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维铮—忆病榻中的朱维铮教授 深深水，静静流，悠然远去

    我的案头放着三本书：《走出中世纪》 《走出中世纪二集》 《周予同经学史论》。那是著名历史学家、复旦大学朱维铮教授赠送给我的，上面还有先生的亲笔题字。诚然，按照我有限的历史知识，要想真正读懂其中的内容，那是极其困难的。但出于对学者及其学识的虔诚和崇拜，我还是反复认真地阅读了其中的序、跋和部分章节。“行年五十而知五十非”，“一切学术问题，总是通过反复研究，反复争论，才有可能由异趋同，或者竞不可能趋同，但无论如何都有益于揭示历史的底蕴”，“研究历史，不是首先研究历史本身，不是首先从矛盾的陈述中间清理历史事实，而是首先揣摩上意，密察风向，猜度政治生活上的时样和流行色，再据以剪裁史料，编织史著，涂饰史评，这不正是中世纪的‘正史’学风么?”“经历过七十年代的生死煎熬，我重读古典诸子，既欣赏《庄子》那种冷眼看世界的态度，也赞成《老子》所谓‘自知者明’、‘自胜者强’的说法，以为从业中国史学，应该自明知识结构和理论水准的缺陷，不可己尚昏昏，便欲令人昭昭。自己不懂的东西决不应乱讲，而曾经走错的路、说错的话，就应承认”。“假如这本小书，还能得到读者的一瞥，对我的考订论证，或驳正，或批评，那将使我非常感激”。“唐人柳宗元所谓‘皆知敌之仇’，不知敌‘为益’，是我三十年来的座右铭”……从这些我尚能够理解的字里行间，足以看到一位襟怀坦荡，直捣心言，见解深邃，治学严谨，勇于自我解剖，刚正直言的学者形象，也足以令我钦佩之至。字里行间，一位鲜活的学者楷模，跃然纸上。在朱先生逝世一周年后，睹物思人，尤其令人思念、怀想。

    2011年2月第一次见到朱先生，是在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的病房里，先生不幸身患肿瘤经手术后病情反复而住院，由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大师》节目编导王韧先生介绍我往诊。在此之前，我对朱先生了解甚少，只知道先生是大名鼎鼎的历史学教授，我校中医药文化研究和传播中心聘请其为学术顾问。肿瘤医院的病房很普通，唯不同之处的是朱先生的床头柜上堆满了书及稿件，使人联想一位学者住院也闲不住，似乎忘记自己得了不治之症是来住院的，只是把办公室搬到了病房里而已，钦佩之心油然而生。先生面容憔悴，好像没有睡醒的样子，一看就知道由于长期熬夜的结果，加上肿瘤转移于骨骼引起的神经疼痛，无法安睡。先生对自己的病情诉说轻描淡写，丝毫也看不出得癌症的恐惧，仅仅说是昨晚因为咳嗽胸痛而辗转难眠，虽然用了一些西药仍减而未尽，尤不能人眠。他的夫人也是一位医务工作者，在旁边神情焦虑，说其半夜起来了二三次，或起座，或躺下，或在病房里走动，稍息即躺卧片刻，可以想见其痛苦不可名状。不由得令我生出由衷的怜悯，深感医生的责任。一年来，一次次处方遣药，或扶正、或止痛、或安神，疗效或缓解，或无进退。于是我查古方、索文献、询高明，用药剂量逐渐加大，几达极限，但是虽殚心竭虑，朱先生的病情或好转，或加重，反反复复，疗效总不克如愿，每次面对先生，凝神端察，但见其元气日趋衰惫，形容逐渐消索。令我寝食难安，恨回天乏术，“医对病人法嫌少”，直无能也。

    有时病痛稍稍缓解，朱先生又寝馈于史学天地之中，床头柜上的书和稿件，有的打开着或夹着纸条，提示主人尚在阅读之中，研究生的论文正在批阅中，上面密密麻麻的写着先生的意见。浙江大学邀请其研究生论文答辩他欣然前往，北京大学请他参加一个学术活动他义无反顾地应允，后因途中车祸而作罢……，这一切好像似乎患肿瘤的不是他，似乎他不知道病魔正蚕食、吞噬着他的生命。这是一般普通人所无法理解一个身患恶性肿瘤已至晚期的病人，为何还日不暇给地拼命?感动之余我终于在阅读《 走出中世纪二集》的序中找到了答案：“俟河之清，人寿几何?”“每念及《左传》所载这两句古逸诗，都不由得生出一种紧迫感”。答案就是一个学者的事业心、责任性、使命感，当令每一个读书人仰慕、钦佩。

