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族早期医学缺乏文字记载,医学及医学史的知识是以口碑的形式传承于民间,多有失传,正因如此,满族医学发展史资料显得缺乏,几乎无人研究。
满族是一个比较落后的民族,至少在努尔哈赤以前是这样。当中国已经进入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而满族还处于奴隶制的社会,还没有建立起一个统一的国家,满族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比较落后。在医学方面除一些零散的医学知识以外,没有形成像其他民族如汉、藏、蒙等完善的医学体系。满族早期没有医生,患病时多由萨满教中的萨满进行诊治,故有“病轻服药,而重跳神”之风。
萨满教是以萨满为中心的原始宗教的一种崇拜形式,是一种多神教向一神教过渡的晚期的原始宗教。它不具备现代宗教的教会组织、神学、教规、礼仪等,也没有成文的经典、寺庙及特定的创始人,但祭司(萨满)的功能却异常突出。萨满是全村、全部落的首领,他借助各种神具、法器,通过跳神、念诵咒语、模仿各种动植物以驱鬼、请神,达到医病等各种目的。
至努尔哈赤时代,请萨满治病的风俗仍很盛行,所以朝鲜人李民奂到赫图阿拉等地时,看到的是满族人“疾病则绝无医药针砭之术,只使巫觋祷祝,杀猪裂纸,以祈神。故胡中以猪、纸为活人物,其价极贵云”。由“绝无医药针砭之术”和猪、纸“价极贵”可知,满族前期医学不发达,对于疾病治疗尚蒙有一层神秘的面纱。换言之,自然食疗初识药物、重病回避、请神祈求等为满族前期医学不发达的明显特征。
虽然患病尚有求助萨满的习惯,但由于长期与中原文化接触,同时也由于战争加快了满族医学的发展,满族人对医学并非一无所知。满族人生活的白山黑水之间,是药材生产的重要基地。努尔哈赤曾经歌颂长白山“其山风劲,气寒奇木,灵药应候挺生。每夏日环山之兽毕栖其中”。满族先世——明代女真人,虽然被文明程度较发达的汉族、朝鲜族称为“野人”,在诸多方面比较后进,然而,在医药学方面,也曾为先进民族提供过借鉴。明嘉靖三十九年(1544年),朝鲜李朝中宗大王有病,深感“烦闷”,本国御医无良药可用,只好“用野人乾水和清心丸”,稍后又“进野人乾水凉膈散、至宝丹云”。其中的“乾水”为何种药,无明文注释。顺治六年六月十五日,旨令盛京两牛录“把干馏的人参水各一瓶送”,用来治疗“骆驼的癞疾”一文,似可作为“乾水”的注释。就是说,在明代女真人那里,早已将人参制成“干馏水”用以治病了。
满族入关前后的医学大半起于植物、动物食疗和山水等环境保健方面。如东北的贯众菜,加食盐,或加醋、糖制成酸水食之,可防止感冒、咳嗽;口腔糜烂,可生吃杏叶菜;眼疾可用“空青石”,或吃苋菜;祛痰、平喘、杀虫,可食炒山葱、山梗菜;生津止渴,可食人制的发糕。满族的诸多粘食都有较多的滋补性,有利于增强体质,健身防病。
动物食品也有较强的食疗作用,如具有滋补五脏、六腑、补气活血功效的猪胎疗法;具有延年益寿作用,益气养血功效的犴达罕制品;味道鲜美、具有大补、强身功效的哈什蟆,用其煮鸡蛋又可补妇女早产、失血过多及痨伤虚损等。调以各种佐料便成各种美味佳肴。
如上的食疗法多深藏于民间,虽然在医籍中难以查找,但它干百年来却哺育了满族和东北各族人民的健康成长,成为中华医药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满族人民很早就懂得利用自然环境进行医疗保健。洗温泉治疗病体,无病健身,在朝鲜文献中早有记录。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朝鲜平安道节度使柳珩驰启日:满浦佥使金应瑞驰报,“奴酋长子弘所土里(褚英)以眼疾率二百骑来浴满浦四日程汝延地温水”。后金天命十一年(1626年),努尔哈赤患病,“幸清河坐汤”。崇德二年(1637年),半个牛录章京来珠,从军出征归来,也“携其妻私往汤泉”。满族入关前,上层贵族利用汤泉治病、保健已成习惯。至顺治朝定有明确规则:“凡给(诸贝勒)假赴汤泉,著以绿头牌启奏”。
17世纪初年至19世纪末年,对满族人威胁最大的疾病是痘疫。顺治皇帝和晚清的同治帝都死于这种病。满族食疗均无良效,只好采取消极办法,即行火攻或躲避。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九月,努尔哈赤率四万大军攻克叶赫兀苏城,时正流行痘疫,破城之后“尽焚其庐舍”。皇太极曾数次“免用仪仗”,前入“诸子避痘处”。顺治十二年(1645年)之规定:凡民间发现痘疫,为防止传染,将发病者一律驱逐,使“苦小民移出城外,无居无食,遂将弱子幼女抛弃道旁”。最后皇帝下旨:“责令二部择定村落,将真见痘者集中一处管理”。由于顺治皇帝死于此病,清廷如临大敌。给皇帝吊丧时,凡出痘公主、福晋、格格等人集崇政殿哭临;未出痘的都在城门“西北候梓宫”。
自顺治皇帝逝世之后,满族贵族对痘疫十分重视,开始发动医学界的力量进行研究,整理中原医学文献。至雍正朝先后写出手抄本的《天花探源》、《热病诊治》等书。道光朝又写出手抄本的《痘症诊治通解》、《重订引痘新法》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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