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我的恩师金寿山先生为浙江省绍兴市人,出身于中医世家,家学渊源,自幼攻读医书。早年随父学医,17岁时父亲病逝后,更发奋苦学,立志从医。数年间,一面熟读《伤寒论》《金匮要略》及温病学说等中医典籍,一面运用于诊疗实践,获得广
我的恩师金寿山先生为浙江省绍兴市人,出身于中医世家,家学渊源,自幼攻读医书。早年随父学医,17岁时父亲病逝后,更发奋苦学,立志从医。数年间,一面熟读《伤寒论》《金匮要略》及温病学说等中医典籍,一面运用于诊疗实践,获得广博知识。1936年到上海行医,抗日战争爆发后,曾去桂林、贵阳开业。抗战胜利后重返上海执业,并任教于上海中国医学院。1956年上海中医学院创建,被聘为首批教师,后历任伤寒温病学教研室主任、金匮教研组主任、温病学教研室主任、中医学基础教研组组长、教务处副处长;1979年被聘为教授,并任上海中医学院副院长。1978年始兼任上海市中医学会内科学会主任委员,1980年被聘为全国中医理论整理研究委员会副主任;1981年兼任中医文献研究所所长;同年被任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医学)评议组成员;1983年担任《中医年鉴》主编等职。
先生常常教导我说:“学,然后知不足。汗牛充栋的医书,我读过的不过沧海之一粟;千变万化的疾病,我治好的不过幸中其一二。学问,可以达到一定的造诣,但永远没有止境。”如今回想当年,先生的话语犹在耳畔,值此先生诞辰百年之际,撰写此文,以表怀念。
一、学医质疑贵权变,掌握理论多实践
先生经常说“不能死读书”。他列举清代儒医陈修园死读《伤寒论》,不从临床实际出发,把《伤寒论》的三百九十七法硬性分为三百九十七节,章太炎痛斥为“以实效之书(指《伤寒论》)变为空谈”。同时,他举例清代医家俞根初,结合自己的经验来读(《伤寒论》,提出:“凡病之属阳明、少阳、厥阴而宜凉泻清滋者,十有七八如太阳、太阴、少阴之宜温散温补者,十仅三四;表里双解、三焦并治、温凉合用、通补兼施者,最居多数。”他认为古人的书要读,但是不能死读,并说:“在青年中医中,有人认为中医难学,望而生畏;也有人认为中医简单易学,往往浅尝辄止,以为尽在其中;还有人以为老中医没有两套本领,只会辨证,不会辨病,没有什么好学等。这些思想障碍,都是不利于继承发扬祖国医学的。”同时,对于中医的传承,他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首先,既要传给直接经验,又要传给间接经验。须知今日之中医,非昔日之中医,今日之中医学,也非昔日之中医学,都在实践中不断发展提高。我们要比古人高明,这一点决不能妄自菲薄。如(《中医学基础》这本书,尽管还有不少缺点,但它对从《内经》到目前的中医学概念作了比较系统的论述和阐明;又如天津南开医院编写的一本(《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手册》,其中对于大承气汤的用法,某些地方也较张仲景有所发展。可见“学如积薪,后来居上”。每一个老中医都有一技之长,对于辨证、处方、用药,都有独特的经验,这是书本上所学不到的。保守这些经验,固然不对;小看这些经验,以为这算不了什么,也不对。“集涓滴之细流,可以汇成江河”,我们应该把自己的直接经验,毫无保留地传给下一代。
其次,辨证辨病,均须谨求古训。先生指出:中医是讲辨证的,而且是会辨病的。有许多疾病,中医和西医的认识基本一致,病名也相同。例如感冒、中暑、痢疾、疟疾……有的虽然中西医病名不同,而内容是一致的,例如西医所称某些神经官能症,中医称为“百合病”、“脏躁”;西医的眼、口、生殖器综合征(白塞氏综合征),张仲景早已称之谓“狐惑病”。显而易见,中医既有这些病名,乃为辨病的证据。还有些病名为中医所特有,例如中医所讲“痰饮”是一个病,不是一个症。凡肺有停痰,膈有留饮,肠胃有积水而表现寒象者,称为痰饮。辨明这个“痰饮病”,首先必须辨明体内有无停痰、留饮和积水存在必须认识它的原因是由于津液运行失常,进一步必须辨明津液之所以运行失常是由于肺失通调,或脾失运化,还是由于肾失温蒸,还要认识肺、脾、肾三者之间的相互联系。从肺与脾的关系来说,脾是根本的,称为“肺为贮痰之器,脾为生痰之源”;从脾肾的关系来说,肾又是根本的,因为肾阳为诸阳之本,又主水液。故外饮(病由外来,暂时性)当治脾,内饮(病从内生,陈久性)当治肾。而治疗痰饮的用药原则,则当以温药和之。从中医论述痰饮病的内容看,理法方药是一气贯通的,这就构成了中医对“病”的概念。
