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验精深鞠躬尽瘁—金寿山先生逝世30周年纪念
核心提示： 金师寿山1912年出生于浙江绍兴市。家学渊源，少年时在其父(当地名医)指点下，广涉经史，并背熟 《内经》。17岁时不幸父病逝，只得自学医籍如 《张氏医通》《温热经纬》 《临证指南》《 温病条辨》等，尤熟背《 本草备要》
金师寿山1912年出生于浙江绍兴市。家学渊源，少年时在其父(当地名医)指点下，广涉经史，并背熟 《内经》。17岁时不幸父病逝，只得自学医籍如 《张氏医通》《温热经纬》 《临证指南》《 温病条辨》等，尤熟背《 本草备要》《汤头歌诀》 《医宗金鉴》之歌诀。从试开药方至渐入门，后立志继承父业坐诊行医。年仅24岁就到上海做善堂医生。抗日战争爆发，他先后辗转于桂林、贵阳等地，仍从事医疗活动。抗战胜利后重返上海执业，并任教于上海中国医学院。基于功底深厚、学验俱丰，1956年上海中医学院创建时，被程门雪慧眼看中，聘为首批教师，著有《温病学讲义》《温热论新编》 《金寿山医论选集》《金匮诠释》 《温病释要》 《续广笔记》等。
一、学术精湛一巨擘
金师毕其一生，忠其志向，身体力行，百般刻苦，终于将自身造就成中医学术造诣精深、医技优赡的一代巨擘，为中医事业奋斗终生，作出卓越贡献。金师的学术思想可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1．强调“学如积薪，后来居上”，重视前人医案
金师认为中医理论自古以来一脉相承，自成一体，从根本上说来，迄今还没有什么改变，然也应该看到历代的中医学术是不断进步的，他得出“学如积薪，后来居上，理固如此”的结论。以论述外感热病为例，他认为“我们应比古人高明，如现在编的《中医学基础》尽管还有不少缺点，但在《内经》基础上作了比较系统的论述和阐发”。他还指出，每个老中医都有一技之长、独特经验，不能小看这些经验，应把自己的直接经验毫无保留地传给下一代。他以身作则，对前人论著，凡于理可通、其法可行者，不问其派别专长，均学而据为己有，形成了其兼收并蓄、博采众长、理法全面、方药无偏的学术特点，并毫无保留的将其心得和经验传授给我们。
金师对前人的医案研究得十分精深，如对《临证指南医案》的探索就长达30年之久，对其治内风、理虚等方法赞赏有加，充分运用，直至晚年还孜孜不倦地撰写“叶案初探～‘叶案再探”等论文。对《丁甘仁医案》同样进行了长期研究，对许多案例作出了精细评述。如对风温徐孩案就指出：“这个医案初诊记录既简明又周密，并且叙述治疗经过，最后得出结论是：无形之风温与有形之痰热互阻肺胃。其中舌苔薄腻而黄、脉滑数而不扬、筋纹色紫已达气关，是辨证要点……风温邪在气，并不一定用麻杏石甘汤，因为是重症，不用它就不得力，所以说‘非大将不能去大敌’，这就是辨证论治中的论治。全案理法方药，一气呵成……三诊案语说‘制小其制’，小在哪里，小在麻黄不用而用蝉衣、桑叶，小在石膏不用而用银花、连翘。其中远志一药是治咳逆(见《本草经》)，不是用作安神。”他还说，这种医案在 《丁甘仁医案》《张聿青医案》中很多，浅显易懂，初学者读它，会加深对祖国医学理法方药的理解，而且在临证时可以仿用。他认为学习前人医案还可以启发辨证思路，提高辨证水平，学习各个医家的独特经验，发掘某些疾病的治疗方药。
2．辨证入手，首重辨病
金师常说，中医只会辨证不会辨病一说，实在是一种误解。中医是讲辨病的。有许多疾病，中医与西医认识基本一致，病名也相同，如感冒、中暑、疟疾等；有的病名不同而内容是一致的，如西医的神经官能症，中医称“百合病”“脏躁”，西医的“白塞氏综合征”，仲景早就称之为“狐惑”病，不如称它是“仲景氏综合征”；有些病名为中医所特有，如痰饮、伤寒、温病、血痹、虚劳等，都有其病因、发病机理、发展规律、治疗原则。“××病脉证并治”就是说明要在识病的基础上来辨证施治。金师指出，以为中医只要辨气虚、血虚、阴虚、阳虚、气滞、血瘀等证就可同病异治，是把中医看得太简单了。辨证只能解释疾病过程中出现某些证候的病理，而不能认识到某一个病的全部病理。“有是证用是药”是指在见证确切的情况下应放胆使用而说，并不是说治病可以毫无原则地“随证变法”。在临床上，暂时不能判明属于何病，只能辨证施治，这是特殊情况，不能认为“异病同治”，更不能因此认为可以不要辨病。但强调辨病，并不是说不要辨证。不能认为辨病既确，治法就可千篇一律。如果不通过辨证，辨病是无从入手的。金师对《金匮要略》研究有素，不仅有过专著，而且发表过多篇专论。他十分赞美它是一部相当完整的辨病与辨证相结合的经典。
