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热解毒法治疗中风病的作用机制探讨（上）
中风病，是在气血亏虚的基础上，遇劳倦内伤、忧思恼怒、嗜食厚味及烟酒等诱因，进而引起脏腑阴阳失调，气血逆乱，直冲犯脑，形成脑脉闭阻或血溢脑脉之外的基本病机，临床以突然昏仆、半身不遂、口舌歪斜、不语或语言蹇涩、偏身麻木为主症。具有起病急、变化快、发病率高、死亡率高、致残率高、复发率高、并发症多等特点，为中老年人的常见病、多发病。
中风病之发生，病机虽较为复杂，归纳起来不外以风、痰、热、毒、瘀、虚六端多见。针对以上病机特点，临床对于中风病多采用辨证与辨病相结合的治疗原则。以平肝息风法、通腑泻热法、豁痰开窍法、活血化瘀法、益气活血法等为常用，诸如天麻钩藤饮、补阳还五汤等在临床使用广泛。
综合多年临床经验，笔者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环境的变化，生活方式的改变，人类疾病谱在逐渐发生改变，进一步疾病的证型、特点分布也在发生改变。就中风病而言，热、毒之于中风病渐显重要，热毒致中风病者呈渐增趋势。简言之，本病病因病机的着重点已随诸多因素的改变而有所变迁，进而导致治疗方法的改变。已有研究已证明，中风病急性期患者舌苔脉象多呈热性证型，比例高达70．1％；出血性中风起病呈热性者占42．80％，发病率明显高于其他类型。因而，重新审视清热解毒法在中风病治疗中的作用及地位有积极的临床意义。
l热毒内蕴是中风病发病的重要病机
1．1 中风病病机理论演变历程
关于中风病的病因病机及其治法，历来意见颇不一致。固然有后世医家所处历史条件及个人经验的不同，其中必定存在由于时代改变，生活方式改变，经济条件改变所引起的致病因素的变化，以及病理机制的变迁，进一步必然导致治疗方法的随之改变。
唐宋以前，主要以“外风”学说为主，多以“内虚邪中”立论。治疗多采用疏风祛邪，扶助正气的方药。由此可见，当时年代，中风病患者多由正气亏虚，风邪内中为主要病机。唐宋之后，诸多医家众说纷纭，多从痰、热、虚等立论。如《千金翼方》云：“凡中风多由热起。”刘元素认为中风病是由于五志过极化火所为，提出“心火暴甚”学说。朱丹溪主张“湿痰生热”。张景岳则主张“内伤积损”。王清任又专设气虚之病机，创补阳还五汤以益气活血之法治疗中风病。由此可以推测，唐宋以降，热、痰、虚为主要病理环节。
1．2“热毒内蕴致中风病说”的提出
近年来，根据环境因素、生活方式等改变，热毒内邪之致中风病的深人研究逐渐成为研究热点。王永炎等在传统的中风发病理论基础上，针对临床治疗中的难点与疑惑，提出中风病“毒损脑络”病机假说。热毒之邪客留脑络，闭阻脑窍，扰乱神明，致使脑脉之气血逆乱，神明拂逆，热毒、痰毒、瘀毒可败坏形体，损伤脑络，从而发为中风。
作为致病因素，毒邪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后者指热极之毒也。温、热、火、毒异名同类，温为热之渐，火为热之极，火烈之极便是毒。前者泛指对机体有不利影响的物质。毒作为病因早在《内经》即已有明确认识，如《素问·生气通天论篇》云：“虽有大风苛毒，弗之能害。”《古书医言》日：“邪气者毒也。”故亦称为毒邪。然邪与毒有本质区别，邪气偏盛猛烈，或蕴藏蓄积，郁久顽恶才是毒。正如《金匮要略》云：“毒，邪气蕴结不解之谓。”说明任何病邪不解均可成毒。此内生之毒，并非是原来的致病因素，而是具有原病理因素特点或痕迹的新致病因素。如瘀血日久可生瘀毒，那么瘀毒就不再是瘀血，而是具有瘀血特点的一种新的致病因素。除瘀毒外，《内经》记载的寒毒、湿毒、热毒、燥毒及晚近提出的脂毒、糖毒等，都是原病邪因素蕴积而成的毒，在致病性质上是出于原病邪而迥之。或外感六淫，或情志失调，或饮食不节，或劳逸失度，或年老体衰等诸多因素，反复作用，使诸邪丛生，诸如风、痰、热、瘀、毒、气滞等，蕴结不解，酿化成毒，毒邪留存，不断累积，导致形质受损，脏腑组织器官功能或和结构失常。之后，这些病理产物又成为中风病变过程的新的主体病因，进一步在体内积聚，最终形成复杂的病证，造成病势缠绵或变证多端。既是中风发病的始动病因，在机体中呈现一个长期的慢性潜病过程，又是引起发病的重要诱因。中风病起病症见多端，变化迅速，多见神志改变，病情重，程度甚等，均与毒邪致病的特点相似。由此可见，“毒”系脏腑功能和气血运行失常使体内的生理和病理产物不能及时排出蕴积体内过多而生成。
中风病初起，患者常可见面红目赤、口苦咽干、心烦易怒、舌质红绛、脉洪数等热毒炽盛之象。这与黄宇虹，张伯礼等就中风病发病时中医证型特点研究结论不谋而合。近年来对脑血管疾病与感染之间关系的研究增多，人们对炎症与中风病之间的关系有了新的认识，提出动脉硬化是一种炎性疾病，动脉粥样硬化是慢性炎症因子的毒性效应等，而热毒致中风病的立论更与现代医学对中风病的炎性细胞因子方面的研究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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