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满医学的发展

    满族医学从原始奠基时期进入发展时期，始于皇太极时代。其标志是原始萨满衰退，医生登上历史舞台，先进民族医学的传入和采用，使满族医学摆脱了原始状态，进入全面大发展时期。最明显的是伴随后金(清)政权的建立，促进了官方医学的崛起。
    努尔哈赤时期满族萨满已经走向衰落，天命十年(1625年)，他曾对诸臣和国人说：“药之者，虽苦口能祛疾焉”。说明他们对药性、药理，有病和药之态度十分明确，至少以努尔哈赤为代表的满族文化阶层具有相当的医学知识。至皇太极时期，对中医理论有了进一步了解，并开始进行变革。天聪九年(1635年)，皇太极分析说：“人身血脉，劳则无滞”，指出运动有益于血液流通和身体健康的中医道理。表明满族以科学为依据的医学冲出以萨满教巫医为主体的原始神秘阶段。特别是皇太极借助于国家政权的力量，有力地扼制萨满教巫医活动，使满族医学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崇德元年(1636年)四月，他下旨说，所有的“端公道士，永不许与人跳神拿邪，妄言祸福，蛊惑人心，若不遵者杀之”，力主有病投医，即有得痘病者，医生能治者治之。七年十月，多罗安平贝勒杜度有疾，其福晋(夫人)“以其病由气郁，令石汉招巫人荆古达至家祈祷”。皇太极得知后，将福晋，石汉夫妻及巫医荆古达等“俱论死”。在用医生还是用巫人的问题上，皇太极以提倡科学反对迷信的明确态度，使满医生登上历史舞台，为满族医学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清朝自建朝开始，诸帝都注重满族医学的发展。自满族入关，医学与日俱增引起皇帝的极大关注。顺治十六年，福临曾科学地分析云：“旭赢之夫，病之初、中，尚在肤膜腠理之间，中医犹能按脉而治，及耽日久，深入膏肓，虽有卢扁救疗安施，岂非天所废，莫能兴之”。显出皇帝已有较高的医学知识和水平。同时对于具有精湛医术的医生继续推行鼓励政策。顺治十年(1653年)六月，因治愈孝庄皇太后病，致“圣体康宁”，满族医生雷鸣被授“三等阿达哈哈番，晋升一级”，医生方文英、刘国栋、张希臬等“俱各加一级”，祝世遇加太卿，官任太医院吏事。
    清朝入关前的满族医生多主治民间痘、疮、眼疾和军中骨伤等疾病。皇太极将“诸医推上历史舞台，便积极鼓励他们作出贡献。崇德三年(1638年)，有医生武振恒因治疗郑新王济尔哈朗和豫亲王多铎的“眼疾”效果俱佳，得“授牛录章京”官职。
    顺治朝是满族医学全面发展的时期，满族人的医学水平具有相当的高度。总的说来，满族医学是在继承本族膳食医药学的基础上，积极吸收蒙古、汉、回等各族医学，逐渐融合而成。
    一、对蒙古医学的继承与发扬
    从各种资料分析，满族医学发展在相当程度上借助于蒙古医学的引进。早在努尔哈赤时代，就有蒙古著名医生墨尔根绰尔济于天命年间率先来归，以“精岐黄之术”受到重用。他曾以药物使“中流矢，命在须臾”的正白旗先锋官鄂硕起死回生；曾用热镬熏蒸“和斧椎其骨”以至“手捏有声”的精湛医术，使“臂屈不伸”的患者“即愈”；也曾用“剖白橐驼”，将身被三十矢，又昏绝的都统吴拜“置于驼腹”，立即苏醒。他以“起死回生”之绝技，使满族正骨医学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震动全民，赢得“神医华佗”称号。
    清代蒙古医学已经构成满族新兴民族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清代史籍中不乏记述。如有一位名叫周尚的人，一日驱车出关，不幸为车轮断股。一名蒙古医生置其“股于冰，令僵，徐剖肉视骨”，骨已“粉碎”，便快速“为联缀桑皮，纫之，饮以药”，第五日便“能行矣”。乾隆四年(1739)，京师某官，“以奸仆妇，被妇咬(断)舌尖”，急请蒙古医生诊治。医生杀狗取舌，“带热皿镶之”，百日痊愈，面见皇帝时，“奏对如初”。