3．推崇伤寒及温病原著，发展温病学说
金师强调学习《伤寒论》与温病学说的原著。认为《伤寒论》是一部夹叙夹议、有方有论的好教材。指出《伤寒论》对疾病的认识包含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伤寒论》的辨阴阳是以阴阳消长、阴阳胜复和阴阳互根理论来指导的，同时注意到标本真伪的辨别；其次辨表里，一般先表后里，是常法，但也有先里后表，是变法，其三是辨寒热；最后是辨虚实，认为虚实是疾病的本质，最要辨明。还认为 《伤寒论》的112方大多是行之有效的，不仅可以用于各种热病，也常广泛地用于杂病，并指出《伤寒论》不仅是一部方书，而且是中医基础理论，有指导临床意义。他认为，温病方号称时方，为常用而有效之方。《温热经纬》《温病条辨》等都要以学习原著为主，这些原著不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也都是中医的最好教材。
金师对叶天士学术研究最深，认为温病学说是《 伤寒论》的发展。《内经》的“热论”、张仲景的《伤寒论》和叶天士的 《温热论》都是划时代的代表作，一个比一个进步。《温热论》的价值在于继承性、独创性、总结性和灵活性。金师曾对 《温热论》 详加注解，在《温热论新编》和《温病论治》中，对卫气营血辨证规律和具体证候，释理列法，既精且详，对叶氏温病学说作了极好发挥。金师还指出：全部《温热论》精神，一方面是透解外邪，一方面是扶正存津防止向重症转变。金9币还认为，叶氏的主要不足是忌柴葛和热病中少用温药，其实邪留三焦可用小柴胡汤加减，温病伤阳要见微知著早用阳药。金师还对叶氏的阳化内风说，以上损中损下损为经，阴伤阳伤为纬的理虚大法，讲究奇经八脉，善用血肉有情之品等学术内容极表赞赏，也为之作了很多发挥。
4．肯定河间学说，推崇易水学派
金师认为河间学说是进步的学说。河间学说首重五运六气，但河间所论的运气与一般所讲的运气学说，内容有所不同。河间只认为有小运、有主气，论及为病，但举五脏六腑之应六气，与统岁加临全不相干。河间所讲的亢害承制，与《内经》的更胜而相平不同，是指六气病变在亢盛到一定程度时所出现的一种假象，其本质还是一种亢害。金师认为，河间主火论是有实践作为根据的，河间用药并不专主寒凉，治疗上主养肾水胜退心火。河间认为人身中有太乙天真主气，非阴非阳，著名的地黄饮子补肾精以交水火，用意就是如此。金师还认为，河间热病提倡表里双解、养阴退热等治法是一个很大的转折点，开温病治法的先河。金师也指出由于受时代局限，河间立论只能明其一义而少及其他，矫枉而又过正。
金师对洁古、东垣之学，十分推崇，借鉴甚多。对易水学派(包括张元素、张壁、李呆、王好古、罗天益等)极为赞赏。认为洁古继承六经分证，又倡古今异治，不拘古法，自制新方，确得仲景、钱乙二人之传。对易水学派“养胃气为本”尤为推荐，认为张氏枳术丸系从金匮枳术汤颠倒枳术用量并改汤为丸而成。李呆制补中益气丸、升阳养胃诸方又是从此方及清震汤等方脱胎而出，指出东垣是阐明其师引而不发之理，发展为脾胃内伤学说。金师在临床上还广泛运用益气聪明汤、参苓白术散于慢性杂病，均以东垣升阳、补气、清火合用于脾胃不足之证为基本。金师还对易水学派处方用药重气味说、苦欲补泻说、归经说、时令说、重升降浮沉说等分析甚精。
二、医术高超真精英
1．不耻下问，活学活用
金师自少年起的整个人生都在行医，即使到教学工作非常繁忙的晚年，仍始终坚持上临床。他医术高明，早年就曾治愈不少危重的温热病和多种杂症，但他生平极其虚心，不耻下问，随时随地把同事、同行、病人、学生当作老师。至于其人生中受益于两位良师益友，更是感恩莫名，一位是早年常借书于他的王聘贤，曾给予他不少指点，使之学识大增。另一位是中年后常往问业、曾长期相处、亦师亦友的程门雪先生，得其指教，学术和医术更是大进。当然，金师的高超医术，还在于他坚持苦学、博学、活学，他坚信“善读书斯善治病”，持久地坚持以苦学为乐。他认真地熟读并总结了历代数百家医家的著作，非常注重他们的治病经验，并对照实际病例善于灵活运用。金师不仅是将通过各种途径学到的知识，活用到具体的病例的典范，更是到处求教、坚持苦学，使自己达到光辉顶点的典范。
2．学验俱深，建树颇多
