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天然食物保健源流

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原始社会人类生活环境恶劣，食物没有保障，人们“茹毛饮血”、“饥不择食”，还谈不上对食物保健认识。《淮南子·修务训》记载：“古者民菇草饮水，采树之实，食赢蚌之肉，时多疾病毒伤之害，于是神农乃始教民种五谷，……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神农尝百草的传说反映了我国远古人通过“尝”的实践发现了一些食物的性能，这就可能在发现某些食物的同时也发现某些药物和毒物，“药食同源”就是这个意思。人类用火的历史已超过一百万年，中国传说“燧人氏”时代人们已经学会用火，就可以“炮生为熟”、“以化腥臊”，就防止了一些肠胃疾病的发生。《礼含文嘉》中也记载：“燧人氏始钻木取火炮生为熟，令人无腹病”，“有异于禽兽。”这是远古时代人类具有重大意义的天然食物保健活动。

酒在我国的起源很早。《战国策》说：“昔者，帝女令仪狄作酒而美，进之禹，禹饮而甘之，‘后世必有亡其国者’，遂疏仪狄而绝旨酒，”可见当时酒已开始作为饮料，并对酒的兴奋(少量)和麻醉(多量)作用开始有了体验。西周是中国奴隶社会鼎盛时期。

《周礼》记载周朝设“食医”之职，如“食医中士二人，掌和王之六食、六饮、六膳、百馐、八珍之齐。”食医负责为帝王调和食物，安排饮食营养，可见当时帝王对食物保健颇为重视。《周礼·天官·疾病》载：“以五味、五谷、五药养其病”，说明当时已认识到食物要与药物相互配合才有利于疗养疾病，这些都表现了中国食物保健思想的初步形成。据统计《山海经》记载食之有疗效的食物约70余种，可治疗的疾病有：肿、蛊、疥、心痛、痔、瘿、痨、狂、瘅、疣、疽、忧、痢、腹痛、呕、疟等。《论语》是孔子弟子及其再传弟子关于孔子言行的记录，说：“食髓(音义)而髑(音艾)，鱼馁而肉败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肉虽多，不使胜食气。惟酒无量不及乱。沽酒市脯不食，不撤姜食不多食”，反映了春秋末期儒家对食物保健上的严格要求。由此可见我国在春秋之前的奴隶社会，食物保健的思想已开始形成，帝王家并已有食物保健的相关制度。

封建社会战国至晋代  战国以后，除在一般医药典籍中讨论食疗外，已出现了许多食经，其中最早的当推《神农食经》，此书早已佚失，书名载于《汉书·艺文志》中，估计成书于战国末期至西汉年间。湖南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医书《五十二病方》，是中国发现最古的医药文献。该书大量食物人药，如食盐、乳汁、蜜、猪脂、牛脂等。书中所载50余种病，半数左右或以食治之，或以食养之。如载“以水一斗煮胶一升，米一升，熟而啜之，”即以食疗癃疾(癃闭)等。

《黄帝内经》是中国现存较早的一部重要医学文献，其成书约在战国时期。该书在食治食养方面确定了明确的原则和实施方法，提出饮食的五味必须调和，不能偏胜，偏胜则引起种种疾患。又说：“毒药攻邪，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气味合而服之，以补益精气。”就是说，凡毒药都是用以攻邪的，五谷是用以营养，五果是作为辅助之用，五畜之肉是用以补益，五菜是用以充养，气味和而服食可以补益精气，也就是药治和食治结合起来，相辅相成的意思，这与现代科学观点完全吻合。《黄帝内经》对营养和食物保健的认识已初步形成规模。

《神农本草经》虽不是食疗专著，但也记载了约50种的药用食物，如苡仁、芡实、大枣、葡萄、枸杞、橘柚、百合、龙眼、糜脂、熊脂、乌贼等。汉代名医张仲景在食疗方面有着突出的贡献，他在《金匮要略》中有“禽兽鱼虫禁忌并治”、“果实菜谷禁忌并治”两个专篇，以讨论“食禁”为主，论述极为详细。

    东晋葛洪《肘后备急方》在食疗方面有了进一步发展，书中记载有脚气病症候，提

出用(豆)豉、大豆、小豆、胡麻、牛乳、鲫鱼等防治方法，从现代科学角度看，所用食物都含有B族维生素，其治疗方法符合现代科学原则。齐梁间的陶弘景总结前人本草成就写出《本草经集注》，首创把药物分成8类，其中就有果菜食之类属于食疗食物。当时所写的《荆楚记》等，载元日饮屠苏酒有保健防病之意，属一种保健饮料。

