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内经》的科学性简考

《黄帝内经》是我国现存医学文献中最早的一部医学理论著作。它不仅对生理、病理、诊断、治疗等方面作了详细地阐述，而且对预防医学也提出了许多经验，所以，一直成为祖国医学的经典著作。 《黄帝内经》认为，阴阳两气是产生一切的根源。针对了当时的神鬼致病的迷信思想，在《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中说：“故阴阳四时者，万物之终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苛疾不起，是谓得道“。这是说，阴阳四时的变化，是万物生长、衰老、死亡的根本，违背了它，就要产生灾害，顺从了它，疾病就不会产生，这是养生保健的原则。 《黄帝内经》对疾病的治疗也在《素问·至真要大论》中指出：“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说是只要仔细观察阴阳的所在而加以调整，达到平衡为目的。也就是说，阴阳两气在人体内能够维持正常的相对平衡，就是健康，如果失调，就会害病。 《黄帝内经》还认识到生理、病理现象和自然界外在环境有关以外，更指出与人体本身内在的情志活动有着密切的相互关系。在《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说：“天有四时五行，以生、长、化、收、藏，以生寒、暑、燥、湿、风；人有五脏五气，以生喜、怒、悲、忧、恐。故喜怒伤气，寒暑伤形。暴怒伤阴，暴喜伤阳……喜怒不节，寒暑过度，生乃不固“。意思是说，自然界有春、夏、秋、冬四时的变化，有木、火、土、金、水五行的变化，形成了生、长、化、收、藏的规律，产生了寒、暑、燥、湿、风的气候；人有心、肝、脾、肺、肾五脏之气，产生了喜、怒、悲、忧、恐五种情志活动(心主喜、肝主怒、脾主悲、肺主忧、肾主恐)。如果不注意调节，过于喜怒，可以伤气，寒暑侵袭，可以损伤形体。大怒会损伤阴气，大喜要损伤阳气……，所以，喜怒不加以节制，寒暑不善于适应，生命就不能坚强。由此看出，《黄帝内经》始终认为在讨论疾病原因以及保健方法上，都必须充分考虑内外环境的统一。 《黄帝内经》也体现了预防医学思想，在《灵枢·本神篇》写着：“故智者之养生也，必顺四时而适寒暑；和喜怒而安居处；节阴阳而调刚柔。如是则僻邪不至，长生久视“。说是有知识的人，他们采取的保健方法，一定是顺着春夏秋冬四季的时令，适应寒暑不同的气候；调和自己的情志，不能过喜过怒，并能很好地适应周围的环境；调节阴阳的变化盛衰，使它相对平衡。象这样就病邪无从侵袭，于是可以延长生命而不易衰老了。 《黄帝内经》还明确指出，自然界中有某种不利于人体的“邪气”，当邪气侵入人体内部，就会致病。古代没有认识病原体的可能，但在长期的医疗实践过程中，古代医学家意识到某些具有感染性的对人有伤害作用的邪气。而且也知道只要身体健康，有充分的抵抗能力，就可以避免邪气的侵害。 在《素问·生气通天论》中写着：“苍天之气清净，则志意治，顺之则阳气固，虽有贼邪，弗能害也“。说明了人和自然界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天气清净，则人的意志稳定，这样能使阳气巩固，虽然有外来致病因素的侵袭，但也不能为害人体。 解剖生理又是医学上最基本的知识，在《灵枢·经水篇》中提到：“若夫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视之。其脏之坚脆，腑之大小，谷之多少，脉之长短，血之清浊，气之多少……皆有大数“。意思是说，如果从一个身长八尺的有形躯体来看，有皮有肉，在体表上可以用一定的尺度去测量，用手去接触循沿着不同部位按摸而计算出来；死了以后，也可以通过解剖来详细观察。 在生理功能方面，五脏六腑器官的坚固或脆弱，形态的或大或小，每一脏腑受纳营养物质的多少，每条血管的长短，血液颜色的清浊，气体的多少……都有一定的标准。这就证实了祖国医学在二千多年以前，就注意到机体功能之间有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关系，认为人体除了脏腑，还有精、气、津、液、血、脉、皮肤、肌肉、骨骼、五官等，各自发挥自己的功能，而且组成统一的整体。它们在发挥各自作用的时候，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的，更重要的是以经络贯串了这一整体。 综上所述，《黄帝内经》的理论体系，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和医学家们通过长时期的观察、实践，所累积的丰富经验，集中反映了中国古代哲学与医学的结合。《黄帝内经》正是用朴素的唯物观点和自发的辩证法思想来认识人体的生理现象、疾病原因等问题，并针对神教迷信思想作斗争，它为后世医学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道路。 《黄帝内经》的价值不仅在历史上对祖国人民的保健事业作出过巨大的贡献，而且直到现在，还在起着指导临床实践的作用，因为它蕴藏着丰富的科学成分，包括了祖国医学的基本理论知识。 摘自：《中医药学刊》文/陈四清 杨建庭 周 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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