成了对中医药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否定思潮。表现在思想形式上，由于自“五四”以来的“全盘西化”思潮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面否定，数典忘祖、思想浅薄、急功近利成为学术思想界的主流之后，中医药学也成为被否定的内容之一。为了提供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理性基础，自觉的不自觉的以西方的哲学思想判释中国传统文化的方法就成为时代的风气，以西方的医药学模式判释中医药学以比较两者的优劣，成为这个时代中医药学研究的重要特点。如果说以西方医药学技术上的特点作为可接受的标准还带有实用主义的特点，从而还能在经验论的层次上证明理性的必然，那么，以“全盘西化”对中国传统文化及其对中医药学的否定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理性自觉的背叛，而成为厚西薄中的思想方法了。 然而，以我们已经熟悉并习以为常运用于思想的西方哲学思维进行中医药学的哲学研究，是不能产生正确的结果的。以西方哲学的模式为坐标系进行中医药学的研究，其结果只能是南辕北辙。以西方哲学进行的推定，只是一种比较意义上的诠释，哲学的比较不具有本体论承诺和推定的统一性，本体是自身的逻辑推定。尤其是西方哲学在当代的进展产生了分析哲学和解释学，其理路表明的逻辑和形式对思维的限定，使对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的运用产生了严格的限定。西方文化的内在结构一一被语言和文字及形式逻辑所限定，就其文化形式内部所进行的厉史文本的解释—以其自在的语言系统和思维方式对文本所进行的解释，不可能达到本来的意义。 和以西方哲学推定中国哲学的研究一样，中医药学的哲学研究无不是以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及科学模式对中医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及科学模式进行西化式的推定。从产生的研究结果而言，由于脱离了自在的中国文化的基础—中国文化对哲学的承诺及其原理的推定，应当认为这些推定的结果根本不是中国哲学或中医哲学的本来面目，而只是西方哲学和西医学对中医学理论的异化。 就医药学的作用和价值而言，中医药和西医药这两种不同的医药学理论和实践特点表明了其起源于两种不同的哲学思维，从对存在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及其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不同，使其各自承诺不同的价值及推定出不同的概念范畴和理论体系。对主体存在本质的不同认识，使其对生命形式本体的认同形成不同的医药学观念。《周易》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与中医药学的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统一性，使之用西方哲学的制式不可能正确的推定中医药哲学。中医药哲学由《周易》的哲学制式所推定，这是应当首先明确的问题。西方哲学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与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及价值论承诺和范畴推定的逻辑形式是与中国哲学不同的，西方哲学的推定是形式化的制式，而中国哲学是方式化的制式。西方哲学史表明，自亚里士多德以后，以形式化的制式推定本体，产生了西方哲学中的不可克服的本体论困难。中国哲学固然缺少主体形式化制式的推定，正如西方哲学的成就所表明的那样。可是，哲学的发展有它自身的规律，当西方哲学的形式化制式以产生自然科学为主要的成就因此而在继续形式化的努力中却困难重重以此表示出西方哲学的形式化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终结时，以《周易》为代表的方式性的中国哲学制式就必然成为当代哲学进路的新的发展方向。 由于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制式的非统一性，各自的哲学制式只服从自身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用我们已经熟悉了的并“运用自如”的西方哲学的承诺和推定的形式作为研究《周易》的方法，将产生二律悖反的结果。由承诺和推定的制式所决定，一种思想形式的推定制式，只承诺思想制式推定的思想统一性。所以，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承诺与推定的制式是各自不同自在独立的系统。如前所述，对于西方哲学的制式和中国哲学制式进行的研究表明，以承诺推定法对制式的推定将发现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的各自不同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及价值论承诺和范畴推定。由于当代的中国哲学研究没有注意这一问题，使中国的哲学研究产生了严重的误区。 随着西方医药学以形式化为主体的诊断技术的提高和治疗技术的滞后。已引起对中医药学医疗特长的重视。因为对于治疗而言，西方医药学显得不如中医药学在整体方面的治疗的有效性。西方医药学的对人体不断分割而日趋精细，但是，人的存在的机能表明，人的身体不是机器，整体不是部分的总和，所以，从人对客体存在的认识和对主体存在的操作性而言，人类在当代已经借助于科学技术虽然可以上天入地，夺自然界之物质为我所用，可谓无所不用其极，但对自身的存在本质而言，却知之甚少。