隋唐时期  《隋书》经藉志中收载与饮食卫生有关的书名有四十余种，如刘休《食疗》、《太官食经》、《崔氏食经》、《膳羞养疗》、，马琬撰《食经》等。这些书几乎全部已亡佚。唐代是中国食疗学发展的重要阶段。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第26卷，专辟了“食治篇”，这是现存最早的食疗书和营养疗法的专篇。该书分果实、菜蔬、谷类、鸟兽(附虫鱼)四门叙述。孙思邈在序论中说：“夫为医者，当须先洞晓病源，知其所犯，以食治之，食疗不愈，然后命药”，“医者，安身之本，必资于食，救疾之速必凭于药，不知食宜者，不足以存生也……”。“若能用食平疴，释情遣疾者，可谓良工。”可见他对食治十分重视。食治篇记载果实类30种，菜蔬类63种，谷米类24种，鸟兽45种，共162种，大都有补益之功。如补五脏、益气力、填脑髓、坚筋骨和四体等，久服可以轻身延年。更有一些具有疗疾作用，如止泻痢、止咳嗽、止呕吐、破症瘕、散瘿瘤、杀诸虫、杀蛊毒；治疟、痹症、头痛、崩漏、卒聋、脚气、疥、痔、脱肛、虫积等。书中许多论述符合现代医药科学观点，如用含碘丰富的海藻、昆布、动物甲状腺(鹿靥、羊靥)治疗缺碘性甲状腺肿(瘿)；用动物肝如羊肝、牛肝治疗夜盲症；用谷皮煎汤煮粥防治脚气病。

庆年间(公元659年)，孟诜《食疗本草》问世，载食药260味，书中每食药之下均注明药性，其次则分记功效，禁忌及单方等。另有动物脏器的食疗方法和藻菌类食物的医疗应用，以及不同地域所产食品和南北方不同的饮食习惯，妊产妇、小儿饮食宜忌等论述，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

殷著《食医心鉴》约成书于853年，以食治方为主，共列有15类食方，书中提出有鲤鱼，冬瓜子，赤小豆治水肿等。唐大中十年杨晔撰《膳夫经手录》载有植物18种，鱼2种，兽2种，禽5种，除记其性味食法外，还论述治鼻衄、鱼中毒、食菌中毒等食物疗法，特别对茶的不同产地、品种特色描述甚详。王焘著《外台秘要》载有多种食治疾病的方法和食禁，并论述饮食不当导致疾病，如“夫消渴者，凡积久饮酒，无有不成消渴病者，”认为预消渴须忌；一饮酒；二房室；三咸食及面。与现代医药学防治糖尿病的观点吻合。

宋、金、元时期宋、元时期食疗学有了较全面的发展。如宋·王怀隐《太平圣惠方》中记载28种疾病都有食治方法。宋·赵估编《圣济总录》中专设“食治门”，共有30条论述各病的食治方法。例如“治血痢，马齿苋粥方”，用马齿苋治痢疾，其疗效已为古今医疗实践所肯定。森洪著《山家清供》载各种食品102种，有荤有素，有菜点饮料，糕饼果品，粥饮羹菜等。宋代的保健饮料已很普及，如《梦梁录·茶肆》中载有“四时卖奇异汤。……暑天添雪泡梅花酒，或缩脾饮，暑药之属。”其缩脾饮由砂仁、草果、乌梅、甘草、扁豆、葛根6味组成，都是具有抑杀胃肠道病源菌，健脾胃，助消化作用的药物，是一张防治两用的保健好处方，芳香酸甜，暑天饮服十分适宜。陈直撰《养老奉亲书》(1805年)记有食疗方剂162首，对老人的食治贡献甚大。

金、元间出现了历史上著名的“金元四大家”学术争鸣。各家用药立论虽不同，但都主张饮食是防治疾病的基本。如李杲(1180-1251年)极力提倡营养疗法，主张补养脾胃，培养元气，他著有《食物本草》一书。张从政(1156-1228年)是攻下派代表，攻邪用药，对虚证则极力主张食养补虚。1329年元代海宁吴瑞编《日用本草》，分米、谷、菜、果、禽、兽、鱼、虫8卷，是想从日常食物中寻求防治疾病的方法。书中载药540种，着重论述日用食物的性味功用。从这本著作的内容可以知道在14世纪我国食物保健的内容已经相当丰富多彩了。