    朱先生的这种“紧迫感”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他“经历过七十年代的生死煎熬”，“重返教职未及十载，而行年已逾‘不惑’，将届‘知天命”’时，尤其迫切。据王导说，2007年电视台《 大师》节目要做关于马一浮先生的节目，提出五个方面的问题请教于朱先生。而朱先生自谦“我对马一浮缺乏研究”，“属于盲区”，但受人之托，“不得已，只好漏夜重读马一浮的几种遗著，唤起十多年前初读其书的记忆，用一日夜草成一函，敬答王导”。稿件长达一万五千字左右，内容涉及“介绍马一浮的‘价值”’、“关于马一浮拒任北大文科学长”、“马一浮与中西文化”、“马一浮为何强调‘直接孔孟”’、“马一浮与复性学院”等。观其行文有理有据、旁征博引，口气平实坦诚、娓娓道来，观点鲜明绝无模棱两可和哗众取宠，整篇充满书卷气，“只讲自以为是的历史话题，并以能讲的真话为限度”。如果没有长期“青灯默照，甘于寂寥”的深厚积累，是不可能昼夜兼程毕其功于一役的。据事后得知，为了撰成此稿，朱先生一天一夜没有睡觉。其治学精神岂一个“紧迫感”所能了得。思当今学术界频频披露出一些学术不端的现象，或追逐名利，忘记了一个学者的职业道德和做人的底线，以致剽窃、抄袭他人成果；或耐不得寂寞，为晋升职称，浮光掠影，粗制滥造，拼凑成文，聊作应付；或伪造数据，信口雌黄，充当成果；或为了名、权、利，不惜曲意逢迎、把学术作为买卖、出卖人格……严重败坏了神圣的科学殿堂的纯洁性，玷污了学者的形象。朱先生对这些不良现象深恶痛绝，甚为不屑。他一生“认真读书、认真教学、认真做人”的治学态度及其精神，堪为学人风范，值得我们深思和效法。

    在与朱先生十八次诊疗过程中得知，他出身于医学之家，族中有许多位医学大家。有一次，我好奇地问起先生当年为何不学医而选择历史学为毕生事业?他说，在读中学时看到报载几位无锡历史名家，很是崇拜，受其影响选择了学历史。不过他说对医学还是颇有兴趣的，尤其是中医学，中医学的许多理念具有深刻的哲理。还说其在研究历史过程中经常留心一些古代医家的故事，随即说上一二，使我深受感动。

    每读朱先生大作中的序、跋，无论开篇、行文，或结语，无不感慨其语言之清新、洗炼，用笔信手拈来，似不经意中体现其意味深长、匠心独运。开卷即开门见山，直舒胸臆，没有半点浮辞；核心内容的陈述，据理分析，鞭辟入里，切中肯綮；结尾则坦然自白，真情恳请读者指正，绝无伪饰。例如《 走出中世纪二集》一书“序”的结尾语：“有同仁质疑，这书既称《 走出中世纪二集》，难道还有三集四集么?我不知道。假若天假以年，当然还会在教书之余写点什么，至于能否结集，那只好说‘昧者不知也”’。语言既实在又诙谐幽默，颇有乐天知命的意境，读来韵味无穷。同样该书后面的“跋”结尾说：“跋者，书后短文也，依例应自评本书内容。我的感谢状，似已逾矩，就此打住，期待读者不吝批评”。文字有水到渠成，自然而然，顺意搁笔之趣味。这些文字大多形成于鸡声灯影时刻，想必是先生兴来随笔，写的都是心声之言。

    法国历史学家马克•布洛克曾经说过：“历史学是‘关于时间中的人’的科学”。历史学讲的是时间的历史、人的历史。历史学家朱维铮教授用自己的生命和有限的时间，对历史学的研究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留下的许多佳作将为中国史学研究留下浓重而又精彩的一笔。我与他有限的相处所留给我的精神财富，永远铭刻五内。先生去焉，“泰山其颓，哲人其萎”。
    先生有似一汪深深的水，静静地流淌，悠然地远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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