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背影（上部）

 上篇：中医末途

在广东省中医院，多部摄像机同时转动，全程纪录老中医的诊疗活动；江西省中医院也设立了专门的摄像室，把老中医请到里面坐诊。因为名老中医们年事已高，面临中医经验失传的危险，很多中医院自发开展了针对名老中医的抢救性保存工作。

广东省中医院副院长邹旭深表无奈：“现在主要是抢救他们的成果，还远远没有达到总结分析的阶段。况且影音实录的效果也很局限，类似舌头红到什么程度该用什么药这样的问题，无法依靠录像解决。”

“我是铁杆中医”

“中医水平一直在下滑，治疗面瘫本是中医的基本功，但是很多中医师现在连面瘫都不会治。”采访中，一位专家告诉《中国医院院长》：“北京某知名中医院的一位老中医无法治愈自己的高烧，最后不得不跑到西医院上呼吸机，而退烧本也是中医的拿手好戏。”

明清时代，中医治疗急症发展到了很高的水平，形成了一套治疗急性病的完整理论体系和临床经验，总结出了很多疗效高而快的方药，现在这些方法和本领基本上失传了。

当湖南省政协常委彭坚把撰写的《我是铁杆中医》一书放到记者面前的时候，也亮出了他的身份“铁杆中医”。虽然彭坚历年被学生评为全校最受欢迎的老师，却并未受到所任职的湖南中医药大学的青睐，这主要归因于他对传统中医的执意坚持。

“铁杆中医”是中医泰斗、广东省中医院邓铁涛教授首创的名词，彭坚由此引用。这本书也得到了邓铁涛本人很高的评价。

彭坚所捍卫的是纯中医，由于西医影响，中医已经不再纯粹。19世纪末期，西医大规模传入国内，“中医科学化”、“中医现代化”是否定中医的两大旗号，“中西医结合”成为实现两大旗号的主要手段，最后导致中医被严重西化。

中国致公党江苏省委原副主委、南京中医药大学吉文辉教授说：“中国古代科学中唯一完整保留至今，仍然在现代社会发挥作用的只有中医学。中医是具有生命力的，一旦更改了就不是她了。古代中医不是更替型而是累积型的发展，后面不否定前面的，在肯定前面的前提下再扩大。我们总认为古人创造的东西只有更新才能前进，其实是违背中医发展规律的。”

一个铁证便是中西医结合长达数十年未能形成成熟的理论体系。苏州市中医学会会长俞志高说，在实际操作中，西医有效的就用西医，中医有效的就用中医，中医、西医理论并没有真正结合起来。一位中医师向记者抱怨：用西医诊断，用中医辨证，医生会乱掉的。

按照西医观点，医疗的价值必须具有可检验性，而中医的脏腑经络学说根本无法通过现代科学方法实证。

20世纪50年代，老中医蒲辅周根据个体差异，用98首不同的处方治愈了167例昏迷的乙型脑炎患者，远远超过同时期的世界水平。而西医却认为一首方剂的治愈率不到两人，以不符合统计学原理为由加以否定。

广东省中医院宣传部部长胡延滨对此感到不解：中医经方经历了上千年验证，至今在临床上疗效卓著，已经证明了中医经验的可重复性，不需要再经过临床验证和西医步骤了，现在非要通过小白鼠实验验证中医，认为取得的成果就等于中医成果，就相当于中医发展了。实际上，这种研究与中医传承完全是两回事。

医师“朝野”颠覆

彭坚遵循古制，从不去医院坐诊，而是选择在当地的百草堂药号坐堂行医。“坐堂医”一词就起源于彭坚所在的这座城市。汉代，医圣张仲景担任长沙太守时，利用公务之余在大堂上为病人把脉治病，成为最早的坐堂医。

历史上，中医的从业地点主要是在家里或诊所，而不是在医院；现在情况恰好相反，医院成了中医的主要行医场所，个体行医已经被政策限制。

许多民间中医师为人看了一辈子病，到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实施后，却被法律剥夺了行医权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规定，必须具备4年以上医学院校的学历，方能参加资格考试，而民间中医师因为没有文凭拿不到执业医师证，造成大量人员失去行医资格。