    但是能代表这一时期食物保健发展中的著作莫过于《饮膳正要》一书。该书是公元1330年饮膳太医忽思慧所编撰。《日用一本草》和唐代的《食疗本草》等偏重在饮食疗法方面，而这本书已经从健康人的饮食方面立论，继承了食、养、医结合的传统，对每一种食物都同时注意它的养生和医疗效果，所载的基本都是保健食物。正如“自序”中所说“……谷肉果菜，取其性味补益者，集成一书，名日饮膳正要。”书中有养生避忌，妊娠食忌和乳母食忌；列举各种富于营养食物及其烹调方法，讲食物疗法，食物卫生，食物中毒等。书中大部分篇幅是叙述“食补”的，例如，马思答吉汤是用羊肉、草果所制，具温中下气，壮脾胃，止烦渴，破冷气，去腹胀之功用。该书第三卷完全是叙述日常食物的性味攻用，包括米谷、禽兽、菜果等。例如：“回回豆子味甘无毒，主消渴，勿与盐煮食之，出在回回地面，’苗似豆，今田野中处处有之。”又如“小麦味甘微寒，无毒，主除热，止烦躁，消渴咽干，利小便，养肝风，止痛唾血；”“羊肉味甘大热，无毒，主暖中，头风，大风，汗出，虚劳寒冷，补中益气”等。

    明、清时期此时期在食疗本草的研究，有的从营养学观点出发谈食物的营养价值，有的则从食疗学观点论述各种食物的治疗作用。15世纪以后，卢和按《日用本草》的分类法编成《食物本草》。《日用本草》治病功用和附人药方很多，《食物本草》则很少，但在每类之后都加上总结性按语，例如：在菜类上认为多食蔬菜可疏通肠胃，这是完全符合“膳食纤维作用”的现代营养学观点的。虽然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还不可能认识到蔬菜中含有水溶性维生素和各种无机营养成分，但仍能发现和说明蔬菜对人体保健的重要性，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与《食物本草》相类似的有宁原的《食鉴本草》，所载皆寻常食品，但在分类方法上颇有改进。

朱箫所撰《救荒本草》大都为前人未经记载的可食植物，扩大了人类利用可食植物的范围，在植物学和食疗方面有很大贡献。全书共记载414种植物，并按自己种在园里的实在植物绘图解说，学术价值很高按《救荒本草》的形式而编写的还有鲍山的《野菜博录》，共载植物435种，多属黄山一带植物。《救荒本草》和《野菜博录》代表了这时期食物保健文化的新成就。   

明代伟大的医学家李时珍《本草纲目》首次论述了水的功用，他认为：“水为万化之源”“水去则营竭，谷去则卫亡”，这和现代营养学把水列为七大营养素之一的科学观点是一致的。《纲目》所列举的444种动物药为现代食物保健学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清咸丰11年(1861年)王士雄《随息居饮食谱》为食疗名著。收载食物331种，附食物73种，共404种，属食物性中药计382种。全书分为水饮、谷食、调和、蔬食、果实、毛羽、鳞介等七类。每类分述多种饮食物，均按性味、功能、主治、临床应用、服法、宜忌等进行论述。聂伯纯等评价该书“采撷浩博，搜旁绍远，穷源尽委，妙能简约，务求实验，不惑于臆说。”“其特色是：一、重水洁水……；二、重素食、重食疗……；三、辩证论忌……。”王氏主张“食无求饱，味勿厚滋，而以清淡洁净，适合时令为佳”的学术思想，对当前的“现代生活方式病症”颇具现实意义。

    黄鹄辑《粥谱·附广粥谱》共载药粥方200余个，成为现存第一本药粥专著。叶天士的《温热论》中用甘蔗梨、鲜芦根、生荸荠、生藕汁治疗阴虚津涸等都是宝贵的食物保健经验。此外，尚有吴又可的《温疫论·论食》、袁枚的《随园食单》、张英的《饮食十三合论》、章杏云的《调病饮食辨录》、陈修园的《食物秘书》、朱本中的《饮食须知》、沈李龙的《食物本草会纂》、叶盛的《古今治验食物单方》、柴裔的《食鉴本草》、龙柏《脉药联珠药性食物考》、章穆《调疾饮食辨》、文晟《本草饮食谱》、费伯雄《费氏食养三种》、《食鉴本草》、何克谏著《(增补)食物本草备考》、吴汝纪《每日食物却病考》等都丰富了食物保健的内容，为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饮食做出了可贵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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