再次,既要当先生,又要当学生。“青取之于蓝而胜于蓝”,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我们做老师的应该善于向青年人学习,历史上的医学家,学生比老师高明的很多,如扁鹊胜过长桑君,淳于意胜过公乘阳庆,张仲景胜过张伯祖,李东垣胜过张洁古,张景岳胜过金梦石。现代也应当是如此。学生比老师高明,不但学成之后,就是在学习的时候,学生也不一定比老师差。在教学过程中,我们当然要对学生在政治上、业务上严格要求,但这不等于不要向青年人学习。史书上记载:刘河间患了病,青年医生张洁古去看望他,河间态度傲慢,瞧不起这个青年人。张洁古当即分析病情,指出刘河间用药的错误,河间不得不心服口服。可见看不起青年人是错误的。中医学派不同,各有特长,这是好事。但是,如果“各承家技,终始守旧”,就会走向反面,阻碍学术的发展。叶天士从师十七人,尽得其传,是可为青年人跟老中医学习作借鉴的。总之,我们要建立一种新型的师徒关系,而我们老年人应该做一辈子“孺子牛”。
二、忠诚中医事业,潜心研究医理
1 952年初夏,先生积极参与筹备组织联合诊所;同年8月,新成区第二联合诊所成立,出现一些对中医认识不够的思想,他作为该诊所的医生,以自己的亲身体会,宣传动员,促使大家齐心合力,努力办好联合诊所。还投稿于《新华医药》杂志,文章题为“中医师的团结与进修”,提出:“发掘中医治病的特点、方药的技能,由中医提供经验,集合专家,共同整理研究。那时,医药自然会发展统一而进步,中医、西医将成为历史上的名词,目前想把中医改造成西医完事,或者一下子就想中医飞跃地进展,都是过左或过高的想法,是行不通的。”
先生早年熟读《内经》《 难经》《伤寒论》 《金匮要略》等著作,在中医理论方面有坚实的基础。他认真学习唯物辩证法,用以整理研究中医基本理论。
第一,关于阴阳五行学说的分析。中医学中的阴阳学说内容可分两部分:一部分是抽象的概念,是“有名而无形”的,是无所不指的,主要用以说明自然界的规律,也可以用来论证医学,但未必皆属于医学;另一部分指的医学内容,把人体的组织结构、功能活动、病理变化等具体的事物都赋于阴或阳两类属性。但是,这些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发展变化,主要不是决定于抽象的阴阳理论,而是决定于这些事物的本质属性。如气为阳、血为阴,气血之间存在着气能生血、血能载气的关系,它们之间是“互根互用”,而不是“阴阳制约”。
第二,对中医治则治法的研究。扶正与祛邪是防治疾病的根本大法。虚则补之,实则泻之,毋犯“虚虚实实”之戒,是必须遵循的根本原则。但临床实际是错综复杂的,必须从实际出发,才能知常达变。如在外感热病正虚而又邪实的情况下,只要正气尚能耐受攻戕,仍可考虑用峻药祛邪,希望一战成功,邪去正安。《伤寒论》中太阳少阳两感用麻黄细辛附子汤,就是一例。假如不认识这一点,只知扶正而不予祛邪,或祛邪而药不够,就很难收到满意的效果。如正气虚甚而病邪不盛,则不宜妄用攻戕,以免更伤正气,重用扶正,则正气来复而病邪自去。如“甘温除热”“增水行舟”等。
第三,对治病与治体的阐发。治体就是着眼于整体,从改善病人的体质人手,以期收到效果。并认为在两种情况下,必须要考虑治体:一种是“百脉一宗悉致其病”的“百合病”,这类病人的临床表现多种多样,必须以患者体质的阴阳、气血、寒热之偏为依据,调整和改善其整体状况,才能收到预期的疗效。第二种是久病,一时难以祛除宿邪,一时亦难以恢复其久虚,只能视其体质的状况,逐步调治而收效。强调治体并不是忽视治病。他常说:“虽云治体,治病亦在其中矣。”在回阳与救阴问题上,不能偏执极端。应该看到阳邪亢盛,既能亡阴,亦能亡阳。治热病亦应详察其阳气的盛衰而予以兼顾,所以《伤寒论》白虎汤有加参之法。阴邪盛,既能亡阳,亦能亡阴。治寒疾亦应详察其阴液的存亡,所以景岳救治回阳有六味回阳饮之法。
第四,关于“温病下不嫌早,伤寒下不嫌迟”的提法。先生认为:“温病下不嫌早,伤寒下不嫌迟”的提法不够全面,极易使人误解为伤寒和温病的治疗规律,且有门户之见。《伤寒论》虽然强调先表后里,表未解、热未潮者,不可攻下,似有下不嫌迟之意。温病学家吴又可指出:温病是“因邪热致燥结,非燥结而致邪热也……能早去其邪,何患其燥结乎?”似有温病下不嫌早之意。但是,《伤寒论》又有阳明三急下与少阴三急下之说,叶天士又有温病用下,必验之于舌,必证见大腹或满或胀或痛,方可用下之论。这就很难说是“温病下不嫌早,伤寒下不嫌迟”。因此,用下法必须从实际出发,既要慎重,又要果断,既要得其时,又要得其法,宜缓则缓下,宜急则急攻,切不可拘泥旧说而致贻误治疗。