    清代太医院中擅长正骨的学员，被称为“蒙古医士”，显然是因继承蒙古骨科医学传统而得名。他们的职责是“禁廷执事人有跌损者，咸令其医治”，要求医术精通，医法严谨，每治病“限以日期报愈，逾期则惩治焉”。如有齐如南侍郎，曾从马上摔下，头部受重伤，“脑岑岑然”，急请蒙古医士诊治。诸医“以牛蒙其首以治之，其创立愈”。显然，其法与墨尔根绰尔济医生剖白橐驼腹，置都统吴拜于腹中是异曲同工，以牛代驼，也算因时制宜之策，是对蒙古医学的继承和灵活运用。乾、嘉时代在诸多满族医生中，以觉罗伊桑阿的医术最精，史称他“以正骨起家”，其授徙之法是“先将管戕削数段，令徙包纸摩挲，使与其节合接，如未破者，然后如法接骨，恒奏效焉”。据载，当时有一个人坠马时“肝叶翻背”，有药无益，“惟举掷方能舒展反正耳”。由此可见，满族医生掌握了精深的蒙古医术。
    二、对汉医的继承发扬
    满族在吸收汉族医学文化方面，更远胜蒙古医学，尤其是在顺治、康熙年间。前文所叙，在为孝庄皇后诊病的医生中，除满族医生雷鸣德(汉军旗人)外，方文英、刘国栋、张希臬、祝世遇等都是著名汉医。汉族医学最大的优势是古籍极其丰富，清代著名的满族医生庆恕、边成章、杜自明等，都是从《内经》、《难经》、《伤寒论》等中医古籍中汲取精髓。顺治皇帝晚年，曾指令搜集有关汉族医学书籍，综合整理，汇编一部《医疗通书》，用以丰富满族医学宝库，也是清入关后整理汉族医籍之端。
    清代大量吸收汉族医学精华的工作始于康熙朝。康熙帝玄烨精通中华文化，在医学领域堪称里手。他“留心医理，熟谙药性”，经其潜心研究，认为行医的关键在于对症下药。一次在晓谕群臣时作了深刻论述，指出：“圣贤道理俱有一定之论，至于医卜星相，言人人殊。世间庸医于寒热虚实率未能辨，南人喜用补，北人喜用泻，皆非适中之道。大抵温补之药，其效甚微；酷烈之药，其效立见。方书所载汤头甚多，若一方可疗一病，何用屡易。西洋有一种树皮，名金鸡勒，以治疟疾，一服即愈，可见用药只在对证(症)也”。
    为使满族尽快了解中华医学真谛，康熙朝及其以后，较突出的成绩是大批整理、翻译汉籍医书。其中的译著有《雷公炮制书》、《寿世保元》、《脉论》、《王叔和脉诀》、《诸病论》、《医要集览》、傩经》、《药性赋》、《难经脉诀》、《律例馆校正洗冤录》、《上药王源流》、《答医方明》、《长寿佛经》、《奇门》、《沐浴经》、《孙思邈卫生歌》、《经穴部位图》、《延寿格言》、《妇科疗法》。兽医方面译有《马经》、《相马经》《马经全书》等。这些医学译著，或是直接译成满文，或是满汉合璧，对于培养一代满族医学专家和推动满族医学的发展都起到了桥梁的作用。同时，命大学士鄂尔泰组织名医编辑《医宗金鉴》一书。集清之诸著于一书，书作为太医院投方取药的依据。
    三、对回医学的吸收
  除汉、蒙医术外，满族人对于回族的医术也兼收并蓄。道光朝以后，旗籍回医将阿拉伯医药学，结合满、蒙医术，创制出专治外科、骨科及有关病症的膏药。例如当时著名的回族大夫有两个，一个姓金，一个姓王。金大夫所制的膏药其特点是张儿大，膏药片薄；王大夫所制的膏药特点是张儿在中等，膏药较厚。其效甚佳，名噪京师，几乎家喻户晓，后来竞形成了京城歇后语：“金回回的膏药——张儿大”，“王回回的膏药——真厚”。这些旗籍回民所掌握的阿拉伯医术，都成为满族医学的组成部分。
  满族人不仅注重中华医学，也时刻注重吸取西方医学技术，甚连西洋的一种树皮——金鸡勒能治疟疾的成就，也纳入自己的医学宝库中。为了发展满族医学，充实中华医籍，玄烨在向西方传教士学习、研究西方人体解剖学之后，命法国传教士巴多明用满文翻译一部解剖学，赐名为《钦定骼体全录》。乾隆年间又将康熙时代由西洋传教士白晋、张诚等所撰医学文章辑成《西洋药书》藏于内务库。同时，清代太医院医学馆中的高等班，所学也以西医课程为主，兼学中医，使满族医学又带上中西医结合的特点。
    综上可知，满族医学是在本族天然医药学基础上，不断吸收中华各族医学成果，加以创新、汇集而成，是中华医学宝库中的瑰宝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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