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香港鼠疫考

    110年前，香港出现了鼠疫流行。作为世界著名的商埠，香港出现鼠疫流行，立即引起中外的关注。当时的越南、泰国、新加坡、小吕宋以及中国的上海、厦门等纷纷采取措施，严防鼠疫传人。笔者拟从鼠疫流行的自然社会背景、鼠疫的传人、时间分布、地点分布、易感人群、惨烈情形和死亡人数、防疫费用等方面，对1894年香港鼠疫进行分析和探讨。《申报》为本文主要的史料来源，有必要对所用《申报》资料的可信度和权威性作些说明。第一，《申报》所报道的1894年香港鼠疫的首发时间迟于广州的首发时间近2个月，与伍连德的记载相同；第二，通过全面整理《申报》对鼠疫疫情的报道，发现1894年香港鼠疫的高峰期出现在6月(农历5月)，迟于广州1个月，也与伍连德的研究结论相同。第三，据《申报》有关香港鼠疫死亡总病例的统计，得出1894年香港鼠疫共死亡2378人，与港英政府公布的数字和一些学者的研究结果极为相近。因此，  《申报》对 1894年穗港鼠疫的有关报道，其可信度和权威性值得信赖。

    鼠疫流行的自然社会背景

    穗港毗邻，同处岭南，地理位置、气候、生活习俗均有相似之处，因此，穗港鼠疫流行的自然社会背景也有相似之处。1894年香港鼠疫是在干旱温燥的气候背景下流行的。“香港华人近得一病，时时身上发肿，不日即毙……说者谓天时亢旱，以至二竖为灾。若得屏翳惠临，此疾庶几可免乎“ (香港多疫，《申报》，1894-5—15)。“此间疫症益多，死亡枕藉。天时亢旱，物燥风干“(西人言疫，《申报》，1894-5-17)。1894年穗港鼠疫流行也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清代中后期，岭南人口骤增，兵乱频繁，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流动人口增加，对外交往日益频繁，加上城镇发展迅速而卫生建设滞后以及粤人喜吃野味、吃生及归葬故里的不良习俗为瘟疫流行提供了机会。

    香港鼠疫的传入

    早在19世纪后半叶，广州及珠江口部分地区已有鼠疫局部流行的迹象，并于1894年在穗港形成大流行。对于1894年穗港鼠疫从何而来，林尼氏(Rennie)似乎怀疑经海道从北海传人这一传播路线，理由是“如有海道传至广州，则香港与北海距离较近，且有直接之交通，而暴发之见，且较广州迟缓二月，实可异也“。自1876年北海成为通商口岸后，北海一直与广州等珠江口城市有密切的经贸往来，从香港1894年才开始流行鼠疫来看，19世纪后半叶广州鼠疫极可能是从北海疫区经海路直接传人的。林尼氏(Rennie)记载了香港鼠疫始发时间迟于广州2个月，通过对比穗港两地鼠疫的始发时间，发现广州在1894年农历 2月下旬已出现流行，“粤东迩因天时不正，以至疫症流行，城厢内外人民染之即毙。被灾最重者莫如南胜里，自2月下旬起至本月初5日止，统计疫毙男妇约共136名”(时疫盛行，《申报》，18944． 29)。而鼠疫流行前的散发病例可能更早出现。据掌握的资料看，当时媒体最早报道香港流行鼠疫的时间是公历5月15日(农历4月11日)，并记载从粤省(当时的文献和新闻媒体习惯称“广州”为“粤东”“粤省”“粤垣”等)传人。“香港华人近得一病，时时身上发肿，不日即毙。其病初起于粤省及北海，近始蔓延而至，每日病者约三十人，死至十七八人”(香港多疫，《申报》，1894-5． 15)。可见，1894年香港鼠疫是在广州流行近2个月后，通过穗港间频繁的交往，于公历5月中旬 (农历4月中旬)传人香港的。

    疫情的时间分布

    1894年公历5月15日(农历4月11日)《申报》首次披露香港流行鼠疫，并指出1894年香港鼠疫是从粤省及北海蔓延而至。在现代电讯发明以前，报纸是报道新闻事件最快捷的媒体。所以，《申报》所载1894年香港鼠疫疫情的见报日期，基本上可视作1894年香港鼠疫流行日期。通过统计《申报》逐日报道鼠疫的次数，基本上可以看出1894年香港鼠疫的时间分布：农历4月14次， 5月24次，6月12次。由此可以看出，1894年香港鼠疫集中于农历4～6月，流行高峰在5月。与 1894年广州鼠疫相比，香港鼠疫的时间分布有两个特点：①始发时间迟于广州近2个月；②鼠疫流行的高峰期也迟于广州1个月，广州出现在农历4月，而香港则在农历5月。

    疫情的地点分布

    1894年香港鼠疫，开始在太平山出现流行，并以太平山一带最为严重。冼维逊的《鼠疫流行史》中称：“1894年香港在域多利城太平山区中部开始发现鼠疫病例。”子羽编著的《香港掌故》称：“在几天里就死掉近六千人的鼠疫发生于…… 1894年这年。当时仅是6月7日那一天内，中环太平山那一个人口挤住得最密的地区，就死掉一百多人，而且又有六十多人被传染上这种不治之症，立刻就闹得人人自危。”《1895香港年鉴》称：“1894年香港大瘟疫，每日传染百人以上，太平山一区尤剧，皆死。”

