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情学说 发展长河

    七情的病因病机学说是中医学基础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可分为4个时期，即春秋战国以前的酝酿散载期，战国秦汉间的七情学说初步形成期(代表著作《内经》)，宋金元时代则是七情学说定型成熟期(代表著作《三因极一病证方论》)，明清是七情学说的普及发展期。

    七情学说在春秋战国时代酝酿散载期的基础上，在《内经》中形成了具有一定系统性的思想，标志着中医情志理论的初步形成。在《内经》中虽然没有“七情”一词，但从《素问·举痛论》的“九气”说以及《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的“五志”说中可以看出，情志学说的理论系统在《内经》中已初具规模，就是说已有一套病因、病机、诊断、治疗及养生的较完整体系。关于情志的病因、病机，《素问·举痛论》很详细地讨论了情志过度导致气机失调的机理及主要证候，突出了情志因素的重要性。例如“余知百病生于气也，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惊则气乱，……思则气结”。另外，在《灵枢·百病始生》篇中也阐明了情志与人体的重要关系，文中论述到：“夫百病之始生，皆生于风雨寒暑，清湿喜怒。喜怒不节则伤脏。”这里的“喜怒不节”泛指七情不和，从此亦可看到《内经》论述情志病因、病机的重要性。

    在调神养生方面，《内经》把调摄精神情志作为养生的重要措施，指出要“恬淡虚无”、“积精全神”、“精神内守”，从而使“形体不蔽，精神不散”，而不能“务快其心，逆于生乐”(《素问·上古天真论》)。情绪调养在养生中十分重要，《素问·刺法论》中谈到：“慎其大喜欲情于中，如不忌，即其气复散也。……心欲实，令少思。……慎勿大怒，怒必真气却散之。……勿大悲伤也，悲伤即肺动，而真气复散也。”伴随着《内经》的中医理论体系的确立，七情学说也就初步形成，并成为中医理论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宋金元时期是七情学说形成的重要时期，而陈无择所著的《三因极一病证方论》标志了七情学说的定型成熟。该书在《内经》的基础上，对七情进行了更为系统和深入的研究，明确提出了作为医学理论的“七情”术语，即今称的“七情学说”，且规范为“喜、怒、忧、思、悲、恐、惊”七种情志，并以七情为一条主线论述，使七情学说贯穿于各科疾病的证治之中。他在七情气机调治中，注意分辨虚实，对七情病机的研究和临床运用都有较深刻的论述。陈无择在七情学说史上应占有最重要的地位，他的著作是七情学说突破性的成果。

    七情学说在明清有广泛的发展与普及，并形成若干专论，以张景岳为突出代表，其他如江瑾、万全、李时珍、王肯堂、龚廷贤、李中梓、喻昌、傅山、张石顽、汪昂、陈梦雷、程松龄、魏之琇、俞震、吴鞠通、陈修园、程杏轩等17位医家均有论述，或作七情专论，或用七情集成，或有七情类案，或汇有七情病例，或有情志调治专篇。从这些可以看出明清以来七情学说的普及情况。自明清时期以后，陈无择的七情学说被人们普遍接受，使七情学说的理论日趋完善。由于受到人们的重视，七情学说也就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无论是从理论方面，还是诊断治疗上，都比明清以前要深入得多。

中医七情学说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经过酝酿、形成、成熟、普及等几个阶段发展到今天，充分显示出其成熟的科学性和巨大的实用性价值。当然，七情学说还有许多方面需要发展和完善。随着中医心理学的形成和发展，对七情学说进行专题讨论，计量研究，将进一步为现代的健康保健事业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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