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草短缺全球化 药用植物亟待拯救

 

 

　　提交这份报告的是一个名叫PlantLife的NGO组织，1989年建立于英国。这一环保组织一直致力于对植物物种的研究和保护。开始时，他们努力在英国形成植物保护的联盟，将各地的植物保护实体联合在一起，他们最终建立起的联盟包括威尔士乡村管理会、苏格兰自然研究所、英国自然社、皇家鸟类保护协会和著名的英国皇家植物园（RoyalBotanicGardensKew）等。之后，随着合作联盟的不断扩大，PlantLife开始关注全世界的植物多样性的保护，现在，他们的目光投向药用植物的危机。

 

 

　　过度的商业开采、外来入侵物种的竞争、生态环境被污染、植物原产地被破坏，这都是造成药用植物陷入危机的原因，“其中过度开采是最致命的威胁。”爱伦•汉密尔顿博士接受《外滩画报》采访时说，他是这份报告的主要作者。作为一种功能性分类，药用植物是指那些可以作为原料来提炼药品或直接以植株入药的植物，即使是化学合成的药剂，也必须依靠这些药用植物提供的大量生物碱、苷类成分、挥发油以及单宁。另外，世界范围内仍有许多人直接依赖这些草药治病，比如在非洲，差不多80%的人直接使用草药，而在中国云南，有些地方的人则习惯利用树皮止血，或用树叶治疗腹泻。即使在发达的美国，也有40%以上的药物来自药用植物（WHO，1993）。如果药用植物的种类持续灭绝，这不仅会对植物的物种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失，还会危及到医药行业。但药用植物这种功能性的分类令它们处境尴尬，一方面，当它们被人提及，仿佛已经是一种产品而并非物种；另一方面，各种药用植物具有各不相同的珍稀性，很难作为一个需要保护的植物类型为一般人所重视。

 

　　对药用植物的生存境遇做一份全面的调研非常艰难，汉密尔顿博士介绍说，如果对单独的物种进行研究，从而得出濒危程度的估算，这种方法存在很大的问题，即大多数的物种都缺少近期的高质量的信息。而且相关的科学家又十分缺乏。所以准确的信息通常只能来自药材的交易市场，通过批发市场的交易数额可以得知这些药材的濒危程度。

 

　　Plantlife组织曾同来自包括中国在内的五个国家的科学家一起调查了喜马拉雅山的药材濒危程度，他们在中国滇西北的大理三月街药材市场进行过为时三年的调查。2007年，他们列出了一个最濒危商业药用植物的名单。由此警示人们，一些最重要的药用植物数量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减少。30%的统计数据也主要由此方法得来，结合部分实地考察和其他文献资料。

 

 

　　事实上，药用植物濒临灭绝的问题已被植物保护主义者们在全球范围内提出有20年之久。各国政府也通过颁布法律法规来管控药用植物的开采，并支持科学组织建立植物园、保护区、基因库等。“但是，这些并没有真正解决如何保护野生植物这一主要问题。”汉密尔顿博士称，传统的创建保护区等方法，属于异地保护，往往将人类排除在外，而任何一种植物都存在于特定的自然社会环境里，“如何处理好这些植物、动物以及人类之间的关系，才是所有植物保护工作的关键。”植物生命组织试图探寻一种全新的、基于生物栖息地的社区保护模式，不是将珍稀生物圈起来，不让人类靠近，而是让人进来，让保护工作与人的生产生活融为一体。这样的模式在世界上都没有成熟先例，是一种全新的探索。

 

　　Plantlife的这种理念已经在几个合作的国家取得初步的成果，在乌干达，一种治疗疟疾的低价濒危药材已实现了可持续供应。他们的策略是建立起一个立足当地的保护社区，培养一些能分别稀缺草药的人才，帮助社区的人为当地草药建立目录，持续地进行生态监控。他们还会考察某种草药在当地的市场状况，为当地人设计出最合理的出售模式。在中国，植物生命组织与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进行合作，创建了药用植物保护的鲁甸模式。

 

　　中国国土庞大，地质地貌复杂，从茫茫内蒙古沙漠，到巍峨的喜马拉雅山区，甚至浩渺的海洋，遍布着各种药用植物，95%的药用植物都是野生，如何将它们保护起来，是一个很大的挑战。Plantlife的中国试点设在“药材之乡”，云南省丽江市玉龙纳西族自治县鲁甸乡。当地有悠久的识药、种药、用药历史传统，经验丰富的草医和药农不仅能够帮助研究组进行实地考察，而且也能起到带动作用。研究组里有土生土长的纳西人杨立新女士，能够用纳西语跟当地药农沟通，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鲁甸模式取得初步成果后，鲁甸乡政府计划将它向老君山国家公园附近和北部的梅里藏区拓展。据药用植物保护的中方团队负责人裴盛基先生介绍，目前，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已经在梅里藏区建立了新的试点，他们承袭了鲁甸模式将文化多样性保护同生物多样性保护结合起来的理念。

 

　　野生植物的社区保护、栖息地保护在世界范围仍属探索阶段，不知Plantlife的实践能否开创全球植物的社区保护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