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温疫论》的收获

　　由于去年的非典和今年初的禽流感，引起了人们特别是医务界对传染病的广泛关注，也引起了我对中医文献里有关传染病认识的思索，便重读了吴又可先生的《温疫论》，受益匪浅。 　　《温疫论》是清代吴又可先生于1642年著成。根据明史记载，自明代永乐六年（即1408年）至明末崇祯十六年（即1642年）的200多年间，全国共发生大的瘟疫就有十九次之多（中医所谓“瘟疫”是指恶性传染疾病而言），在吴又可先生的家乡江苏吴江县，瘟疫流行十分严重。在《吴江县志》中记载着当时吴江的瘟疫情况：“一巷百余家，无一家仅免，一门数十口，无一人仅存者。”足见其瘟疫之猖獗。吴又可先生就是在这种环境下，“静心穷理”，写下了这部名著。《温疫论》全书虽只有四、五万字，但确字字滴血，句句衷言。全书立足于实践，独创立论，发前人所未发，予后人以宗旨，被誉为第一部中医论述传染病的专著和名著，实不为过。 　　一、对瘟疫病因的认识 　　吴又可先生认为，瘟疫的病因不同于一般的感冒，是由于“四时不正之气”，加之感染了“戾气”而成（戾，凶恶、凶残之义），其传染性极强。同时他又指出对“戾气”的感受有很强的特异性，正所谓“然牛病而羊不病，鸡病而鸭不病，人病而禽兽不病，究其所伤不同，因其气各异也”。由此可以联想到，非典期间人群病多，家畜未见，禽流感只多在禽类，很少染人。吴又可先生的灼见令人叹服，这一发现不但在传染病学史上是很先进的，就是在现实中也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二、对于传染途径的认识 　　吴又可认为，瘟疫的传播途径主要有两条，一为“天受”，一为“传染”。这里所说的“天”很明显是指空气而言。他又说“凡人口鼻之通乎于天气”，这说明瘟疫传染的一个途径是从口鼻而入的。“传染”是指接触传染，这是瘟疫传染的又一个途径。对任何传染病，其传染途径大概都离不开这两条。因此，切断传染途径是杜绝传染病传播的一个关键。 　　三、对于传染病预防的认识 　　吴又可先生对于瘟疫的预防，首先提出了要普及宣传有关知识，让人们了解它的危害，知道对它的防治办法，使之家喻户晓。他说：“其年疫气盛行所患者重，最能传染，即童辈皆知其为疫”。根据瘟疫的传染途径，他又提出了预防的具体方法，如环境消毒（包括空气消毒）、隔离（人群、疫区隔离）。对于“隔离”的意义，清代深受吴又可先生影响的熊立品先生，在他的名著《治疫全书》中有一段精彩的描述，他说：“温疫盛行，递相传染之际，毋近病人床榻，毋食病家时菜，毋拾死人衣服”。 　　在吴又可先生对瘟疫的立论下，前人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预防传染病的方法，如点药香、煮食醋、挂艾叶，以做空气消毒；食大蒜、饮雄黄酒，以防病从口入；佩戴香包香囊、雄黄酒搽身、辟温病药粉搽身，以防接触传染。这些传统方法至今为广大人民所喜用。 　　四、对于传染病的治疗 　　吴又可先生指出治疗瘟疫的原则为“客邪贵乎早逐”，“邪不去则病不愈”，并在《温疫论》全书中都贯穿了这一主导思想。其祛邪的主要方法是攻下以排毒，他还特别提出使用大黄，认为大黄“本为逐邪而设，非专为结粪而设”的观点，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同时他创制了很多名方，如达原饮，常用于治疗流行性感冒；各种作用的养菜汤，多用于体虚的易感人群，以扶正祛邪；更值一提的是，他在许多方药中巧妙地运用梨汁、藕汁、西瓜汁、甘蔗汁等新鲜蔬菜水果汁液，不但为中医通过食物治疗传染病独辟蹊径，也开创了中医学术上“养津”之先河。 　　另，《温疫论》的版本很多，以清代康熙巳丑年（1709年）刘方舟校梓，积善堂藏本为最好。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年影印的郑重光《温疫论补注》亦佳。还可参看载北山的《广温疫论》、刘松峰的《说疫》、熊立品的《治疫全书》、陈耕道的《疫痧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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