李光喜的诊所坐落在乌江镇，这里因项羽自刎而著名。一条河流从镇中穿过，将其划分为安徽和县乌江镇和江苏南京浦口区乌江镇两个行政区划。

因为擅长治疗风湿病，李光喜是镇上的名人，平时“病人开来的小车可以从诊所门口一直排到几十米外的公路上”。当地人告诉记者，和县的乌江镇工商所今年春天对个体医疗点进行检查，有8个医疗点因未取得合法手续而被取缔，李光喜的诊所包括在内。因为风声太紧，李光喜已经全面转入“地下”行医，大部分时间在外地流动坐诊。

记者见到了李光喜的妻子，当得知记者并非求医的时候，态度即刻变得不自然，就像马路边躲避城管的小商贩。在告诉完记者“他已经不看病了，现在也不在家”后，便匆匆躲开，连家都没有回。

记者在其他地方遇到了很多李光喜这样的民间中医师，“躲”成为他们行医生活的关键词。

对此，北京羲黄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吕嘉戈感到惋惜：应该挽救那些散落在民间身怀绝技、代代相传、没有获得执业医师证的中医师。中医药学如果没有民间中医师这个群体作为基础，根本无法保留至今。这些人没有依赖现代科学手段，完全采用传统中医方式，依靠望闻问切，他们中的很多人是具有真才实学的。

被寄予中医发展厚望的中医院却没有承担起发展重任，某中医院院长说：“做得成功的中医院，都是先从发展医院的规模、学科和现代技术入手，在此基础上再保住中医。”

彭坚对记者说，中医不是现代科学而是古代科学，问题在于我们一直按照现代西医院的模式来管理中医院。宏观把握、整体联系是中医的长处。古代中医多数是全科医生，最多分为内外妇儿就不能再细分了。而现在医院分科越来越细，医生一旦被定位成某方面专家，其他疾病反而不能再看了。

南京市中医院院长李俭道出医院的苦衷：“如果不搞学科细分，医院就无法适应市场需求。而分科又带来另外的问题，医院不知该把返聘的老中医分到哪个科，最后就创建了金陵名医馆，把老中医集中在那里。”

广东省中医院院长吕玉波回忆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时的一件事情：当时医院没有CT设备，因此诊断上有难度，就把一些病人转移到西医院，但是转诊的次数多了，病人干脆就不到中医院来了，医院最后连发挥中医特色的机会都没有。

这给吕玉波很深刻的启示，他意识到中医院发展离不开西医，中西医是解决健康问题的两种不同视角，各具特色，最好的方式就是正视所面临的问题，然后去扶持中医药发展。

“传承”陷入程式化

满头银发的傅玲是江西省中医院的老中医，其独创的穴位给药治疗小儿脑瘫的疗法挽救了很多患儿，但是，在某些重点穴位，她只能亲手操作，弟子们尚不具备操作的能力。如何把这一宝贵经验传承下来，成为摆在她和医院面前的共同难题。

在古代，中医成才的途径主要是家传师授和由儒从医。彭坚出生于中医世家，其伯父彭崇让是湖南名医。文革时期，他跟从伯父学习中医，白天抄方看病，晚上读书讲经，就这样度过了5年典型的师徒相授的学习生涯，直到恢复高考后，考入湖南中医药大学。

彭坚回忆说，伯父对自己的中医启蒙是从经典《伤寒论》入手，现代语言无法完整地将中医经典著作传输给学生，所以最好从经典入手，有助于对中医的正确理解。

完整经历了传统的家传师授和现代的学校教育两种模式，让彭坚记忆深刻的还是伯父对自己的教诲，特别是难忘的最后一课。1978年的一天，临终前的伯父，经过抢救能够稍微坐立，忽然伯父一把抓住了彭坚的手，让他摸自己背上的汗水，连声说，“摸到没有？摸到没有？这就是绝汗，绝汗如油啊”，话音刚落，便气绝身亡。

这种人才培养模式，与中医的学科特点密切相关。不同流派的医疗经验及手法等，在书本上很难学到，只能由掌握者口传心授，手把手地去教。

然而，现代中医教育制度彻底颠覆了过去的中医传承模式。吉文辉说，不经过正规的学校教育，不通过中医师考核，现在就不能行医。过去各种路径都可能产生中医，现在必须要走学院教育这架独木桥，这便切断了民间产生名医的可能性。

“所以我提倡培养中医人才要两条腿走路：一条是学院制，这是现代管理的必然，也是没有办法否定和阻止的；另一条是民间家传师授，他们所读的书、所学的知识和现代学校教育是脱节的，但是这条路现在不被政府认可。医院不会从社会上招人，所以老中医想找个得意的门生来继承自己的学问，根本没有出路，担负传承任务的主要还是中医院校毕业生。”吉文辉说。

