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因工程使中药焕发新活力

转基因药用植物或器官研究、有效次生代谢途径关键酶基因的克隆研究、中药DNA分子标记以及中药基因芯片的研究等，已成为当今中药研究的热点，并将使传统中药焕发新的活力。 在转基因药用植物的研究方面，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分别通过发根农杆菌和根癌农杆菌诱导丹参形成毛状根和冠瘿瘤进而再分化形成植株，他们将其与栽培的丹参作了形态和化学成分比较研究，结果发现毛状根再生的植株叶片皱缩、节间缩短、植株矮化、须根发达等；而冠瘿组织再生的植株株形高大、根系发达、产量高，丹参酮的含量高于对照，这对丹参的良种繁育，提高药材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专家指出，研究中药化学成分的生物合成途径，不仅可以有助于这些化学成分的仿生合成，而且还可以入为地对这些化学成分的合成进行生物调控，有利于定向合成所需要的化学成分。国内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已经开始起步。 据了解，我国中药研究中生物技术应用方面的课题已经越来越起引人们的兴趣，有些方面如药用植物组织与细胞培养，已积累了二三十年的经验，理论和技术都相当成熟，而且在全国范围内已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其中，中药材细胞工程研究正处于鼎盛时期。 面对许多野生植物濒于灭绝，一些特殊环境下的植物引种困难等问题，中国科学工作者开始探索通过高等植物细胞、器官等的大量培养生产有用的次生代谢物。研究内容包括通过高产组织或细胞系的筛选与培养条件的优化和通过对次生代谢产物生物合成途径的调控等，达到降低成本及提高次生代谢产物产量的目的。 此外，近来利用植物悬浮培养细胞或不定根、发状根对外源化学成分进行生物转化的研究也在悄然兴起，并已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不仅如此，科学工作者更加重视对次生代谢产物生物合成途径调控的研究。这些研究都取得了令人兴奋的成果，说明中国的药用植物的细胞培养已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 基因并不决定一切 当基因热一浪高过一浪的时候，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美国部分负责人兰德告诫说：“基因并不决定一切。” 而人类基因组计划总负责人科林斯则介绍说，无论健康与否，每个人大约都有50个左右的基因变异，但这并不是发病的决定因素，“还有环境、生活习惯等因素。”他举例说，欧洲人的多发病症——囊性纤维化，基因作用大于其他因素；糖尿病则两者的作用差不多；而艾滋病基因的影响因素则小于其他因素。“以为知道所有的基因知识就可以像拼图一样得到最完美的人，那是不可能的。”科林斯强调说，“我们只是无知的孩子，而生命之书，自然已经写了几亿年。” 即使对基因治疗等概念，两位科学家也觉得不应“过热”。兰德认为，使人了解研究进展是有必要的，但如果人们因此认为疾病将在朝夕之间解决，那是误导。他说，至少今后10年，还只是寻找治病机理、从基因层面上解释疾病产生原因的“黄金期”。 两岸三地合作发展生物科技 4月8日，由大陆、台湾及香港生物科技界发起举办的“2002两岸生物医药精英论坛——机遇与发展趋势”，在香港会展中心举行。与会人士一致认为，发展生物科技，两岸三地合作前景十分广阔。 香港生物科技联会主席卢毓琳致开幕辞。他指出，生物科技产业是新世纪最重要的一项产业。是次研讨会，为企业界和投资界带来有关生物科技发展的最新信息，有助于两岸及香港间的生物科技交流与合作。 香港台湾工商协会会长潘汉唐说，台湾正在整合生物科技政策。预计未来10年，台湾会有500家生物科技公司涌现，这一产业将以20％－30％年速度增长，产值超过1500亿元新台币。同IT一样，BT（BioTechnol ogy，生物科技）是中国人最能发挥才智的领域，两岸都在致力发展BT产业，必定为两岸及香港带来美好的前景。 中国科学院院土、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院长裴钢称，高科技含量、资本、经营人才，是发展BT产业的三要素。就大陆的保健和药物市场而言，潜在市场巨大，但现状很不乐观。面对外国大制药公司的冲击，惟有增强研发能力，加强两岸及香港的合作，才可振兴中华民族的生物制药工业。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副所长吴乐斌在演讲时也认为，中国在加入世贸组织后，应重点研发潜力优厚的生物科技产品。 在生物基因药物研究领域卓有成效的上海复旦张江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彦君博士说，2001年，全球已有22亿美元的风险基金投入生物技术公司，预期今年生物科技公司将吸引更庞大的资金投入。他还发表了中国科学家独立开发，并率先在全球获准进入临床用于肺癌治疗的新型淋巴毒素的研发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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