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医感染病学的建立

感染病，现代医学又称之为感染性疾病，包括一切由病原微生物和寄生虫感染人体后产生的疾病，除了大部分为传统的传染病外，还有一些非传染性感染病。感染已成为当今医学界面临的一大难题，一些已知和未知感染病的不断暴发流行，给人类带来极大危害。如传染性非典型肺炎(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 SARS)、禽流感、艾滋病、病毒性肝炎等。中医学在防治感染病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尤其是现代医学缺乏针对一些病毒等病原微生物的特效治疗药物以及耐药菌株、变异株不断产生的情况下，如SARS流行期间，运用中医药采取中西结合防治取得了明显效果，得到世界卫生组织的肯定。因此，结合现代感染病发展，整合传统中医理论，进行学科优化，急需建立中医感染病学。笔者试从外感病角度对中医感染病学的建立的思路和设想提出如下观点，谨供同道参考。 l 感染病与中医外感病密切相关 1．1 外感病辨治理论的建立与感染病的发生和流行密切相关在古代，疫病(主要是急性传染病)常流行，据《明史》记载，明代从永乐六年(1048)至崇祯十六年(1643)，共发生了19次温疫大流行。每次疫病的大流行，都极大地推动了中医学术的发展，产生一批著名医家和新的理论，形成了外感病六经、卫气营血、三焦辨治体系。如《伤寒杂病论》的诞生、温疫温病学说的形成和发展，都与疫病的流行分不开。东汉末年，疫病流行，如张仲景所述，宗族向余二百，死亡三分之二，故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结合《内经》和临床经验，著成《伤寒杂病论》，而伤寒建立的六经辨证体系奠定了中医外感病的辨治基础。 以后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温病学说，建立了卫气营血和三焦辨治体系，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中医外感病的内涵。如第一部温疫专著《温疫论》，正是书成在发生温疫多次大流行的明代，尤其是崇贞辛巳年 (1641)，流行的瘟疫遍及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等省。吴有性亲眼目睹了当时疫病流行，死亡枕藉的惨状，又看到运用已有方法治疗不效，其在对疫病的深入观察基础上，结合自身的临床体会，写成了该书。书中明确提出温疫是由特殊的致病物质—杂气(疠气)引起，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不同于传统的六淫邪气，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其描述了杂气的一些致病特点，如“偏中”性，杂气对不同种属动物的感染具有选择性，即所谓牛病羊不病，鸡病鸭不病，人病而禽兽不病；不同的杂气可引起不同的疫病，各随其气而为诸病焉；杂气有病位的选择性，专人某脏腑经络，专发为某病。其描述了温疫的流行有“盛行之年”(即大流行)、“衰少之年”(即小流行)、“不行之年”(散在流行或处于相对静止期)等不同。吴氏的这些观点和理论直到今天，对传染病的认识仍具有先进性。对以后温病学卫气营血、三焦核心辨证体系的形成都有极大推动作用。而建立三焦辨证体系的吴鞠通，一生多次经历感染病的流行，目睹了乾隆癸丑年(1793)“都下温疫流行”，死于世俗之手者不可胜数，而立志研究温病，写成《温病条辨》。因此，正是疫病(急性传染病)的流行，推动外感病理论的发展，建立了六经、卫气营血、三焦等辨治体系，奠定了外感病辨治体系的核心。现代临床以六经、卫气营血、三焦辨治感染病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如运用中西医结合治疗SARS，主要是以温病学理论来指导治疗。 1．2 外感病病因说与感染病的微生物入侵病源说类似 中医学认为，外感病，包括伤寒、温病皆是由于外感邪气所导致。与西医感染病是由多种病原微生物，如病毒、细菌、衣原体、支原体、真菌、寄生虫等人侵观点类似。 1．3 感染病的临床特征与中医外感病相似感染病往往有发热，其临床表现多数具有明显的中医六经、卫气营血或三焦的过程，甚至有闭窍、动风、动血的表现，如诱发的神经系统感染症候、败血症、感染性休克、弥漫性血管内凝血、多脏器衰竭等。因此，从中医辨证来看，多属伤寒或温病等外感病。 1．4 外感病学的发展为中医防治感染病作出了重要贡献 由于外感病学的不断发展，使中医在防治感染病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从《内经》到温病学说的形成过程，就是一部中医学同感染病斗争的历史，从《内经》有关热病的论述，到一系列外感专著的诞生，反映出中医学防治感染病的巨大成就。如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吴有性的《温疫论》、叶天士的《温热论》及《三时伏气外感篇》、薛生白的《湿热病篇》、吴鞠通的《温病条辨》等，而王士雄的《温热经纬》更是集19世纪60年代以前感染病防治之大成；近代热病学家还有一些具有十分重要学术价值的专著，如霍乱专著《霍乱论》，猩红热专著《疫痧草》、《疫喉浅论》、《痧喉论》等，白喉专著《白喉阐微》、《白喉全生集》、《白喉条辨》等，天花及麻疹的专著较多，如《痘疹论》、《小儿痘疹方论》、《痘疹心法》等，鼠疫专著有《鼠疫约编》，等等。