学院派的人才培养模式过滤掉了大量中医药本质的东西，培养出来的学生功底很差，中西医水平都不高，甚至连从事中医的人都觉得中医没用。因为西医相对容易上手，所以他们很快就被西化掉了。

很多专家告诉记者，现代中医教育思想跟传统思维是相违悖的，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将中医、中药分成两个相对独立的专业；缺少中国古代人文科学方面的课程，忽视中医经典著作的教学；很多教师没有临床经验就去教学，背离了中医的实践性等。

吉文辉指出，中医不是背过很多经文，能力就会很高，对中医的领悟最重要。中医的悟性不是天生的，必须经历一个长期的临床实践，慢慢强化和升华对中医的理解。

“废医存药”的图谋

在御生堂中医药博物馆，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了各个朝代的药王孙思邈雕像，样式都是统一的“下骑虎，上盘龙”。在古代，中医中药是不能分家的。

彭坚说，临床制药是古代中医师必须掌握的技术。丸散膏汤是历代中医根据不同的病情设计的4种剂型，是根据病人个体加工的，而一些地区的政府部门则只准开汤剂，不准制作其他剂型，否则就判以非法制药。很多中药，例如生附子、生乌头等具有毒性，运用得好又会变成起死回生的灵药，而政府部门则不准药店药房备药，临床医生也不敢大胆使用，致使大量治疗危急重症、疑难大病的有效处方被束之高阁。在他看来，对中医师自制药的限制，斩断了中医师治病的手。

一位专家告诉记者，废医存药是西医消灭中医的主要主张，源头可以追溯到100年前的中西医之争。中西医的真正决裂开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药品方面，化学合成药物取代了原生态药物，开始从植物中提取有效成分，比如从鸦片中提取吗啡，从金鸡纳树皮中提取奎宁等。所以，中药可以被西医划归到它的植物药范畴，进行有效成分的提纯。

2002年，政府颁布了《中药现代化发展纲要》，要对中药进行规模化生产，从中草药中提取有效物质。实质就是将中药的开发研制置于西医方法和标准之下，通过这种方式求得国际社会的认可。有专家指出，其最大的破坏是将中药饮片改换成颗粒饮片。

广东省中医院曾经联合香港科研人员从分子生物学的角度分析中药饮片和颗粒饮片的异同，发现两种方法用高效液相跑图的时候没有区别，但是做到受体水平的时候，差别立刻显现，中药饮片更容易被受体接受，颗粒饮片基本不被接受。

“中药必须通过特定炮制方式才能产生效果。现代的中药提纯，是与中医的治疗理念背道而驰的，把中医的根给刨掉了。”彭坚解释，“中医的精华在配方，中药的精华是饮片。单味药的化学成份已经很复杂，复方就更复杂了。比如白虎汤，四味药中缺少任何一味都会丧失疗效。中药饮片通过炮制可以减轻或消除毒性反应，改变中药的性味和归经。而现代科学还没有达到分析和说明它的能力，就限制其他剂型的存在。”

很多专家告诉记者，我们的做法还不如日本和韩国。有一组经典数据可以证实：在国际中药市场中，日本大约占85%的份额，韩国占15%，而我国才占5%。俞志高说，日本仅仅一个救心丹出口创汇的金额就超过我国全部中成药出口创汇的总额，而救心丹实际上是苏州雷允上诵芬堂名药六神丸的改换。

“日本、韩国大量引种我国中药材，对中医古籍进行挖掘，里面的经方已经不需要通过西医手段验证；而我们却为自己设置了很多条框，热衷运用西医标准，被西方社会承认，所以很难转化为可被市场接受的产品。”胡延滨指出。

在华佗故里、全国最大的中药材市场安徽亳州，记者还发现了另外一个问题，现代中药材药性遭到严重破坏。亳州市政府向本刊出具的资料显示：当地种植药材70万亩，占全国的十分之一。然而，这种规模化生产极大地破坏了中药的地道性。“药材地道被中医视为生命。古代说一方草木治一方病，比如在沙漠生存的动植物就具有抵抗沙漠恶劣环境的功能；东北产的人参、鹿茸都是带火的，贝母是产自四川的才好，菊花则偏爱杭州政府等。”吉文辉说。

本该进行管制的中药材却被政府定性为农产品，由农民自行决定种植。农民琢磨的是中药怎么才能长得又快又大，结果种出来的人参比萝卜都大。一位中医师告诉记者，他对某味药的用量已经由过去的5克提高到现在的30克。