我在金师的晚年，有幸得随诊侧达五年之久，金师的医术，有目共睹。他带领我等去岳阳医院(现在为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开设虚证专科门诊，每周一天，风雨无阻，除有特殊重要会议，从不缺席。金师治愈的病种甚广，治愈的疑难病例甚多。如有兄弟俩同患无汗症，经多处就医均告不治，前来就诊时正值酷暑，身如火燔而不见滴汗，痛苦不堪。师为之深思良久，即处以北沙参、生石膏、桑叶、麦冬等味，并对我等说：“此 《医门法律》之清燥救肺汤变方，嘉言立方为燥热伤肺而设，此患亦为燥热之甚，津液大耗，不妨借以用之。”一周后，患者面带笑容前来复诊，以药后汗出溱溱、身热大减相告，师续以此方加减调治数周，竞告痊愈，令人无不惊叹其神奇。此后无汗症患者前来求诊者络绎不绝，我等皆以此方应之，有的有效，而不效者更多，金师笑对我等说：“同病更多需异治。”乃又教我等以发汗、泻火、补。肾等法以对，疗效明显提高。在随师期间，有一位长期低热患者，也是金师将其治愈。其人为慢性胆囊炎患者，低热不退，骨瘦如柴，面焦无华，眩晕乏力，时时泛恶，其病已历有年许，曾多处求医，未见稍减。金师再三思考，处以宣气化湿，佐以养阴的三仁汤加减，守方数月，竟奏全功。金师说，温病方，号称时方。时方者，现时通用之方也，常用而有效，可不言而喻。即以银翘散三仁汤两方而论，不失为常见热病初起最常用、最有效、最稳妥的万全方。本例慢性胆囊炎亦湿热所成，既已伤阴，故稍变其方而治之。我们由衷服膺金师妙手回春之术。
金师有极为丰富的临床经验，每多取法古人而灵活善变，并随时触类旁通，其效甚著而仍精益求精。他在理法方药宽广领域都有独特心得，创新颇多。如对治体与治病关系他就指出，临床上某些内伤杂病，辨病论治也好，辨证论治也好，就是治不好，而一着眼于整体，从改善病人体质入手，或温其阳，或补其阴，或益其气，或养其血。有咳嗽的可不用与治咳有关药，有吐血也不用一味理血之药。看似药不对症，不着边际，却往往收到满意效果，这就是治体。又如对虚证，理虚之法分析甚精，认为既分伤阴伤阳，阳伤常主以建中，阴伤常主以复脉，又要看上中下论治，还联系《难经》细别脏腑。上损治肺，有益气补肺与甘凉养阴，治心有养心气、补阴液，中损治脾胃，有补中益气、益脾养营；下损治肝，有酸以养体、甘以缓急、辛以理用，治肾有滋液、填精。以此等分析用于临床，亦每起沉疴。再如对泻心法亦心得独多，他提倡效仲景、叶氏之法，而不泥于《伤寒论》《临证指南》之方，当随时于补虚、开泄、苦泄、通下等法中或全面兼顾，或择有重点地制定适当处方，以适应复杂病情。金师认为对泻心汤诸方中之苦寒清热药如细分别，则黄芩为气分药，黄连为血分药，涉及肺与大肠之热多用黄芩，涉及心与小肠之热多用黄连。黄连清热作用最强，并有凉血、解毒、泻火、清湿热、治疮疡诸效，与黄芩相配可起协同作用。大黄也是清热之药，其治疗范围之广，可与黄连比拟，但一则通腑，一则厚肠胃，配合同用，相反又可相成。生姜与干姜，生姜能行水降逆，干姜温中散寒，对于泻心汤中的甘草，寒热温凉皆可配用。金师于临床，特别在用甘草泻心汤时，常以生炙甘草同用，认为于扶助正气中兼有清热解毒之效，既可助参以补虚，又能协诸黄而泻火，于通盘之中又一妙招。金师在对待阳气上亦特有见地，认为升阳药应该与补脾胃药结合起来运用。单补脾不升阳，此补便是呆补；而单用升阳不补脾胃，此升阳便是无根之升，只能升散而不能升阳。认为通阳作用一是通心阳，二是化痰饮，三是利小便。又认为温阳药宜刚，养阳药宜柔。还认为升阳与潜阳可以同用，升者升其清阳，潜者潜其邪阳，可以并行不悖，相反可以相成。他对益气聪明汤还作了专题研究，将其扩大应用于上气不足之证。其具体用法甚为考究，采用十三种加减变方以适应不同见症。而对桂枝汤在杂病中的应用，金师更是极其变化之妙，如对长期不明原因发热、虚劳、心律失常等更有变方运用的丰富经验。余如以甘麦大枣汤加白芍、石英治紧张症，亦甚有创见和良效；以黄土汤加味治便血，苇茎汤加黄芪当归治肺痈，胃苓汤加味治夏月泄泻，皆获立竿见影之效，可见金师临证功力超群。
三、蒙忧任劳千古情
金师生于民国动荡时期，他早年行医及初执教时，目睹继北洋军阀后国民政府废除中医的动议尚余波不止，深刻认识到壮大中医力量、培养中医药人才的迫切性和重要性。解放后担任中医学院要职，更意识到责任重大，他奋起扬鞭，争分夺秒地加强教学工作，留下许多感人事迹。
1．加强师资建设，培养教学骨干
文革期间，中医学府也受重创，当时的上海中医学院教师队伍损失惨重，章巨膺、赵铴庠、程门雪、潘来苏等师相继辞世，老一辈所剩无几，原本不多的中年骨干也走失不少，只得在匆忙中办起速成班(称工农兵学员)，金师亦十分爱惜，给他们以精心培养，对部分留教研室者给予全力指导，此后又为办好“提高班”(又称回炉班)做了很好的安排，使他们迅速成长，其中不少人以后还成为中医学院骨干力量。
