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刘敏如(左)与郭子光合影
4月20日,我专程从香港回成都到华西医院探望郭子光。他断断续续和我聊了十几分钟,刹那间有许多往事涌上心头:他和我是成都中医学院的首届毕业生,同留本校工作至今已逾半个世纪,我们共同走上了中医之路。共同经历了同窗情、同事情和中医事业情;有人说“文人相轻”,郭子光是同窗心目中公认的才子,中医学问的佼佼者,他确实有点清高,有些孤傲,但他心地坦率不苟。我们经常争议学术观点,甚至面红耳赤,但始终友爱真诚。2002年,我被香港东华三院—香港大学中医药临床教研中心聘为中医顾问医师期间,他每年没有忘记给我全家发新年贺卡,现在想起来欠了他这份友谊。
回忆他在一篇有关中医药的发展的战略文章中提到:“如何既能坚持和发扬中医特色优势,又实现了中医现代化,其具体方法和途径值得探索深究。这不是开几次会,下几道指令能够解决的,看来还得在全国中医界‘普遍开花’,分工合作,通过临床疗效取得无数个实际成绩,以量的积累,产生质的飞跃,实现中医现代化,这句话永无止境,永远与时俱进”;“二十一世纪是一个东西方文化,思维汇流与交融的新世纪。中医现代化有倡‘病证结合’,强调科研专案要以中医为出发和归宿,凡是无法回归中医学术体系的研究成果,都无法算是中医成果。然而,至今尚未成功地建立起针对中医巨集观、整体、动态、综合体系的实验研究方法,又没有得到研究复杂事物的仪器来支援,往往沿用西医的一套,导致其科研和临床容易滑向‘重病轻证’,‘以病代证’,甚至中医西化的误区,不可不知。”我视之为他留给后学的遗言。
郭子光堪称一位中医战略探索者和中医医教研的践行者,不仅是我们同学中的首届国医大师,也是四川省的第一位国医大师,我为拥有郭子光这样的杰出同学而自豪。尽管我们均已耄耋之年,似已无多遗憾,但确深知郭子光心中还揣着一些未完的心愿。
相信后继有人,放心吧,安息吧!
郭子光的离去使我们悲痛不已,在此特敬献挽联一副:
“难得同窗同事数十载知己知彼;
留下医文医采千秋业为世为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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