这些著作成为当时防治感染病的重要参考准绳。 2 现代中医对感染病的防治不局限于传统的外感病辨治体系 2．1 感染病的病因不囿于邪气的外感 结合临床实际，感染病的病因除外感六淫邪气、疠气等外因外，还与一些内伤病因有关，如病变过程中产生的结石、瘀血、水湿痰饮等可诱发或加重如结石病、肿瘤的感染；而由饮食不当引起的感染也不在少数，如大多数消化系统感染与之有关，包括急性胃肠炎、消化性溃疡等常见病。 2．2 脏腑气血津液等辨证方法在感染病防治中广泛应用 多数急性感染病可参考伤寒六经、温病卫气营血和三焦进行辨治，如流感、肺炎、乙脑、流脑等。但也有一些感染病不具备典型的中医六经、卫气营血或三焦的病理演变过程，临床治疗常以脏腑气血津液等辨治更具指导意义。此类疾病多见于：①一些属于西医感染病的中医“内伤杂病”，这类疾病从西医认识，有特定的感染原，但从中医认识，多以脏腑辨证、气血津液辨证为主，属于“内伤杂病”，而非外感病。如感染性肌病，可由病毒、细菌、真菌、寄生虫等直接侵犯骨骼肌导致肌肉的炎性病变，临床特点为受累骨骼肌无力，继之产生肌肉萎缩，属中医内伤杂病“肌痹”、“痿证”等范畴，临床以脏腑辨证为主，重点在肺、脾、肝、肾。其他还有如中枢神经系统性病毒感染、感染中毒性脑病等。②部分由急性感染演变为慢性感染的疾病，如慢性骨髓炎、慢性咽炎等，中医临床亦多以气血津液辨证为主。③一些需分期治疗的疾病，常以西医分期为基础，再进行脏腑气血津液等辨证，如肺结核为感染痨虫引起，临床常以西医四型为基础，即原发型肺结核(I型)、血行播散型肺结核(Ⅱ型)、继发型肺结核(Ⅲ型)、结核性胸膜炎(Ⅳ型)，进行气血津液阴阳辨证。④以辨病(指西医的病)为主的一些特殊疾病，则以对症治疗为主，辨证方法的运用不典型。如，一些西医所称的隐性感染(亚临床感染)，运用中医传统“四诊”无法辨证，常需结合免疫学等实验室检查，以辨病治疗为主，辅以脏腑气血津液等辨证。 3 以外感病为基础，构建中医感染病学 3．1 中医感染病学的内涵从以上关于西医感染病和中医外感病的分析可看出，西医所谓的感染病大多数具有明显的中医六经、卫气营血或三焦的病理演变过程，在临床辨治中以六经、卫气营血、三焦等外感辨证体系应用最多，同时，也参考脏腑气血津液等辨证。实际上，六经、卫气营血、三焦辨证与脏腑气血津液辨证等密切相关，如六经中阳明经有胃、肠等脏腑的定位；三焦辨证实际上是在三焦大体定位基础上的具体脏腑辨证，只是通过六经、卫气营血或三焦，更能反映出外感邪气以后疾病的纵向发展规律。因此，中医感染病学作为研究中医防治感染病的学科，应以中医外感病为基础，病因上主从邪气的外感性进行研究，同时兼顾一些病理产物性因素，如结石、瘀血、水湿痰饮等诱发或加重病情，病理演变上宜从六经、卫气营血、三焦进行考察，临床防治应将六经辨证、卫气营血辨证、三焦辨证与脏腑气血津液等辨证结合进行辨治。实际上，中医古代和近代以类似感染证命名的专集也有，如茅雨人《感证集腋》(1816)、吴贞《感证宝筏》(1796)、严鸿志《感证辑要》 (1920)等，只是多从邪气外感这一角度认识罢了。 3．2 中医感染病学建立的重要意义一是深化了中医学科的内涵，拓展了中医传统经典临床。因为中医感染病学已经触及了传统的将疾病简单分为外感和内伤的弊病，而其将多种辨证方法充分融合，运用感染病这一涉及广泛的疾病谱为桥梁，有利于强化经典传统临床课程如伤寒、温病及金匮等与现代中医内妇外儿等各科的联系，有利于深入挖掘传统临床经典防治现代感染病的巨大潜力，极大地提高临床内妇外儿等各科感染防治的临床效果。将传统经典与现代内妇外儿等多科相结合，还有利于尽可能弥补当今中医教学和医疗模式上突出现代中医内妇外儿等科临床的重要性，却淡化了传统经典作为临床课程之魂的这一现代中医发展的大缺陷。二是能够实现中医传统理论与现代医学前沿之一—感染病研究的接轨，有利于充分发挥中医防治感染病的优势，通过临床极大地促进中医理论与现代医学的同步和融合。可以预见，随着感染病的防治越来越受到重视，现代医学基础和临床研究的深入，必将推动中医感染病学研究的深入。正如张之文教授所说，“既能与中医理论接轨而具传承性，又能与国际接轨而利于交流”，这种国际接轨实质就是打破几千年来中医相对自我封闭的理论体系，不断吸收、接纳、融会现代生命科学理论，尤其是西医学的理论，来推动和提升中医理论，使之能够产生一个大的飞跃，通过这一桥梁，构建中医感染病学，则能够实现与现代生命科学的同步。 3．3 从教学、临床和科研多方面推动中医感染病学的构建和发展一是改进现今中医传统经典教学模式设置，如可探讨将目前的中医临床基础学科更名为中医感染病学科的可能性，使之真正成为中医临床之魂，在教学上以外感病辨治方法为主，与内伤杂病的辨治方法融会贯通，形成富有中医传统特色的防治感染病的较为完整的辨治体系和教学内容；二是临床科室的设置，各中医、中西医结合医疗机构应设置中医感染科，对包括传染病、多种非传染性重症感染在内的感染病进行中医防治的深入研究，而不是依附于西医院传染科或传染病院，应形成中医防治体系和疗效评价体系，才能真正推动中医感染病学的发展，这一点在经历SARS后尤其值得深思；三是科研方面，以临床为基础，充分运用现代感染病的研究成果，强化中医防治感染病的现代研究，推动中医感染病学的内涵建设。 摘自：《新中医》文/冯全生(成都中医药大学，四川成都610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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