然文革后教研室还普遍存在“爷爷带孙子”状况，使时任常务副院长的金师心急如焚，更觉责任重大。他深知振兴中医事业的关键在于发展教育、培养人才，教学的关键在于富有精兵强将的师资队伍，师资队伍的关键在于老中青的梯队结构，仅凭寥寥数老人何能使教学事业兴旺发达，本科生班、研究生班、西学中班，进修生班、留学生班如何推出，急待开办的各种班均需较大数量的中年教师。金师心系广大师生，决心勇克难关，多次与中医界知名人士丁济民、刘树农、张镜人等共商对策，拟急调部分分散各地各单位的上海中医学院早期毕业生回校任教，然在当时人才为单位所有的制度下，调令既出，皆杳如黄鹤。金师从丁济民师处得知，我已多年师从丁师，亦即欲调我回校，结果同样遭拒。于是他们再商良策，各路奔走，力争上级支持，着手创办师资培训班。金师还特别关照，嘱我前来应考。1979年春终于顺利公开向全国招生，招到了来自各地的一百多位学员，我亦幸忝其列。在师训班的年余时间里，金师不仅亲自并委派资深老师为我们讲课及专题讲座，而且几乎每次都参加《伤寒论》和温病经典著作研讨会。在研讨中，金师不时发表精辟见解。他多处指点的“从有字处着眼”和“从无字处下功夫”相结合的独到体会，均成为我们今后教学和临床工作的指南。金师还多次听我们试讲，及时指明做老师的诀窍，留给我们许多美好的回忆。为留住更多的结业学员，金师与各单位一一联系，在晓以大义、盛情求助、妥为安排的有力措施下，使不少学员得以顺利留校任教。金师为我更是全力以赴，终于使我遂愿。此后，金师一方面分秒必争地认真操办起夜大班、专科生班、进修生班、双学士班、留学生班、外国师资班，考虑到全国师资水平亦有待提高，又在我院创办全国师资培训班。在金师等不断努力下，我院师资队伍较快有了很大改观，老中青梯队很快建成，教学工作取得飞跃发展。
2．爱生如子，关怀备至
金师对我关怀备至，不仅先让我系统地听他上课，还借讲稿让我阅读。在仔细地审阅了我的讲稿后，就将西学中班、上海市中医研究班的温病学和温病条辨课让我上，还数次前来听我讲课，并及时进行指导。金师的一举一动，其目的只有一个，为认真搞好教学，培养好一代又一代高水平中医人才，使中医事业不断蓬勃发展。金师爱生如子，对学生总是精心呵护，如当得知柯雪帆有晋升教授可能时，由于柯学兄时在日本讲学，即令我为其搜集材料，并随时问我准备得如何，终于使其顺利获批，使我亦不胜感动。可见金师不仅是我的恩师，也是很多同学的恩师。
3．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金师一生，生活甚为俭朴，从不贪图享受，对工作则极其勤奋，对他所承担的各项工作，不论本职兼职，都非常负责，全力以赴地搞好。为了事业，他不顾一切，很少考虑自己的健康，并以此为乐。不顾风雨，不问寒暑，在学校对面的零陵路旁东安三村简陋的居室中，每天深夜，他的窗户里总是透着灯光直至凌晨。在他的生活中，没有休息日，没有寒暑假。我们常为金师的过度操劳担忧，但在有难题时却不得不请教他，有难事请示他，金师总会不厌其烦地为我们排忧解难。我真不忍心增加他的负担，但也有怀着歉疚之心使金师加劳，如有一次有篇文章写成后，很想请他过目，给点指示，岂知我将文稿交给他后，仅两天时间，就交还于我，并笑着说，“文章不错，只是个别地方有些改动，你再考虑考虑”。我取回一看只见全篇都已作了精细修改，还提了不少意见，真使我非常感动，想不到在如此繁忙的工作中，竟对一个普通学生的文章如此重视。
由于过度劳累，金师在1983年，年仅7l岁就与世长辞，这使我们万分痛惜，至今仍无限思念。我们多想金师能长寿，哪怕再多活几年，我们的事业也一定能更辉煌，我们这些学子也一定可取得更多成绩。金师生命的最后那段日子我最不能忘怀，1981年《医学百科全书•中医内科学》的编纂会议，由我院主办在宝钢宾馆召开，金师命我任会务组长，负责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医专家。我清楚记得，金师曾为当时接待条件较差而担忧，当得知我们设法解决了汽油票能顺利接送来宾，并争取到能使专家们喝上当时十分难得的橘子汽水时非常高兴，我还清楚记得，会议期间每天晚上我们都与金师、裘沛然师等相聚一室，谈笑风生，何等欢乐。不料就在这时，金师由于日夜操劳，恶疾竟加临到他的身上，他咳嗽加剧，被查出患有肺癌。这无疑是一个晴天霹雳，使我们无比震惊，因为人人都明白，在当时的条件下，该病还没有任何治愈方法，也无望延长生命，我即刻泪如泉涌。然金师泰然处之，仍十分关心会议进展，还多次亲临指导，使会议圆满成功。在病情已严重恶化的时日，金师照常关心着各项工作，不时询问教学工作近况，当得知《中医内科学》全国统编教材编写招标在即，为了中医事业，为了提供给学生高质量教材，他竟忍着巨大的病痛，拖着沉重的病躯赴京参加有关会议。我们知道，他老人家是想利用生命已无多的日子为中医事业再做最后一次奉献，也是为上海中医学院多增添一份光彩。全院师生都明白，他的心目中只有中医事业，就是没有他自己。