这是因为西方哲学始之于亚里士多德的形式本体论带来的笛卡尔物质和精神的二元分离之后，虽最终使包括西方医药学在内的自然科学取得相当的成就，但是，二元论世界观下的形式化分割所带来的化解整体而导致的非统一性的严重误区。在二元论思维方式的作用下，对人的生理器官的认识不但不断的被分割，而且人和自然界也被分割开来，自然界的存在物也被不断分割，最终不断暴露出西方医学模式的问题和以文艺复兴以来的经验论及实用主义造成的盲目乐观带来的对自然界的掠夺和破坏。问题表明，西方哲学带给人类的理性的失误之处越来越多。 中国学界在经过由本世纪初开始的以西方文化为坐标系对中国文化进行的“全盘西化”式的批判、对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极尽歪曲之后，所造成的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的失落已经不证自明的今天，中国学界应在反思这一悲剧中呼唤中国传统文化和科学精神的回归。而这样做，绝不仅是出于民族自强的需要，而是出于对人类文化发展的必然性之认识。 在西方医药学已经于当代越来越显现出其固有的不足和欠缺的同时，中医药学的优异之处已引起了世界医药学界的重视。由于中国的哲学思维与西方的哲学思维的不同方式，以至于到目前为止，学术界还没有从中国传统文化形式中推定中国哲学的体系性，以此发现中国哲学不同于西方科学的本质性，即中国哲学是以怎样的本体和本体论进行哲学思想的。尽管西方的形式化的哲学思维造就了西方文化，但是，由于中国哲学不是形式化的，以西方哲学的形式化的概念和范畴释解中国哲学就势必使中国哲学的本质性受到歪曲，因此，研究中国哲学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是哲学和中医药学发展的重大理论问题。 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在中国当代文化中的主体性地位，使之对中医药学的思维模式及其哲学的研究产生了严重的异化。对中医药学中的反映思维模式及其哲学理路的概念范畴几乎都以西方哲学的模式进行了推定。对于这些以解释学为主体运用于中医药学的研究，已成为中医药学研究的主流，但是，由于哲学本体论在西方哲学中产生的误区，以西方哲学作为主体形式的研究不可能正确的和全面的反映出本在的中医药学的思维模式及其哲学。因此，从本质上自在的推定中医药学的思维方式及其哲学，是相当重要的。 如果思维方式和其产生的知识形式是哲学的自在统一，那么，一定的知识形式将是其自在的思维方式所产生的自为结果，哲学将是知识形式中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与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及价值论承诺和范畴推定的统一。因此，就中医药学的学科形式而言，如果承认其是不同于西方医药学的独立的形式，那么，中医药学自在的哲学就是西方哲学的形式所不能兼容的。所以，与西方医药学是西方哲学所生成的医药学形式一样，中医药学也只能是中国哲学思维所生成的形式。从中医药学的形式中推定其哲学思维，发现其自在的哲学规律，比以西方哲学为主体的当代推定方式对发现中医药学的哲学模式及规律更为有利。由于中国哲学的自在方式承诺和推定了中医药学的学科性，使以西方哲学的辨证法推定中医药学形成了相当大的曲解，由此导致不但不能从本质上认识中医药学，而且对中医药学的研究和发展形成了相当大的障碍。因此，哲学上的正本清源就是当代中医药学研究中的重要任务。 4对“科学”的再认识 什么是科学?事实上，答案是如此的复杂，以至于至今无法找到一个统一的结论。拉丁语词Scientia就其最一般的意义来说，是学问或知识的意思。但英语词“sci-ence”却是“自然科学”的简称，而在德语里，最对应的那个词Wissenschaft仍然包括一切有系统的学问，不但包括英语世界所谓的科学(自然科学)，也包括历史、语言学及哲学。《道德经》这部中国古代优秀的著作，一开始就明确告诫人们过于严格的定义有使精神实质被阉割的危险：“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就是在一定结构内永无休止的变化，因为科学正是这类性质的活动，所以无法给出一个严格的定义，但是，没有严格的定义不意味着无法进行下一步的探讨。在梅达沃的《从亚里士多德到动物园：生物学哲学词典》中，有一段关于定义的论述，对人类很有启发：“在某些形式化领域中 (如在数理逻辑中，定义是一个符号代替另一个乃至更多符号的规则)，定义是十分重要的，但在日常生活，在像生物学这样的科学中，定义的重要性被过分地夸大了。如果所有的技术性词汇未经严格定义就不能用于论述，这简直不是事实。如果真是如此，那就没有生物学了。”如果这样，那也可以说，如果没有科学的严格定义就说无法对中医药学进一步探讨，这也简直不是事实。 世界上只有人类具有科学研究的能力，根据《辞海》的解释，科学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知识体系，是人类理性思维的结果。科学的任务是揭示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探求客观真理。由于客观世界的复杂性，科学必然是多元化的，所以从事科学研究必须要有实事求是的态度。 研究几何学的产生也许对中医药学的现代化研究有启发性意义，在古代埃及和巴比伦的记载里，经验知识已经有了初步的系统。古埃及和巴比伦人记录了简单的度量方法和度量单位，记载了简单的数学和历法，其中有对天象的观察，甚至初步认识了日食和月食。但是，对这些现象加以理性考察，探索出各种现象之间因果联系的，应该说是希腊爱奥尼亚的自然哲学家们。在早期的探索里，最成功的是把丈量土地的经验规则发展成为一门演绎科学—几何学。创始者相传是米利都的泰勒斯和塞莫司的毕达哥拉斯。而在三百年以后，欧几里得才对古代的几何学做出了最后的系统化整理。 摘自：《中医药学刊》文/裘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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