呵护中医话立夫

    陈立夫(1900-2001)原名祖燕，浙江湖州人。1923年北洋大学矿科毕业，之后赴美留学，获匹兹堡大学硕士学位。其前半生纵横政坛，历任民国时期国民党中心组织部部长、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等要职；其后半生，于1949年去台湾，旋因蒋家王朝洗牌而流亡美国，曾向孔祥熙等人借款自办养鸡场，并制作皮蛋、咸蛋、豆腐乳、粽子，为唐人街的中餐馆供货……在以体力谋生的余暇，拨冗研究中华传统文化。风风雨雨，其悟出寿享期颐的奥秘乃在于“笑对人生”，因撰一联曰：“合情合理合势，做成大事；轻名轻利轻权。修得长生。”在他政治峰巅之日，正是中医存废争锋之时，他对此态度如何，则鲜为人知。姑据邓铁涛主编的《中医近代史》及邓铁涛与刘小斌合编的《中医近代史论文集》梳理如下：
    “1930年1月，总会(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将设立国医馆的提案连同馆章送呈国府。”
    “1930年5月7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举行第226次政治会议时，以谭延闿(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胡汉民、陈肇英、朱培德、邵元冲、陈立夫、焦易堂七位中委的名义，提出设立中央国医馆议案，当即在会上决议通过。”
    由此可见，在中医存废之争的立场上，陈立夫是站在主存一边的。
    “1930年10月19日，国医馆诸发起人假(座)南京市女子法政讲习所召开了准备会议。会上推举陈郁、焦易堂、彭养光、周仲良、陈立夫、施今墨、陈奠圻7人为筹备委员，陈郁为主任。”
    这七人中，施今墨是近代北京四大名医之一，焦易堂更是学有根底的闻人。陈立夫虽非医药行家，其能跻身医坛并被医界所器重，于此可见。
    “经过多方努力，中央国医馆冲破重重阻力，终于1931年3月17日宣告成立。”
    同时，推选于右任、陈果夫、裘吉生等42人为名誉理事。1931年4月17日，国民政府公布圈定的国医馆理事焦易堂、陈立夫等47人，候补理事徐相任、丁仲英等25人。
    这里所谓“经过多方努力”，主要是设在上海的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不断派员去南京督促、列席筹备会议，以及筹备委员之与国民政府间的协调作用。其中，自然少不了陈立夫的一份心血和功劳。
    “(1931年)5月3日，国医馆理事会召开全体大会，推选陈立夫为理事长，彭养光、陈奠圻、周仲良、王国宾、随翰英、郭受天、陆渊雷、谢利恒、冯霖若、程调之为常务理事。会上还推举焦易堂为馆长，陈郁、施今墨为副馆长。后陈立夫以政务繁忙迭请辞职。7月21日常务理事会议决定准其所请，由彭养光代理理事长职。”
    陈立夫被推举为理事长，应当说是由于他对中医事业的热心呵护，从而引发众望所归。至于他再三请求辞职，  “政务繁忙”固然是事实，然而是否还有让贤之意抑或真的“成功不居”呢?且看他在这之后的一些作为：
    
    “1933年6月7日，国民党第306次中央政治会议上，中委石瑛、焦易堂等联合了陈立夫、叶楚伧、邵力子等29位支持保存中医药的中委，向国府提呈‘制定国医条例，责成中央国医馆管理国医以资整理而利民生案’。并随案提交了‘国医条例草案’及‘国医条例原则草案’。”
    由此可见，他对中医药的呵护是一如既往的，并不为职务之任免所左右，其一片公心昭然若揭。
    “1933年10月国医馆再次致函立法院，要求同意(前)国医馆理事长陈立夫列席会议，参
加《国医条例》的审查，立法院于10月14日交函准予列席会议。”
    这说明国医馆同仁对于陈立夫的倚重!