一、学术精湛一巨擘
金师毕其一生，忠其志向，身体力行，百般刻苦，终于将自身造就成中医学术造诣精深、医技优赡的一代巨擘，为中医事业奋斗终生，作出卓越贡献。金师的学术思想可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1．强调“学如积薪，后来居上”，重视前人医案
金师认为中医理论自古以来一脉相承，自成一体，从根本上说来，迄今还没有什么改变，然也应该看到历代的中医学术是不断进步的，他得出“学如积薪，后来居上，理固如此”的结论。以论述外感热病为例，他认为“我们应比古人高明，如现在编的《中医学基础》尽管还有不少缺点，但在《内经》基础上作了比较系统的论述和阐发”。他还指出，每个老中医都有一技之长、独特经验，不能小看这些经验，应把自己的直接经验毫无保留地传给下一代。他以身作则，对前人论著，凡于理可通、其法可行者，不问其派别专长，均学而据为己有，形成了其兼收并蓄、博采众长、理法全面、方药无偏的学术特点，并毫无保留的将其心得和经验传授给我们。
金师对前人的医案研究得十分精深，如对《临证指南医案》的探索就长达30年之久，对其治内风、理虚等方法赞赏有加，充分运用，直至晚年还孜孜不倦地撰写“叶案初探～‘叶案再探”等论文。对《丁甘仁医案》同样进行了长期研究，对许多案例作出了精细评述。如对风温徐孩案就指出：“这个医案初诊记录既简明又周密，并且叙述治疗经过，最后得出结论是：无形之风温与有形之痰热互阻肺胃。其中舌苔薄腻而黄、脉滑数而不扬、筋纹色紫已达气关，是辨证要点……风温邪在气，并不一定用麻杏石甘汤，因为是重症，不用它就不得力，所以说‘非大将不能去大敌’，这就是辨证论治中的论治。全案理法方药，一气呵成……三诊案语说‘制小其制’，小在哪里，小在麻黄不用而用蝉衣、桑叶，小在石膏不用而用银花、连翘。其中远志一药是治咳逆(见《本草经》)，不是用作安神。”他还说，这种医案在 《丁甘仁医案》《张聿青医案》中很多，浅显易懂，初学者读它，会加深对祖国医学理法方药的理解，而且在临证时可以仿用。他认为学习前人医案还可以启发辨证思路，提高辨证水平，学习各个医家的独特经验，发掘某些疾病的治疗方药。
2．辨证入手，首重辨病
金师常说，中医只会辨证不会辨病一说，实在是一种误解。中医是讲辨病的。有许多疾病，中医与西医认识基本一致，病名也相同，如感冒、中暑、疟疾等；有的病名不同而内容是一致的，如西医的神经官能症，中医称“百合病”“脏躁”，西医的“白塞氏综合征”，仲景早就称之为“狐惑”病，不如称它是“仲景氏综合征”；有些病名为中医所特有，如痰饮、伤寒、温病、血痹、虚劳等，都有其病因、发病机理、发展规律、治疗原则。“××病脉证并治”就是说明要在识病的基础上来辨证施治。金师指出，以为中医只要辨气虚、血虚、阴虚、阳虚、气滞、血瘀等证就可同病异治，是把中医看得太简单了。辨证只能解释疾病过程中出现某些证候的病理，而不能认识到某一个病的全部病理。“有是证用是药”是指在见证确切的情况下应放胆使用而说，并不是说治病可以毫无原则地“随证变法”。在临床上，暂时不能判明属于何病，只能辨证施治，这是特殊情况，不能认为“异病同治”，更不能因此认为可以不要辨病。但强调辨病，并不是说不要辨证。不能认为辨病既确，治法就可千篇一律。如果不通过辨证，辨病是无从入手的。金师对《金匮要略》研究有素，不仅有过专著，而且发表过多篇专论。他十分赞美它是一部相当完整的辨病与辨证相结合的经典。
3．推崇伤寒及温病原著，发展温病学说
金师强调学习《伤寒论》与温病学说的原著。认为《伤寒论》是一部夹叙夹议、有方有论的好教材。指出《伤寒论》对疾病的认识包含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伤寒论》的辨阴阳是以阴阳消长、阴阳胜复和阴阳互根理论来指导的，同时注意到标本真伪的辨别；其次辨表里，一般先表后里，是常法，但也有先里后表，是变法，其三是辨寒热；最后是辨虚实，认为虚实是疾病的本质，最要辨明。还认为 《伤寒论》的112方大多是行之有效的，不仅可以用于各种热病，也常广泛地用于杂病，并指出《伤寒论》不仅是一部方书，而且是中医基础理论，有指导临床意义。他认为，温病方号称时方，为常用而有效之方。《温热经纬》《温病条辨》等都要以学习原著为主，这些原著不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也都是中医的最好教材。
