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中的父亲——任应秋

 今年是我的父亲任应秋诞辰100周年，他离开我们已经30年了，可是父亲在我心里不曾有一天离开过。他兴奋时的笑容，思考时的凝重，时常会出现在我的脑海；他宣讲时洪亮的声音，诵书时那抑扬顿挫的腔调，不时在我的耳边响起，每每让我热泪盈眶。

小的时候父亲就是我心中的偶像。那时的他，也正是风华正茂时，不仅长得英俊潇洒，而且派头十足。父亲平时很注重自己的仪表，他穿衣服总是一套套的，一身中山装还要配相同颜色的外衣和帽子。每天穿鞋前一定要先刷了又刷，才能穿在脚上。父亲生活非常有规律，每天早上四五点钟起床，晚上十二点后才睡。早上起床后先要打扫书房、卧室，然后是个人卫生，用过早餐后上班。没有特殊情况，他一定是七点半到达办公室，同样先打扫办公室的卫生，然后才开始一天的工作。父亲有很多藏书，每到周日，父亲总是先要把书架上的书一函一函地取下来，用刷子轻轻地刷，再一函一函放回原处。每一个函套的书名，都是父亲亲自用印刷体书写。我见过无数次他写书签的情景，先用铅笔打好底稿，再用毛笔描黑，最后还要用红色毛笔勾上红框。现在想来，父亲的“帅气”，不仅仅是外表，更重要的是他内在的那种独特的气质，深深地感染了我。他那种永远严谨、规律的工作生活态度，他的这种身教，让我受益颇深，一生受用。

长大以后，父亲在我的心里是一位大学问家。父亲在东直门大院时的书房，三面墙都是书架放满了各类书籍，中医书占了绝大多数，但也不乏《十三经》、《二十四史》等文史哲的书籍。父亲临终前捐献给大学的图书就有1452种，6000多册。这些图书都是父亲用自己的稿费一点点积攒起来的。学校的老人都知道，当年我父亲休息时最爱做的一件事，是看小人书，过去我家有半个文件柜的小人书，有成套的《三国》、《水浒》、《岳飞传》、《红楼梦》等等，我最早接触中国文学巨著，就是从小人书开始的。

父亲还是一位高明的医生。小时候父亲只要有门诊，我放学一定是先跑到门诊部去等他一起回家。有时会看到病人从药房急匆匆地赶回来，让父亲在某味药旁再签一下名字。后来才知道，我父亲在某些用药剂量上，往往比常规用量大，药房怕出问题，就要求父亲在药名旁再次签名，以表示认可。当然父亲一生从没有因此而出过医疗事故，说明父亲在用药上是有自己独特的心得的。父亲文革后几乎就没有正式出过门诊，但是他的病人并没有因此而减少，办公室和家中，都是他为病人看病的地方，对某些行动不便的病人，父亲还会送医上门。同事的朋友、子女的朋友、朋友的朋友，只要有人来求诊，只要他不是在开会，不论多忙，不论是在办公室，还是在家里，他都会认真诊脉开方，不取任何报酬。

现在我已经六十有余了，父亲在我的心里是一个伟大的人。首先他可以为了中医事业奋不顾身，贡献出了他的一生。早在1936年22岁的他就在《光华医药杂志》发表了他的第一篇文章，名为《现代业医之三大障碍》，文章中呼吁“愿吾同业诸公，共起而图之，不然国医药之前途，亦难堪设想也。”青年时的他就对中医事业充满了热爱。读了这些话，我理解了父亲为什么能在国民党要消灭中医时，奋不顾身大声疾呼“教育部不准中医学校立案是何道理”；理解了在新中国中医高等教育初期，他为什么会参与执笔写了“关于中医教育计划的几点意见”，后被称为“五老上书”的意见书；理解了他在1979年《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医文献亟待整理》一文，在全国政协会上，也提出多条相关有价值的提案。因为父亲就是这样一位有思想、有担当、负责任的人。他不仅敢说，而且身体力行。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大刮消灭中医风，他不仅旗帜鲜明地反对，同时曾一度积极参选国大代表，就是想通过当选国大代表，去为中医争取权益，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影响了他几乎一生的政治生命，长期以来被定性为有历史问题的人，直到改革开放后才得以彻底平反。“五老上书”后，父亲不仅亲自为第一届的毕业生补讲《内经》，而且经常是挑灯夜战，那时的教学环境不好，父亲就在家门口支上一盏灯，在院子里为学生们逐字逐句地讲。在研究整理中医文献上，父亲更是倾尽他毕生的心血。例如，父亲1957年在研究院图书馆看到《医学启源》一书，便借回家，在母亲帮助下手抄了全本，但由于原版错误较多，父亲就决定自己重新校注一遍，他参照《中藏经》、《灵枢经》、《素问玄机原病式》、《宣明论方》、《汤液本草》等书进行仔细点校，到1964年初步完成。1965年，他在上海图书馆见到了元刻本，拍照带回，并开始了第二次校勘工作，直至1977年，该书终于由人民卫生出版社排印出版。校注这部重要的中医书籍，他足足用了近二十年的时间，从最初的手抄本，到不断完善后的正式出版发行，这足以看出父亲对中医文献研究的重视。父亲从事中医事业五十年，在中医高等教育、中医理论体系研究、中医学术流派研究、中医古籍整理等方面，贡献卓著。

父亲的人格魅力和智慧，我一直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文革期间，父亲是中医学院头号反动学术权威。一次在食堂门口他被红卫兵批斗，竟然被人从摞起来的两个餐桌上踢落在地，还用按钉将“打倒”二字按在身上，当时鲜血直流。他回到家里从来都不会对我们说起。就在他病重期间，组织部让我转告父亲，请他回忆文革中打过他的人，他只说了一句，“事情过去了，就让它过去吧”。他的这种胸怀让我折服。文革后有人跟父亲探讨，像他这样一位高级知识分子，在学校被打倒，斯文扫地，问他是怎么熬过来的？父亲说，他曾不止一次想到过死，但最后还是觉得自己还有很多想干的事没有干完，因此他咬牙扛过来了。我想他这些想干的事，就是他为之奋斗一生的中医事业，正像他自己写的“有志无坚不可摧，惊天事业在人为。但教发出光与热，不惜燃烧直至灰。”。

农工党中央及农工党北京市委会的部分老领导、老同志合影，前排左三为任应秋

父亲还是一个有政治信仰、有追求的人。他在1955年就加入了农工党，小时候我曾跟他参加过农工党支部的活动，尽管那时的我，还不懂什么是党派，但我知道他们这些人是有理想、有信念、有奉献精神的人。父亲作为北京中医药大学农工支部的负责人，他从来不会因为自己工作繁忙而影响党派活动，他的工作再忙，农工党的活动，他都会积极组织和参加。记得农工党市委会有位联络员马阿姨，她经常会到我家传达市委会工作计划等，父亲每每都认真听取并积极进言。正是在像父亲这样一批有为的农工老党员的影响下，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农工党支部为农工党输送了一大批有为的新生力量。也是在父亲的影响下，我也积极要求加入了农工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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