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救援——我国救灾理念的进步

　　“从救财产，到救生命，再到救心灵，我们的救灾理念出现了很大的进步”，鉴于日前卫生部已在抗震救灾医疗救援中配备合格的心理医生，北京市重大传染病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专家委员会委员、首都医科大学卫生管理与教育学院教授崔小波于18日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评论道。 

　　中国的心理干预实践始于1994年新疆克拉玛依大火。有位母亲得知孩子出事后，不停地在家里来回走动，边走边哭喊，没日没夜地走了100多个小时；也有人因为没去医院见女儿最后一面，内疚地躺在床上不吃不喝不动，后来干脆打开煤气试图自杀。这些情况引起了我国有关部门的重视，政府开始牵头实施突发事件后的心理干预。专业心理救援人士的身影开始在洛阳火灾、张北地震、大连空难等现场出现。 

　　崔小波说，国务院2002年颁布的《中国精神卫生工作规划（2002年～2010年）》提出，要对受灾人群进行心理干预，“但从目前情况看，我们做得还不够。” 

　　在汶川地震中，面对死亡和各种可怕场面的救援者中，有很多是年轻的解放军战士。崔小波担心，这种惨烈场面对他们是很大的精神刺激，“我主张让他们把自己的心理感受讲出来，每天收工后要以小组的形式开会宣泄自己的恐惧，不要把自己的心理问题带到明天。” 

　　“温家宝总理在第一时间到达现场，人民子弟兵和白衣天使奋战在灾区第一线，都给灾区百姓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安慰。” 崔小波说。他认为，灾后心理干预与其他紧急救援一样需要争分夺秒。

　　他分析说，强大的社会支持能够有效缓解受害者的心理创伤。这些社会支持包括：政府及时准确地提供信息、平息谣言，以安定民心；组建各种救助队、医疗队，供应食品、饮用水、帐篷等，在人力、物力方面予以支持；社会各界捐款、捐物、献血以及媒体上、网络上的声援等都为给灾民提供了精神支持，有助于消除他们的孤独感，使他们意识到自己不是在“孤军奋战”。 

　　崔小波特别提醒救灾工作者，要从长远考虑，把救灾工作做细。他说：“在地震后，处理无名尸体时，不但要选择好掩埋地点，还要有人作记录，标明在那里掩埋了穿着什么服装、带有什么生理特征的无名尸体，以便日后有关部门为查找失踪者工作提供线索；反之，如果仅仅简单处理、浅层掩埋，日后可能会出现‘重复掩埋’，对大量失踪人员亲属的内心，会造成终生难以了却的‘心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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