金师对叶天士学术研究最深，认为温病学说是《 伤寒论》的发展。《内经》的“热论”、张仲景的《伤寒论》和叶天士的 《温热论》都是划时代的代表作，一个比一个进步。《温热论》的价值在于继承性、独创性、总结性和灵活性。金师曾对 《温热论》 详加注解，在《温热论新编》和《温病论治》中，对卫气营血辨证规律和具体证候，释理列法，既精且详，对叶氏温病学说作了极好发挥。金师还指出：全部《温热论》精神，一方面是透解外邪，一方面是扶正存津防止向重症转变。金9币还认为，叶氏的主要不足是忌柴葛和热病中少用温药，其实邪留三焦可用小柴胡汤加减，温病伤阳要见微知著早用阳药。金师还对叶氏的阳化内风说，以上损中损下损为经，阴伤阳伤为纬的理虚大法，讲究奇经八脉，善用血肉有情之品等学术内容极表赞赏，也为之作了很多发挥。
4．肯定河间学说，推崇易水学派
金师认为河间学说是进步的学说。河间学说首重五运六气，但河间所论的运气与一般所讲的运气学说，内容有所不同。河间只认为有小运、有主气，论及为病，但举五脏六腑之应六气，与统岁加临全不相干。河间所讲的亢害承制，与《内经》的更胜而相平不同，是指六气病变在亢盛到一定程度时所出现的一种假象，其本质还是一种亢害。金师认为，河间主火论是有实践作为根据的，河间用药并不专主寒凉，治疗上主养肾水胜退心火。河间认为人身中有太乙天真主气，非阴非阳，著名的地黄饮子补肾精以交水火，用意就是如此。金师还认为，河间热病提倡表里双解、养阴退热等治法是一个很大的转折点，开温病治法的先河。金师也指出由于受时代局限，河间立论只能明其一义而少及其他，矫枉而又过正。
金师对洁古、东垣之学，十分推崇，借鉴甚多。对易水学派(包括张元素、张壁、李呆、王好古、罗天益等)极为赞赏。认为洁古继承六经分证，又倡古今异治，不拘古法，自制新方，确得仲景、钱乙二人之传。对易水学派“养胃气为本”尤为推荐，认为张氏枳术丸系从金匮枳术汤颠倒枳术用量并改汤为丸而成。李呆制补中益气丸、升阳养胃诸方又是从此方及清震汤等方脱胎而出，指出东垣是阐明其师引而不发之理，发展为脾胃内伤学说。金师在临床上还广泛运用益气聪明汤、参苓白术散于慢性杂病，均以东垣升阳、补气、清火合用于脾胃不足之证为基本。金师还对易水学派处方用药重气味说、苦欲补泻说、归经说、时令说、重升降浮沉说等分析甚精。
二、医术高超真精英
1．不耻下问，活学活用
金师自少年起的整个人生都在行医，即使到教学工作非常繁忙的晚年，仍始终坚持上临床。他医术高明，早年就曾治愈不少危重的温热病和多种杂症，但他生平极其虚心，不耻下问，随时随地把同事、同行、病人、学生当作老师。至于其人生中受益于两位良师益友，更是感恩莫名，一位是早年常借书于他的王聘贤，曾给予他不少指点，使之学识大增。另一位是中年后常往问业、曾长期相处、亦师亦友的程门雪先生，得其指教，学术和医术更是大进。当然，金师的高超医术，还在于他坚持苦学、博学、活学，他坚信“善读书斯善治病”，持久地坚持以苦学为乐。他认真地熟读并总结了历代数百家医家的著作，非常注重他们的治病经验，并对照实际病例善于灵活运用。金师不仅是将通过各种途径学到的知识，活用到具体的病例的典范，更是到处求教、坚持苦学，使自己达到光辉顶点的典范。
2．学验俱深，建树颇多
我在金师的晚年，有幸得随诊侧达五年之久，金师的医术，有目共睹。他带领我等去岳阳医院(现在为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开设虚证专科门诊，每周一天，风雨无阻，除有特殊重要会议，从不缺席。金师治愈的病种甚广，治愈的疑难病例甚多。如有兄弟俩同患无汗症，经多处就医均告不治，前来就诊时正值酷暑，身如火燔而不见滴汗，痛苦不堪。师为之深思良久，即处以北沙参、生石膏、桑叶、麦冬等味，并对我等说：“此 《医门法律》之清燥救肺汤变方，嘉言立方为燥热伤肺而设，此患亦为燥热之甚，津液大耗，不妨借以用之。”一周后，患者面带笑容前来复诊，以药后汗出溱溱、身热大减相告，师续以此方加减调治数周，竞告痊愈，令人无不惊叹其神奇。此后无汗症患者前来求诊者络绎不绝，我等皆以此方应之，有的有效，而不效者更多，金师笑对我等说：“同病更多需异治。”乃又教我等以发汗、泻火、补。肾等法以对，疗效明显提高。在随师期间，有一位长期低热患者，也是金师将其治愈。其人为慢性胆囊炎患者，低热不退，骨瘦如柴，面焦无华，眩晕乏力，时时泛恶，其病已历有年许，曾多处求医，未见稍减。金师再三思考，处以宣气化湿，佐以养阴的三仁汤加减，守方数月，竟奏全功。金师说，温病方，号称时方。时方者，现时通用之方也，常用而有效，可不言而喻。即以银翘散三仁汤两方而论，不失为常见热病初起最常用、最有效、最稳妥的万全方。本例慢性胆囊炎亦湿热所成，既已伤阴，故稍变其方而治之。我们由衷服膺金师妙手回春之术。
