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写《从针刺治病到针刺麻醉》的前前后后
核心提示： 1971年7月19日，《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了同一内容的两则重要新闻，中国向世界正式宣告：针刺麻醉术成功地应用于外科大手术。从1 959年起就在上海中医学院医史博物馆工作的我获知此喜讯，一方面深受鼓舞，同时也引起了我的联
1971年7月19日，《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了同一内容的两则重要新闻，中国向世界正式宣告：针刺麻醉术成功地应用于外科大手术。从1 959年起就在上海中医学院医史博物馆工作的我获知此喜讯，一方面深受鼓舞，同时也引起了我的联想：针刺麻醉是在中国古人发明针刺治病和止痛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把中国人民独特的针灸疗法发展史，撰文向世界人民广为介绍，无疑是必要之举。
不少人大概知道，撰写医学史文章是离不开历代社会背景的，而且必然会涉及到相当多的人和事物。写这类文章，在1971年处于“文革”高峰的中国，是很可能招致这样或那样的“批判”，尤其是当时我们全家尚处于逆境。但我认为，根据历代人民医疗实践总结的文献记载，实事求是地将其成就予以介绍弘扬，不仅不应该被反对和批判，而是应该受到欢迎和肯定，这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正确做法。我坚信这是一件很值得去做的很有意义的事。
但是，在“文革”的当时，白天是根本不可能去做上述这件事，我只得在家里用晚上两、三小时，看资料和拟稿，经过十来个晚上，撰成《 针灸史话》。“文革”中的中国，知识分子写的文章，相当多是不署作者姓名的，所以我把文稿标题与内容誊抄在稿纸上，于当年8月上旬送到本学院“革委会”的“政宣组”，陈述了我写这篇文稿的缘由之后，请“政宣组”审阅是否可以向报刊投稿。“政宣组”成员听完我的陈述，同意把稿子留下看看，说：可不可以投稿，必须经院“革委会”审查决定。
过了一个月，我到本院“政宣组”，探询对《针灸史话》审查结果。答复为“没有同意”。对此，我只能要求把原稿退还，没有再说什么。
后来11月中旬的一天，本院“政宣组”通知我，说《解放日报》向本院约写一篇有关针灸历史的文章，要我次日上午10点把几个月前所写针灸历史的稿子带到“政宣组”。翌日，我带着《针灸史话》按时到达，他们叫我把文稿交给在场的 《解放日报》记者(后得知他原是针灸医师的临时记者)，他接过文稿后，大致翻阅了一下，说要带回去看，叫我后天上午10点到《解放日报》社听回音。
在《解放日报》记者和我晤谈的次日上午约10点，本院“政宣组”又通知我立即过去。我急促地到了“政宣组”，一位成员把在场的《文汇报》记者郑重给我介绍后，记者对我说，《文汇报》 最近急需要一篇介绍针灸历史的文稿，他从上海中医学院“政宣组”得知我曾写有此题材的稿子，希望我把稿子给他看看。我说：稿子已在昨天被 《解放日报》 记者带走了。他说：没关系，你可以另写一篇，史料都一样，大家都可以用，只要文章的标题、开头、结尾以及段落有所不同即可。所以，希望我在第五天能把稿子带到 《文汇报》社找他。我说我试写写看。
在与《文汇报》记者晤谈的次日，我遵照此前《 解放日报》 记者之约，按时到达《解放日报》，见到了两天前见面的那位记者，他说，为突出政治，他对《针灸史话》文稿数处加了“毛主席语录”，对有些文句作了删改。并说，稿子经过处理后，可以采用，接着他提出这篇稿子的署名不用真名(其实我本来就没有署自己姓名的想法)，他让我提个笔名。我提出早已想好的署名“伊始”，因“伊始”和“医史”谐音，并表明针刺麻醉正是“伊始”阶段。当我刚说完，这位记者马上就说：“不行!不行! 《毛主席语录》里就曾批评说：不可以下车伊始，就哇啦哇啦!”既然不同意署名“伊始”，我于是提出用另一个同“医史”谐音的“宇史”。他同意了这个署名。
遵照《文汇报》记者此前的要求，我如约在第五天把新撰为《 从针刺治病到针刺麻醉》的稿子面交郑重先生。他当即从头至尾看了一遍，说这篇题目取得好，更切合针刺麻醉主题，内容只需稍作补充修改即可用。由于文稿没有作者署名，他说：“为什么不把你的姓名写上?”鉴于当时中国的社会背景，以及我本来就没有署自己姓名的想法，所以我不肯把自己姓名写上，但他随即在文稿上写上我的姓名。
1971年11月25日， 《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在同一天都出了一个有关针刺麻醉的专版，两报各自刊登了四篇长文，其中两篇是应用针刺麻醉成功施行大手术的记述，一篇主要是对针刺麻醉机理的探讨，一篇是介绍针灸之历史。笔者所撰两篇文章，分别刊登于上述两报，这使笔者感到莫大欣慰!
