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中医药文化发展概况

     浙江地处我国东南沿海，属亚热带湿润季风区，降雨丰沛，气温适中，生物繁茂。约在10万年前，“建德人”开辟草莱，揭开了浙江历史的序幕。随后，新石器时期和奴隶社会时期的文化遗址星罗棋布全省各地，从北部的杭嘉湖平原到南部的瓯江水域，从西部的浙西山地到跨越东海的舟山群岛。从现已发现的100多处遗址中的文物来看，已留下了医药卫生方面的痕迹。母系氏族繁荣时期，浙江人民的饮食文化已很发达，河姆渡遗址发现了芡实等药物化石和有益保健的干栏式结构建筑遗迹。黄帝时期出现了药学家桐君采药活动及其《桐君采药录》。先秦时期，越王勾践出台了浙江史上第一份医政敕令，鼓励人们生育。范蠡“以医药救人”，己能运用草药治病。

 

　　秦汉时期，浙江各方面的发展进程望中原地区莫及，医药学的发展亦是如此。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浙江籍医药学家人才辈出，医药事业成绩斐然，民间医药卫生习俗初步形成。隋唐时期，浙江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主要表现在设置了医药学官员，加强了医药行业的管理，出现了陈藏器等一批著名的医药学家。浙江朝贡的中草药品种之多居全国前茅，木、石、陶、瓷质医药卫生用具琳琅满目，综合治理饮水卫生的工作颇具成效，浙江与日本的医药学交流较为频繁。

 

　　北宋时期，浙江各府州县设立了医学官制和惠民药局，掌管药物，为民治病，还出现了中国第一所亦是当时国内为民服务的最大医院“安乐坊”。医药用具烧制兴隆，饮水卫生治理有力，医药慈善事业蓬勃发展。浙江与国外的医药交流频繁，香药等国外药材纷纷输入中国。南宋赓续北宋旧制在杭州设置医药机构并加以完备，药品制销制度较为周全，著名医药学家辈出，人数之多占居全国首位。医学教育颇为可观，各府州县药铺林立，药材丰富，医药用具烧制颇多，医药慈善事业具有相当规模，浙江与国外的医药交流成效居各省之首，南宋时期的浙江是当时全国中医药最发达的省份。

 

　　元朝时期，江浙行省医药界人才济济，成果颇丰。医政机构较为完备，全省许多地方建有医学教育机构，实行严格的考试制度，散见在各类史籍中的医学人才约达137人，最杰出的当推朱丹溪，这时与国外的医药学交流颇为频繁。明朝浙江的医政机构已趋完善，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时期医政管理的最高水平，各府州县基本建立了医政机构，设立了医政官员。这一时期的医药学家学问渊博，文化素养很高，名医荟萃，世医众多。浙江籍医家供职朝廷担任御医达20多人，太医院院判吏目达30多人，在全国享有很高的声誉。明朝浙江药用植物栽培的面积均有所增长，药材丰富，药行、药栈、药店林立。医药慈善事业发展迅猛，养济院、育婴堂、瘗葬业等建树非凡，与国外的医药学交流穿梭频繁。清朝中期前，浙江中医学进入了全盛时期，浙江供职于朝廷和太医院人士较多。著名的世医有湖州凌氏、潘氏和严氏、宁波宋氏和陆氏、萧山竹林寺僧医、绍兴钱氏和顾氏、桐乡陈氏、德清俞氏、慈溪景氏、嵊县喻氏、海宁陈氏等，全省各府州县的名医达1506多人。医政机构完善，医官职掌分明。各府州县药业兴隆，药材市场颇多，药店鳞次栉比。1664年，杭州侣山堂的问世使浙江民间创办的中医学教育机构跻身全国先进行列。这一时期，政府和民间人士从各自的角度出发筹资创办养济院、育婴堂和漏泽园，收养医治贫病者。值得一提的是在元明清时期，浙江是著名的丹溪学派（元朝朱丹溪创立）、温补学派（明末赵献可、张景岳创立）、钱塘医派（明末清初张遂辰、张志聪、张锡驹等创立）、绍派伤寒（清末民初绍兴医家创立）等的发源地。

 

　　基于源远流长的中医药发展史，在浙江产生了一大批各具风采、特色显著的中医药文化景观，如被誉为中药鼻祖的桐君，在桐庐桐君山上建有桐君祠，每年举办桐君祭拜活动；庆元县建有全国唯一的扁鹊庙，已经绵延几千年；炼丹鼻祖葛洪在杭州葛岭等地著书修药，是我国研制化学药的先行者；义乌的丹溪陵园占地200余亩，已成为弘扬中医药文化、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基地，也是日本、韩国等传统医药寻宗的圣地；被誉为“北有同仁堂、南有庆余堂”的胡庆余堂享誉海内外，其中药博物馆已成为中医药文化胜地，被列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瑞安的利济医学堂是全国第一所具有近代教育模式的中医学校；兰溪诸葛八卦村是历史上重要的中药材贸易中心，其众多后人至今仍在东南亚一带从事中药行业，影响甚广。各地政府和社会对于中医药文化园地的建设具有很高的积极性，杭州市政府将原古建筑“梁宅”改建为广兴堂国医馆，成为集中医医疗保健、文化展示和对外旅游于一体的重要场所；在吴山钱塘学派侣山堂遗址上建亭树碑。众多的中医药文化场所分布在全省各地，已经成为中医药知识宣传、普及的重要园地。

 

　　因此，回眸浙江医药发展的历程，可以肯定地说，中医药在浙江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中占居主导地位，浙江医学史其实是一部中医药发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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