金师有极为丰富的临床经验，每多取法古人而灵活善变，并随时触类旁通，其效甚著而仍精益求精。他在理法方药宽广领域都有独特心得，创新颇多。如对治体与治病关系他就指出，临床上某些内伤杂病，辨病论治也好，辨证论治也好，就是治不好，而一着眼于整体，从改善病人体质入手，或温其阳，或补其阴，或益其气，或养其血。有咳嗽的可不用与治咳有关药，有吐血也不用一味理血之药。看似药不对症，不着边际，却往往收到满意效果，这就是治体。又如对虚证，理虚之法分析甚精，认为既分伤阴伤阳，阳伤常主以建中，阴伤常主以复脉，又要看上中下论治，还联系《难经》细别脏腑。上损治肺，有益气补肺与甘凉养阴，治心有养心气、补阴液，中损治脾胃，有补中益气、益脾养营；下损治肝，有酸以养体、甘以缓急、辛以理用，治肾有滋液、填精。以此等分析用于临床，亦每起沉疴。再如对泻心法亦心得独多，他提倡效仲景、叶氏之法，而不泥于《伤寒论》《临证指南》之方，当随时于补虚、开泄、苦泄、通下等法中或全面兼顾，或择有重点地制定适当处方，以适应复杂病情。金师认为对泻心汤诸方中之苦寒清热药如细分别，则黄芩为气分药，黄连为血分药，涉及肺与大肠之热多用黄芩，涉及心与小肠之热多用黄连。黄连清热作用最强，并有凉血、解毒、泻火、清湿热、治疮疡诸效，与黄芩相配可起协同作用。大黄也是清热之药，其治疗范围之广，可与黄连比拟，但一则通腑，一则厚肠胃，配合同用，相反又可相成。生姜与干姜，生姜能行水降逆，干姜温中散寒，对于泻心汤中的甘草，寒热温凉皆可配用。金师于临床，特别在用甘草泻心汤时，常以生炙甘草同用，认为于扶助正气中兼有清热解毒之效，既可助参以补虚，又能协诸黄而泻火，于通盘之中又一妙招。金师在对待阳气上亦特有见地，认为升阳药应该与补脾胃药结合起来运用。单补脾不升阳，此补便是呆补；而单用升阳不补脾胃，此升阳便是无根之升，只能升散而不能升阳。认为通阳作用一是通心阳，二是化痰饮，三是利小便。又认为温阳药宜刚，养阳药宜柔。还认为升阳与潜阳可以同用，升者升其清阳，潜者潜其邪阳，可以并行不悖，相反可以相成。他对益气聪明汤还作了专题研究，将其扩大应用于上气不足之证。其具体用法甚为考究，采用十三种加减变方以适应不同见症。而对桂枝汤在杂病中的应用，金师更是极其变化之妙，如对长期不明原因发热、虚劳、心律失常等更有变方运用的丰富经验。余如以甘麦大枣汤加白芍、石英治紧张症，亦甚有创见和良效；以黄土汤加味治便血，苇茎汤加黄芪当归治肺痈，胃苓汤加味治夏月泄泻，皆获立竿见影之效，可见金师临证功力超群。
三、蒙忧任劳千古情
金师生于民国动荡时期，他早年行医及初执教时，目睹继北洋军阀后国民政府废除中医的动议尚余波不止，深刻认识到壮大中医力量、培养中医药人才的迫切性和重要性。解放后担任中医学院要职，更意识到责任重大，他奋起扬鞭，争分夺秒地加强教学工作，留下许多感人事迹。
1．加强师资建设，培养教学骨干
文革期间，中医学府也受重创，当时的上海中医学院教师队伍损失惨重，章巨膺、赵铴庠、程门雪、潘来苏等师相继辞世，老一辈所剩无几，原本不多的中年骨干也走失不少，只得在匆忙中办起速成班(称工农兵学员)，金师亦十分爱惜，给他们以精心培养，对部分留教研室者给予全力指导，此后又为办好“提高班”(又称回炉班)做了很好的安排，使他们迅速成长，其中不少人以后还成为中医学院骨干力量。