中国针刺麻醉术的成功应用，在世界医学界及社会上引起很大兴趣和反响。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首次访问中国，他们一行事先提出要求参观的项目之一，就是要亲眼目睹针刺麻醉施行大手术的现场实况。为此，中国政府在准备赠送尼克松的礼品之中，特预先通知北京外文出版社，选择若干篇有说服力的关于针刺麻醉的文章和照片，译成英文编印 《中国的针刺麻醉》小册子，以便届时作为礼品之一赠送。外文出版社准时出版了《中国的针刺麻醉》 英文版，其中两篇是成功应用针刺麻醉施行大手术的文章和相关照片，一篇是对针灸、针麻机理的探讨，一篇是译自 《文汇报》刊登笔者所撰《从针刺治病到针刺麻醉》的全文。后来，外文出版社将 《中国的针刺麻醉》小册子陆续译成日、法、德、俄、越南、朝鲜、西班牙文出版。
《从针刺治病到针刺麻醉》发表后，除了被外文出版社收入 《中国的针刺麻醉》一书，译成八种外文出版，四年里，还引发了其他四件事：一是北京《中华医学杂志》 编辑部要求我对《从针刺治病到针刺麻醉》略作补充修改，供该杂志转载，二是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的《中国针刺麻醉》摄制组成员访问我，要求提供针灸历史内容；三是1973年春上海人民出版社古籍编辑室约我写一本《针灸史话》；四是1973年夏外文出版社约我写一本《中国针灸史话》小册子，供该社译成若干种外文出版。对于上述要求和访问，我都作了积极回应并取得了满意结果。 《中华医学杂志》 1973年第2期全文刊登了《从针刺治病到针刺麻醉》；上海人民出版社于1975年春出版了《针灸史漫话》；外文出版社从1975年至1985年先后出版了 《中国针灸史话》 日、英、越、印尼、西班牙文版。
为给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拍摄 《中国针刺麻醉》 科教片提供针灸史内容，该科教片摄制组接受我的建议，向上级有关方面提出要求，在“文革”开始不久被贴封条、闭馆五年多的医史博物馆获准得以启封，而在协助该摄制组完成拍摄医史博物馆现场和文物的若干镜头后，经向本院领导及上级要求解决医史博物馆的陈列需要，并给予经费和人员支持，使医史博物馆得以进行重新设计和布置。经有审查通过，终于在“文革”尚未结束的1975年9月，迎接了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兰坡(LAMBO)一行参观，获得高度赞赏和评价。接着，医史博物馆又接待了世界卫生组织派到上海学习针灸的第一批外国留学生参观。1976年，兰坡又带领了非洲五个国家的卫生部长来我院医史博物馆参观，后来，医史博物馆继续不断地发展和发挥其功能。
不少人大概知道，撰写医学史文章是离不开历代社会背景的，而且必然会涉及到相当多的人和事物。写这类文章，在1971年处于“文革”高峰的中国，是很可能招致这样或那样的“批判”，尤其是当时我们全家尚处于逆境。但我认为，根据历代人民医疗实践总结的文献记载，实事求是地将其成就予以介绍弘扬，不仅不应该被反对和批判，而是应该受到欢迎和肯定，这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正确做法。我坚信这是一件很值得去做的很有意义的事。
但是，在“文革”的当时，白天是根本不可能去做上述这件事，我只得在家里用晚上两、三小时，看资料和拟稿，经过十来个晚上，撰成《 针灸史话》。“文革”中的中国，知识分子写的文章，相当多是不署作者姓名的，所以我把文稿标题与内容誊抄在稿纸上，于当年8月上旬送到本学院“革委会”的“政宣组”，陈述了我写这篇文稿的缘由之后，请“政宣组”审阅是否可以向报刊投稿。“政宣组”成员听完我的陈述，同意把稿子留下看看，说：可不可以投稿，必须经院“革委会”审查决定。
过了一个月，我到本院“政宣组”，探询对《针灸史话》审查结果。答复为“没有同意”。对此，我只能要求把原稿退还，没有再说什么。
后来11月中旬的一天，本院“政宣组”通知我，说《解放日报》向本院约写一篇有关针灸历史的文章，要我次日上午10点把几个月前所写针灸历史的稿子带到“政宣组”。翌日，我带着《针灸史话》按时到达，他们叫我把文稿交给在场的 《解放日报》记者(后得知他原是针灸医师的临时记者)，他接过文稿后，大致翻阅了一下，说要带回去看，叫我后天上午10点到《解放日报》社听回音。
在《解放日报》记者和我晤谈的次日上午约10点，本院“政宣组”又通知我立即过去。我急促地到了“政宣组”，一位成员把在场的《文汇报》记者郑重给我介绍后，记者对我说，《文汇报》 最近急需要一篇介绍针灸历史的文稿，他从上海中医学院“政宣组”得知我曾写有此题材的稿子，希望我把稿子给他看看。我说：稿子已在昨天被 《解放日报》 记者带走了。他说：没关系，你可以另写一篇，史料都一样，大家都可以用，只要文章的标题、开头、结尾以及段落有所不同即可。所以，希望我在第五天能把稿子带到 《文汇报》社找他。我说我试写写看。
