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医文化研究”的思考：名与实（二）
另一方面，就史学的发展而言，在20世纪史学发展中极具影响的法国“年鉴学派”的核心旨要，可以说就是提倡扩大研究与资料利用的范围。民国以来“新史学”的出现，亦不越这一轨范。近年，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开展了“另类医学史”的专题研究，其实质即是扩大了史学研究的范围——从以往的政治、经济史研究扩大到“生命问题”；注目于以往史学家未曾注意的“医药学史料”，以此来弥补以往“文化史”研究的片面与不足。在这两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于是乎人文科学的研究中便出现了对于“人类自身”的特别关注——人类如何认识生命、身体、疾病、思维、感觉、梦、心理……，以及不同社会、民族、文化的认识有何不同。
文化研究盛行的另一个原因，是社会的发展为“文化人”提供了更多的生存空间。学医的人未必一定要当医生才有饭吃。不难发现，凡大谈中医文化者不外两种情况：学过中医，但无意于临床，也无意于实验或理论研究；文史哲出身，因某种因缘而对中医有所了解，但并不懂如何治病，也不懂中医何以能治病。尽管这两种人的出身不同，但共同的特点是天生乃是一文人。中医能够治病这一客观现象，对于他们的感官往往没有任何刺激作用，或者在大脑中无法产生“共鸣”。因而自然就会无视传统医学的“科学”属性，片面地将其视为一种传统文化的遗存。还有一种情况是在某些人的头脑中，习惯于将符合现代科学的东西称之为“古代科学”，不符合的统统称之为“传统文化”。因而尽管一般说来，中医的知识体系与现代医学有所不同，含有较多的文、史、哲内容，但请注意：这必须是在将现代科学、西方医学定义为“医学”的前提下才能成立，如果以传统医学自身为标准，那么恐怕所有的内容都属于“医学”的范畴。应该说，不管是从哲学、社会、宗教等任何一个角度对传统医学进行研究，还是搜罗骚人墨客诗词歌赋中的病名、药名、患病经过、医家交往等，都有助于全面了解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医学。
其实，早在数十年前，就曾有史学家感叹中国缺少真正的“通史”著作，即达到上下贯通、左右旁通之水准的“通史”。这样的“通史”不是大而全、无所不包的“拼盘”，而是希望将我们现在习惯划分的“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两大领域融于一炉。然而这个美好的愿望恐怕永远只能存在于东方地平线上——可望而不可即。科学史研究应该由科学家来承担，还是由史学家来承担?这个国际科学史界长期争论的话题，反映出两方面学者各有短长的实际状况；而在此基础上的全面融会贯通，更是难有胜任者。纵观这些年国内的“医学文化”研究，基本上属于“历史性的”，即主要围绕着医学与哲学、宗教、经济、交流等等的关系，综合性地探讨医学知识发生、发展的过程。所以从长远的角度、宏观的角度看，“中医文化”、“传统医学与文化”的研究，应该视为史学研究的一部分，应该成为中国文化、中华文明的一部分。3以“医”化“人”
站在“文化”原本是指教化民众这一最原始的含义上思考“医学文化”，则不难理解古人何以会对钻燧取火、凿井筑屋、尝百草定可食等大加渲染。概因人类生活中一切看似平淡的小事，无不始于教化。在此之前，人类的生活与其他动物应该没有什么区别——使自己的生活适应自然环境。人类为自身的发展规定了方向，呈现出“自行驯化”的状态，这就是“文化”。那么医学当中是否也存在着“文化”的过程呢?答案无疑是肯定的。中国人产后“坐月子”，不吃冷物、不妄劳作，而西方人则无此习惯；日本人原本是有这些习惯的，但明治维新后被西方医学所“化”，产妇已毫无顾忌地吃起了冰激凌。[注：“坐月子”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需要专文详加论说。因为(1)中国唐以前的医学文献中从未言及此事，宋代之后才突然出现，其源头何在，有待深入研究；(2)“坐月子”在现代中国人的认识中，仅仅是指产后避风、避冷物、不妄做劳等等，但古代却真的要“坐”，故称“坐月”；(3)说西方人没有“坐月子”的习惯亦不准确，据一位美国朋友讲，在不太很久的过去，美国人产后也有种种“禁忌”，所以应该将“坐月”译为confinment。这或许正是 confinment具有“分娩”与限制、禁闭两种含义的原因。]中国人妇孺皆知受凉会感冒，但在西方人的思维中却没有将自然气候与疾病发生联系在一起，而是必在病原体的感染上找原因。中国人说好发脾气是“肝火太旺”，而法国人则认为消化不良是“肝火不足”所致。[注：因为法国的古代医学理论认为：胃是装食物的“锅”，肝是锅下的“炉子”。炉火不旺，自然无法煮熟食物，所以法国人将暴饮暴食之后出现的消化不良现象称之为“肝急变”。]民众为何会有这些普遍看法，如果以为原因在于“生活经验”，那么为何在具有“同样身体”的“不同民族”间没有产生共同的经验性认识呢?所以这实际上是由于“医学文化”——医学的教化所决定的。不同的社会中有不同的医学认识，因而教化的结果——民众的普遍认识、生活习惯亦因而不同。古人说孕妇不能吃兔肉，否则生子成兔唇，民众信而遵行之，于是便成了民俗、习惯、普遍认识，但这并不是生活经验，而是被教化的结果。至于说中国的医家为何会将疾病的发生与气候变化联系在一起(准确地说是和天地间的“邪气”联系在一起)；为何会有食兔成兔唇的说法；为何会将肝火与脾气联系在一起，而不是与消化不良联系在一起，则是研究考察“认知方法”、“医学理论”者的任务了。古人知道同姓结婚，其生不藩，并以此教化民众，但并未完全接受这种教化。拒绝教化，也是文化研究的内容。禁止近亲结婚在当代已成为法律，法律已然不是文化。越南在十二世纪前后接受了中国医学理论后，民众的语言中才开始出现“感寒”、“感热”等词汇以及相应的疾病观，这个过程也是医学文化——教化的过程。这类过程是怎样进行的，进行当中异邦民众接受了哪些、拒绝了哪些、改造了哪些、何以会接受、何以会拒绝等等，可以说都是“医学文化”所应研究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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