然文革后教研室还普遍存在“爷爷带孙子”状况，使时任常务副院长的金师心急如焚，更觉责任重大。他深知振兴中医事业的关键在于发展教育、培养人才，教学的关键在于富有精兵强将的师资队伍，师资队伍的关键在于老中青的梯队结构，仅凭寥寥数老人何能使教学事业兴旺发达，本科生班、研究生班、西学中班，进修生班、留学生班如何推出，急待开办的各种班均需较大数量的中年教师。金师心系广大师生，决心勇克难关，多次与中医界知名人士丁济民、刘树农、张镜人等共商对策，拟急调部分分散各地各单位的上海中医学院早期毕业生回校任教，然在当时人才为单位所有的制度下，调令既出，皆杳如黄鹤。金师从丁济民师处得知，我已多年师从丁师，亦即欲调我回校，结果同样遭拒。于是他们再商良策，各路奔走，力争上级支持，着手创办师资培训班。金师还特别关照，嘱我前来应考。1979年春终于顺利公开向全国招生，招到了来自各地的一百多位学员，我亦幸忝其列。在师训班的年余时间里，金师不仅亲自并委派资深老师为我们讲课及专题讲座，而且几乎每次都参加《伤寒论》和温病经典著作研讨会。在研讨中，金师不时发表精辟见解。他多处指点的“从有字处着眼”和“从无字处下功夫”相结合的独到体会，均成为我们今后教学和临床工作的指南。金师还多次听我们试讲，及时指明做老师的诀窍，留给我们许多美好的回忆。为留住更多的结业学员，金师与各单位一一联系，在晓以大义、盛情求助、妥为安排的有力措施下，使不少学员得以顺利留校任教。金师为我更是全力以赴，终于使我遂愿。此后，金师一方面分秒必争地认真操办起夜大班、专科生班、进修生班、双学士班、留学生班、外国师资班，考虑到全国师资水平亦有待提高，又在我院创办全国师资培训班。在金师等不断努力下，我院师资队伍较快有了很大改观，老中青梯队很快建成，教学工作取得飞跃发展。
2．爱生如子，关怀备至
金师对我关怀备至，不仅先让我系统地听他上课，还借讲稿让我阅读。在仔细地审阅了我的讲稿后，就将西学中班、上海市中医研究班的温病学和温病条辨课让我上，还数次前来听我讲课，并及时进行指导。金师的一举一动，其目的只有一个，为认真搞好教学，培养好一代又一代高水平中医人才，使中医事业不断蓬勃发展。金师爱生如子，对学生总是精心呵护，如当得知柯雪帆有晋升教授可能时，由于柯学兄时在日本讲学，即令我为其搜集材料，并随时问我准备得如何，终于使其顺利获批，使我亦不胜感动。可见金师不仅是我的恩师，也是很多同学的恩师。
3．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金师一生，生活甚为俭朴，从不贪图享受，对工作则极其勤奋，对他所承担的各项工作，不论本职兼职，都非常负责，全力以赴地搞好。为了事业，他不顾一切，很少考虑自己的健康，并以此为乐。不顾风雨，不问寒暑，在学校对面的零陵路旁东安三村简陋的居室中，每天深夜，他的窗户里总是透着灯光直至凌晨。在他的生活中，没有休息日，没有寒暑假。我们常为金师的过度操劳担忧，但在有难题时却不得不请教他，有难事请示他，金师总会不厌其烦地为我们排忧解难。我真不忍心增加他的负担，但也有怀着歉疚之心使金师加劳，如有一次有篇文章写成后，很想请他过目，给点指示，岂知我将文稿交给他后，仅两天时间，就交还于我，并笑着说，“文章不错，只是个别地方有些改动，你再考虑考虑”。我取回一看只见全篇都已作了精细修改，还提了不少意见，真使我非常感动，想不到在如此繁忙的工作中，竟对一个普通学生的文章如此重视。
由于过度劳累，金师在1983年，年仅7l岁就与世长辞，这使我们万分痛惜，至今仍无限思念。我们多想金师能长寿，哪怕再多活几年，我们的事业也一定能更辉煌，我们这些学子也一定可取得更多成绩。金师生命的最后那段日子我最不能忘怀，1981年《医学百科全书•中医内科学》的编纂会议，由我院主办在宝钢宾馆召开，金师命我任会务组长，负责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医专家。我清楚记得，金师曾为当时接待条件较差而担忧，当得知我们设法解决了汽油票能顺利接送来宾，并争取到能使专家们喝上当时十分难得的橘子汽水时非常高兴，我还清楚记得，会议期间每天晚上我们都与金师、裘沛然师等相聚一室，谈笑风生，何等欢乐。不料就在这时，金师由于日夜操劳，恶疾竟加临到他的身上，他咳嗽加剧，被查出患有肺癌。这无疑是一个晴天霹雳，使我们无比震惊，因为人人都明白，在当时的条件下，该病还没有任何治愈方法，也无望延长生命，我即刻泪如泉涌。然金师泰然处之，仍十分关心会议进展，还多次亲临指导，使会议圆满成功。在病情已严重恶化的时日，金师照常关心着各项工作，不时询问教学工作近况，当得知《中医内科学》全国统编教材编写招标在即，为了中医事业，为了提供给学生高质量教材，他竟忍着巨大的病痛，拖着沉重的病躯赴京参加有关会议。我们知道，他老人家是想利用生命已无多的日子为中医事业再做最后一次奉献，也是为上海中医学院多增添一份光彩。全院师生都明白，他的心目中只有中医事业，就是没有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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