    “首都国医院是 1935年12月7日由于右任、陈立夫、何键、焦易堂等发起的。”
    虽然后来首都国医院没有办成，陈立夫作为发起人之一，其热衷于中医药事业是值得肯定的。
    这是陈立夫的上半生，再说其下半生。
    陈立夫于1951年赴美国定居，曾经为糊口而劳作，且成功与失败同行，而其沉醉于中华传统文化的探索、研讨、演绎和弘扬，则未尝间歇。虽日1969年自美国返回台湾以后，历任“总统府资政”、“中央评议会主席团主席”、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副会长、中国医药学院董事长、孔孟学会理事长等职，而其主要精力还是着重于文化建设，埋首操觚，著作等身。其尤对中医中药之钟爱有加，可以从他临终病危时所选的就诊医院是台中市中国医药学院附属医院，得到证实。
    李良松与叶海涛合著的《陈立夫与中医》中，披露了陈氏对中西方文化以及中西方医学的看法：
    陈立夫认为‘真理不分中西，文化为世人所共有’。  ‘在医学方面，如果中医和西医均有治一种病的特效药和特效治法的发明，我们应该使其并存。如中医有桑叶、薄荷发汗，西药有阿斯匹林发汗，就不必用阿斯匹林来打倒桑叶、薄荷，使乡间病者非走十多里路去买西药不可’。他坚决主张‘道并行而不相悖’，并决心为融合中西医两种医学理论体系而努力。他反对把“中医现代化”看作是“中医西医化”，主张中西医各取所长、携手并进。  ‘中西医合作具有远大的前景和意义，要在前进的道路上看到光明’。告诫中医界必须虚心学习现代科学知识，不要自我陶醉；并要求西医要相信中医，不要妄自尊大。这样‘二者如能精诚合作，通力研究对方之所长，则能为创新世界上最新之医学奠定坚实的基础’。对临床诊疗疾病的方法，陈立夫主张以疗效为衡量标准。  ‘登山千条路，同仰一月高’。不管是中医之法还是西医之法，无论是药物疗法还是非药物疗法，都必须根据病情之需要而用，不要轻视任何一种治病方法。
    这是一种对于不同文化的兼容而无意于排它的海量。例如，不能把中医现代化理解为中医西医化的观点，很值得当今中医教学和中医实践反思、警醒。目睹当前医疗市场，临床中医从识证到用药，其思路短乏整体观念，不善于辨证论治，普遍存在着被西医同化而好对号入座、按病用药，从而导致疗效滑坡、市场萎缩。而西医，在明知西药疗效欠佳的情况下，不请中医会诊，而同时开出内容重叠的几种中成药，却自诩为“西学中”了。
    同时，该书中还提到陈立夫：
    对把动物试验强加于人体的实验方法保留自己的意见，认为动物试验也有许多不科学之处，不能以此为借口来否定中医。经几千年对人来做临床实验所得的统计资料，就是今日之中医；用老鼠、兔子等动物，经百十次的实验所得到的统计资料，再用之于人，就是今日之西医。前者缺乏数千年书面的统计，而其实验对象为人；后者有数百次实验的书面的统汁，而其实验对象先为动物再及于人。后者其表面上较为慎重。而实际上动物与人究有不同，所以，问题在于信仰与否!比如，人吃少量巴豆必大泻无疑，而对小白鼠来说则多多益善，越吃越想吃，若把小白鼠之试验结果用之于人体，岂不谬哉!他始终认为，中药的药理研究必须从药物配伍入手、从复方研究入手，利用现代先进的科学手段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研究，从而使中药的现代研究更具有中医特色。
    此等说法，令人耳目一新!中医学说源于治病——由实践经验而后升华为理论；西医学说基于实验——由动物试验而后付诸于临床。前者宏观、直接；后者微观、间接。所以，前者只有在辨证不明时才会带来个体性的失误；后者则往往有若干年后始知其必须纠正的(如手术方式)或必须淘汰的(如药物)整体性失误。至于陈氏所强调的中药研究方法，着眼于药物配伍，注重于复方研究，正是若干年来大陆有关中药研究方面的薄弱环节。盖他山之石，可以攻错矣!
  此外，陈立夫还说：
    “我是采矿工程师，对于科学并不陌生，我深恶不学而好武断的人，所以我反对对于未读过一本中医药书籍的人，就一口认定中医为‘不科学’。科学必须根据事实，无事实而遽作结论，其本身头脑就是不科学。如中药的花、叶、根、茎各药用部位的药用效能分得很清楚，这就是科学；又如大黄用得少会健胃，轻度利尿，过量又会引起腹泻。这些都是累积几千年的人身实验所得到的科学实验结果。我们老祖宗以生命换取的宝贵经验，国人怎可将它看成一文不值，这点我不赞成。‘中医靠祖宗吃饭，西医靠外国人吃饭’。我们要设法创造自己的东西，不要仅是靠人家。更切忌拿别人的东西来砸自己的东西，这是最不应该，最错误的观念。我们千万不要相信西方人比我们聪明，在人文科学方面，我们远超过于他们。在自然科学方面，以前认为一切都是西方人的成就，现在经过英国李约瑟博士的发掘，证明许多东西，中国人早有发明，医学亦然，西人的观念都已经渐渐改变了，独有我们的崇洋自弃者还在入迷。中医之复兴，是中华文化复兴之一环，这绝对不是复古或排外，但也不同意媚外而排内，而是应融会中西医药学二者之所长，以创造世界最新最进步的医药学。”
    由此可见，陈氏之呵护中医，自有他对中医药学的深刻认识，而后主张融会而创新。其渊源，多多少少让我们看到当年中西汇通论者的影子。
    至于他对废医论者的谴责，所指为谁?多多少少也让我们想起了俞樾、余云岫等。
    至其“真理无中西之分，文化成果应为全人类共享，西医今日所用的一切工具和材料，大部份为其它科学专家所发明，非西医所可自诩为独有，中医尽可使用”云云，可以说是为中医壮胆!盖中医在研讨望闻问切之馀，与时俱进，借助现代医疗器械、仪器以延伸“望诊”，为吾所用，不但仍然不失为铁杆中医，而且恰恰是彰显中医现代化的技术要素之象征。
  纵观百岁老人陈立夫，对于弘扬我国的传统文化，尤其在呵护、扶持中医事业方面，是不遗余力而一以贯之的。他自美返台后担任中国医药学院董事长达30年，为促进台湾中医中药事业的发展，也为摧进海峡两岸中医药学术的交流做出了贡献。所以说，他被誉为台湾中医中药事业的“守护神”，是当之无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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