亳州当地药商还向记者透露，市场上有些药材完全是下脚料，比如，一些人把新鲜枸杞提取汁液后再晾干出售，向中药里面添加西药成分等，其疗效可想而知。

末路中医的寂寞传承

丁泽民是“丁氏痔科”的第八代传人。“他在传承了家族的医学知识后，便离开家乡外出行医。在扬州积累了一定知名度后就来到了南京。当时是抗战时期，医疗条件很差，医生也少，这让他很快在南京建立了名气。”丁义江介绍他的父亲。

建国后，丁泽民一直自己开业，搞得很红火，直到1956年南京市中医院建院。李俭说：“因为南京曾经是国民政府的首都，所以当地集中了一大批名老中医甚至御医。市中医院建院的时候，包括丁泽民在内，一批老中医就被网罗到了医院。”

丁泽民把自己的方剂、治疗方法等全部捐给了医院，他也从一名个体郎中变成了国家医院里的医生。丁义江告诉《中国医院院长》：“丁氏在学科传承上，主要抓住了三点：第一是中医内服外用药，传承了1000多年的药物还在应用；第二是中医外科，把唐代就出现的枯痔疗法传承了下来，比国外早了900年；第三是结扎疗法，历史也很悠久。在现代科学融合得这么厉害的情况下，我们把这几大亮点整合起来，还是很有疗效的，解决了很多棘手问题。”

丁义江已经传承了父亲的医术，成为丁氏痔科的第九代传人。他所在的肛肠科成为全国中医肛肠医疗中心，父子两代人都先后担任全国中医学会肛肠分会主任委员。受丁泽民的影响，丁家后代有10多人从事医疗工作，其中包括南京鼓楼医院院长丁义涛等。

在履职南京中医院院长之前，李俭担任南京市卫生局中医处处长。两个不同的岗位，让她对中医产生不同的认识。“类似丁氏痔科这样发展较好的中医学科实在是凤毛麟角。我在卫生局工作的时候，感觉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师承带教的政策很好，当院长后发现并非如此。”李俭说，“师带徒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符合拜师条件的大多是拥有5年10年临床工作经验的主治医师，他们早已形成了固定思维模式，且更看重的是师带徒的名义，很难做到一门心思跟师学习。”

这是目前中医传承的普遍问题。在广州，记者见到了当今国内一次最顶级的中医传承。

广州是近代中国最早与西方世界接触的前沿，也是西方医学最早输入和最先繁荣的城市。但是，广东有一个突出特点，老百姓历来有使用中药煲汤的习惯，这为中医发展创造了一个很好的外部环境。

2000年，邓铁涛提议医院中青年专家集体拜师，把医生送到全国著名老中医那里学习。这一提议得到了院长吕玉波的极力支持，也得到了老中医们的积极响应，最后答应出面带徒的都是当代的中医泰斗。

邹旭当时便拜在邓铁涛门下。他说，“邓老强调的读经典，跟名师，就是希望中青年医生能把中医的看病本领真正学到手，带出一个标杆和典型，在全国起到示范作用。”

因为担任医院副院长，邹旭借助职务之便，接触到了很多名老中医。“以前读到博士所累积的知识，也不如跟师实践学到的东西多，有时候经老专家稍微点拨便能茅塞顿开。水平不高的中医师给患者开药效果不好，而高水平的专家给同样的病人开药，效果就不一样，我们得到一个启示，不是中医药不行，而是掌握中医药的人不行，还没有掌握中医药的精髓。”邹旭说。

现今，广东省中医院的名师带徒工作在全国影响极大，但是由此上升到中医药将拥有美好前景，仍然十分渺茫。在江西考察时，记者发现较好的中医院主要依靠的是西医手段，绝大部分中医院发展缓慢，其中峡江县中医院更是同当地的一家西医院进行了合并。

江西只是全国中医院的缩影，大背景是中医发展的举步维艰。一位专家告诉本刊，政府一直在保护中医，但结果却越来越差，原因仍在于没有按照中医的发展规律来管理中医。即便是政府现在意识到这个问题，也至少需要用5年时间来调整政策，如果政策到位，那么中医也至少要在10年后才能蓄势待发，至少要在15年后才能初有成效。

现在所能看到的只是，中医给我们留下了一个越来越小的背影，谢幕曲才刚刚唱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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