在与《文汇报》记者晤谈的次日，我遵照此前《 解放日报》 记者之约，按时到达《解放日报》，见到了两天前见面的那位记者，他说，为突出政治，他对《针灸史话》文稿数处加了“毛主席语录”，对有些文句作了删改。并说，稿子经过处理后，可以采用，接着他提出这篇稿子的署名不用真名(其实我本来就没有署自己姓名的想法)，他让我提个笔名。我提出早已想好的署名“伊始”，因“伊始”和“医史”谐音，并表明针刺麻醉正是“伊始”阶段。当我刚说完，这位记者马上就说：“不行!不行! 《毛主席语录》里就曾批评说：不可以下车伊始，就哇啦哇啦!”既然不同意署名“伊始”，我于是提出用另一个同“医史”谐音的“宇史”。他同意了这个署名。
遵照《文汇报》记者此前的要求，我如约在第五天把新撰为《 从针刺治病到针刺麻醉》的稿子面交郑重先生。他当即从头至尾看了一遍，说这篇题目取得好，更切合针刺麻醉主题，内容只需稍作补充修改即可用。由于文稿没有作者署名，他说：“为什么不把你的姓名写上?”鉴于当时中国的社会背景，以及我本来就没有署自己姓名的想法，所以我不肯把自己姓名写上，但他随即在文稿上写上我的姓名。
1971年11月25日， 《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在同一天都出了一个有关针刺麻醉的专版，两报各自刊登了四篇长文，其中两篇是应用针刺麻醉成功施行大手术的记述，一篇主要是对针刺麻醉机理的探讨，一篇是介绍针灸之历史。笔者所撰两篇文章，分别刊登于上述两报，这使笔者感到莫大欣慰!
中国针刺麻醉术的成功应用，在世界医学界及社会上引起很大兴趣和反响。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首次访问中国，他们一行事先提出要求参观的项目之一，就是要亲眼目睹针刺麻醉施行大手术的现场实况。为此，中国政府在准备赠送尼克松的礼品之中，特预先通知北京外文出版社，选择若干篇有说服力的关于针刺麻醉的文章和照片，译成英文编印 《中国的针刺麻醉》小册子，以便届时作为礼品之一赠送。外文出版社准时出版了《中国的针刺麻醉》 英文版，其中两篇是成功应用针刺麻醉施行大手术的文章和相关照片，一篇是对针灸、针麻机理的探讨，一篇是译自 《文汇报》刊登笔者所撰《从针刺治病到针刺麻醉》的全文。后来，外文出版社将 《中国的针刺麻醉》小册子陆续译成日、法、德、俄、越南、朝鲜、西班牙文出版。
《从针刺治病到针刺麻醉》发表后，除了被外文出版社收入 《中国的针刺麻醉》一书，译成八种外文出版，四年里，还引发了其他四件事：一是北京《中华医学杂志》 编辑部要求我对《从针刺治病到针刺麻醉》略作补充修改，供该杂志转载，二是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的《中国针刺麻醉》摄制组成员访问我，要求提供针灸历史内容；三是1973年春上海人民出版社古籍编辑室约我写一本《针灸史话》；四是1973年夏外文出版社约我写一本《中国针灸史话》小册子，供该社译成若干种外文出版。对于上述要求和访问，我都作了积极回应并取得了满意结果。 《中华医学杂志》 1973年第2期全文刊登了《从针刺治病到针刺麻醉》；上海人民出版社于1975年春出版了《针灸史漫话》；外文出版社从1975年至1985年先后出版了 《中国针灸史话》 日、英、越、印尼、西班牙文版。
为给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拍摄 《中国针刺麻醉》 科教片提供针灸史内容，该科教片摄制组接受我的建议，向上级有关方面提出要求，在“文革”开始不久被贴封条、闭馆五年多的医史博物馆获准得以启封，而在协助该摄制组完成拍摄医史博物馆现场和文物的若干镜头后，经向本院领导及上级要求解决医史博物馆的陈列需要，并给予经费和人员支持，使医史博物馆得以进行重新设计和布置。经有审查通过，终于在“文革”尚未结束的1975年9月，迎接了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兰坡(LAMBO)一行参观，获得高度赞赏和评价。接着，医史博物馆又接待了世界卫生组织派到上海学习针灸的第一批外国留学生参观。1976年，兰坡又带领了非洲五个国家的卫生部长来我院医史博物馆参观，后来，医史博物馆继续不断地发展和发挥其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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