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的中医情(下)

     三、人参情     
 

    北京四大名医之一的孔伯华先生和周总理有过多次交往。孔老对中央领导同志的医疗保健工作非常关心，受到周总理的当面表扬，周总理说：“孔老不谈空理，务求实干。”孔伯华患病后，周总理立即派人前去探望，并带去生活津贴500元钱，转达周总理的意见：希望孔伯华安心养病。现在看来，500元不算什么，在20世纪50年代，那是很大_笔钱。 临走时，探病的人再三询问孔伯华有什么困难，连愿不愿意住院都问到了。孔伯华什么要求也没提。但是孔伯华的一个学生知道自己的老师清贫，有困难又难以启齿，在送他们时说，孔老师的病很需要吃点东北野山参。原来孔 伯华自知病入膏盲，难以治愈，只是担心在去世以前难以完成周总理要他整理医案的任务。如果有野山参维持，还可以延续一段时间。过了3天，周总理果真派人送来了两斤东北野山参，还附有原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的一封信。望着这些东西，孔伯华的眼睛湿润了，禁不住潸然泪下，还喃喃地说：“知我者，周总理也。”在周总理的亲切关怀下，孔伯华以惊人的毅力，再加上东北野山参的作用，他日夜兼程，呕心沥血，终于完成了他的名著《时斋医话》。     
 

    林伯渠(1886-1960)，原名林祖涵，字邃园，号伯渠，出生于湖南安福(今临澧县)，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中国共产党重要领导人之一，与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和吴玉章并称为中共五老。1955年秋冬，时任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的林伯渠患前列腺肥大症，排尿不畅，行前列腺摘除手术后呃逆不止，时达47天。经中西医专家多方治疗均无一效。当时林老已69岁高龄，久病体衰，加之手术以后频频呃逆，不能进食，也不能休息和睡眠，生命垂危，医院连续两次下达病危通知。周恩来总理见状十分焦急，组织中医专家救治，从上海调到北京工作不久的章次公先生临危受命，前往治疗。   
 

    章老诊了脉象，询问了病情，心中有了底。对总理说道：“从四诊分析，神不散，气不竭，脉不乱。……呃逆不止，是由于胃气上逆。脾主升，胃主降。脾主运化，输布精微；胃主受纳，腐熟水谷。今胃气久虚，升降失常，呃逆频作，水谷不进，后天之本已衰。当务之急是养其胃气，恢复和增强胃的功能。但光靠镇逆不行，需扶其正气，徐徐调之。”于是方用别直参炖汤饮服。由于林老呃逆不止，食饮入即吐，于是章老亲自用棉签蘸药汁从其口中慢慢挤入。另命护士用小米熬成稀粥待用。治疗当晚，林老呃逆减轻，长长地出了一口气说：好饿呀。护士连忙将准备好的，小米粥用小勺进于舌面让林老慢慢吞咽。治疗后第2天，林老呃逆止，病情平稳。
 

    四、外交情
    周恩来总理善于运用中医药于外交事务，一方面他指示办外宾门诊、外宾病房为国际友人诊治疾患，另一方面经常选派中医药专家出国为一些有影响的人物疗病保健。派出的中医大夫以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向世界展示了中医药的卓越疗效，扩大了中医药的国际影响。    
 

    苏加诺(1901-1970)，历任印度尼西亚民族政治联盟主席、印度尼西亚党主席、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总统等职务。1962年，我国著名中医学家岳美中先生受周总理之托，前去印度尼西亚为苏加诺看病。年逾花甲的苏加诺总统倍受泌尿系结石的折磨，常感腹痛不适，小便排出不畅，肾造影显示左肾功能消失，但疑有结石存在。西医主张摘除左肾，但他坚决不同意做手术，只是要求服用中药治疗。岳美中先生在为苏加诺诊治的过程中，始终重用金钱草清热化湿，用量从60克逐渐增至每剂210克，前后共用金钱草20000多克。苏加诺在服药期间从小便中排出数枚结石，后来做肾造影证实左肾功能基本恢复，结石消失。苏加诺称此为“社会主义中国中医学的奇迹”。
 

    苏加诺公务匆忙，日理万机。由于操劳过度，苏加诺总统喜凉怕热，夜间常敞户而卧，腰以下不盖衣被。按照中医理论，岳美中先生辨证为阴虚阳亢。若一味使用燥热兴奋之品，必致虚阳上越，病情加重。岳美中先生当机立断，不用壮阳补肾药，仅用当归一味药补血活血。结果，服药8天后，苏加诺总统症状明显减轻，3个月后，苏加诺总统康复如初，对社会主义中国的岳美中先生赞叹不已。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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