第五,升阳与潜阳本是作用相反的治法。先生认为:在一定条件下,这两法同用,可以取得相辅相成的效果。特别是对于某些既有肝阳上亢,又有脾阳不升的患者,他常以柴胡、葛根、党参、黄芪等益气升阳与龙骨、牡蛎、龟板、白芍等滋阴潜阳同用。认为升者,升其脾阳,使水谷之精气上升,以荣头目;潜者,潜其肝阳,滋肝肾之阴以涵风木。二者并行不悖,相辅相成。
三、精益求精懿己长,临证应变创奇迹
先生谈到中医的辨病问题,认为“辨病与辨证相结合”。辨病,实际上是指辨西医的病,辨证是辨中医的“证”。中西医互相结合,有利于认识疾病的本质,有利于提高诊断和治疗质量。
先生在下乡巡回医疗的一天,公社卫生院刚结束门诊,突然来了一位急腹症患者,六十多岁,表情痛苦,脸色略带红,估计有发热。再细问病情,腹胀隐痛,口苦恶心,不思饮食,身体重着,转侧不便,大便秘结,小便尚可。仔细观察舌质红,苔黄腻满布,脉细滑带数,体温38.2°C。检查腹部,右腹略见膨隆,右下腹明显压痛,腹肌轻度强直,并能触及一鹅蛋大小的块物,肠鸣音存在。检查完毕,他从容地对病人说:“病是肠痈,看得还算早,内服中药,外敷草药,有办法消散,不必着急。”处方:红藤30克,蒲公英30克,赤芍18克,米仁18克,败酱草18克,冬瓜仁18克,厚朴9克,陈皮6克,六曲9克。并亲自采新鲜的山海螺,切片外敷,热退,肿块未消。第二天,又在方中加柴胡9克、生军9克。第三天,去生军。第四天,热退,肿块缩小。经治三周后,肿块完全消失,能下地劳动。
其后又有位老奶奶带了一个六七岁的女孩,也是肚子痛,痛得厉害。诊前刚痛过,小姑娘好像没病似的,在玩耍。他看小姑娘的脸色红润,气色不差,舌苔薄白,也属正常。脉未见异常。因为吐过蛔虫,自己买“灭虫宁”吃。体检肌卫阴性,右下腹有局限性压痛点,腰大肌试验、闭孔内肌试验均阴性,测体温正常。诊断为“阑尾蛔虫的可能性大”,并让做白细胞计数检查正常,以上诊断基本肯定。处方:地丁草、蒲公英、败酱草、土大黄各15克,乌梅30克,煎汤顿服,一日二次。药后,当晚腹痛缓解,第二天右下腹压痛消失,两付药病就好了,随访数日,未见复发。
中医外科估计预后有个标准,叫做“五善七恶”。古人说“五善见三自吉,七恶有二即凶”。中医诊断肠痈有几个参考指征:一是洒淅恶寒,轻微发热;二是脉数;三是苔腻;四是身有痛处,腹皮急。这个孩子一个指征也不具备,所以肠痈的可能性很小,而孩子有吐蛔虫史,腹痛时发时止。《伤寒论》三百三十八条论蛔厥,有“蛔厥者,其人当吐蛔,今病者静,而复时烦者……须臾复止”的记载。这个特点,不限于蛔厥,对于多种蛔虫病的诊断都有意义。
先生分析:“肠痈成脓后有四条出路:一是消散,这是最好的结局;二是从大便出脓,这一般称为大肠痈,预后比较好;三是从小便出脓,一般称为小肠痈,比较少见,不容易收口;四是从腹壁穿破,破在肚角的叫肚角痈,疮口不流粪的可以收口,疮口流出粪便的不易收口,在肚脐穿破的叫盘肠痈,预后大多不好。”这些看法与西医的认识基本相同,只是名称不同而已,破入肠腔的称肠内瘘,破入膀胱的称膀胱内瘘,侵入腹壁成为腹壁脓肿再穿破到体外,如果破入腹腔,会造成弥漫性腹膜炎,预后十分严重,也有少数成为慢性脓肿的。有一些人误解为中医只讲辨证,不讲辨病,甚至只能辨证,不能辨病,那就不对了。先生认为:“中医是讲辨病的,所谓‘伤寒一温病’,都是病名;《金匮要略》是一本论述杂病的古书,其中有中风、疟疾、虚劳、肺痈、胸痹、痰饮、消渴、肠痈、蛔虫病等名称,是病名,它以‘某病脉证并治’名篇,说明要在识病的基础上来辨证论治。可见自古以来,中医是讲辨病的。”
恩师金寿山先生从事中医教学和临床工作四十年,在临床上,擅治疑难疾病,晚年进行中医理论研究工作。他精通中医古典著作及各家学说,知识面广阔,擅长整理研究中医文献,能阐发其精义。参加上海中医学院和全国中医学院多种教材的编写与审定,对中医学术融会贯通,学验俱富,著述颇多。已出版主要论著有《温病学讲义》《温热论新编》《续广笔记》《金寿山医论选集》《金匮诠释》《温病释要》《 中医医籍字典》 等,为我们后学留下了宝贵的学术经验,值得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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