    太平山一带鼠疫疫情尤其严重，其原因主要是人口密集，卫生条件差。“太平山差馆街及坚巷居人多，有于初四日迁往回家所租屋宇者，闻尚有 1200人，定于初五日由太平山南边及磅巷等处移居”(港报纪疫，《申报》，189445—13)。“医生察得太平山最为藏垢纳污之区，所建屋宇须毁去其半”(港电报疫，《申报》，189445-9)。“盖太平山等处之民居中多不洁，曾有一屋经洁净人员搜出污秽之物4车，似非一朝一夕所能积者。秽气薰蒸，则疠疾丛生，无怪疫症流行如此其久也”(香港疫耗，《申报》，189445-5)。

    除了太平山，吉祥街、棋盘街、九龙中国界、佛头洲、舍利上街、域多利街、老些厘街、四方街、东街、差馆街、永安街、水池巷、第三街、大道西、必列者士街、文咸街、荷李活道、坚道、结志街、士丹顿街、掇桥环、第二街、皇后道、西列治街、土地顺街、上些利街，亦有鼠疫疫情。下面为各街道鼠疫流行情况。

    “初八日下午，患疫之人迁至医船者已有39起，其始皆在东华医院调理者。自初五日至初八日下午一点钟止计，港内死于疫者有27人，内有20人在东华医院病故，其余则故于住屋。大都属第一街、第三街、差馆街、水池巷等处居多，其迤东之处所创见者，惟永安街内一家耳”  (香港治疫章程，《申报》，1894-5-22)。“本埠棋盘街即西人所称河南路者，马车丛杂，常有数十辆之多，矢溺薰蒸，行人皆掩鼻而过，是处店铺密比，铺中人日受秽气，能不疾病丛生”  (疫更难弭，  《申报》， 18944545)。“近日九龙中国界亦有染疫者21人，佛头洲6人”  (疫信照登，《申报》，18944545)。“又云26日午后，又有司更之印度人2名，西洋人一名俱染疫症，计西人之染疫者，前后共有6名。印度人一在舍利上街，一在域多利街，西洋人则在老些厘街。27日已送往趸船医治，是日新染疫症之人，仍以太平山及西营盘各街为最多。如四方街、东街、差馆街、第三街、大道西、必列者士街、文咸街、荷李活道、坚道、结志街，士丹顿街，以上数处报疫者，共30余人。掇桥环医局之占士医生，是日偶得大热症，由劳辰医生在局治病”(疫信照登，《申报》，18944545)。“是日英差麦皆化等，奉命向各街查搜屋宇，倍形严密，查至差馆街5l号门牌，见有染病之幼童，即送往东华医院，唐医师验得并非疫症，未几占士医生到院再验，谓其染疫日久，病已深入，遂将此童送往医院分局医治。是日又由英差摩弼在第二街115号，查至瓦面，见有两童仰卧，其一染疫垂毙，其一验系大热症，闻差查至，急为避匿，不意其仍被查获也”(疫信照登，《申报》，1894-645)。“皇后道、西列治街、坚道、荷李活道、文咸街、土地顺街、结志街30家皆有人患疫。且有两印度人，一西洋人同染疫症。印度人一在上些利街，一在域多利街，皆充当司阍，西洋人则居于老些利街也”(西报言疫，《申报》，189445—11)。

    从1894年《申报》对香港疫情的报道来看，香港鼠疫流行地点主要集中在太平山和中环一带。

    易感人群

    据《申报》所载，易感人群主要是与患者、病家有密切接触者，或从事防疫研究的医务工作者。列举如下。

    查房之兵：“查察房屋之兵有4人亦患此症” (港疫更甚，《申报》，1894-6-2)。“日前查察病人之某武弁一员，兵3名亦为疠气所染，兹兵已医痊，而武弁竟溘然逝世矣”(疫更难弭，《申报》， 1894-6-6)。“西人得病者共有2人：一为兵弁，昕夕查察有病之家，以致染疫而死于医船中；一为某轮船司机人”(香港疫电，《申报》，1894-6一12)。“刻下新染疫者59人。死者51人。前者有查疫之英兵，沾染疫症，兹已毙其一名矣”(港电报疫，《申报》，1894-6一17)。

    司更之人：“又云26日午后，又有司更之印度人二名……染疫症”(疫信照登，《申报》， 1894-6-6)。

    洗屋之兵：“26日有一兵患疫，越日又有两兵患疫，后闻又有洗屋之兵二名亦于4月26日抱恙，审其情形似系患疫，而未露端倪，现经官派人将两兵看管，随时察看是否患疫。前日染疫之兵现在医船调理，渐有起色，虽未痊愈，然已有生机，或可免性命之虞矣”(西报言疫，《申报》，1894-6-11)。

    从事辟疫工作的英兵：“办理辟疫事宜之英兵中，有3人亦染疫症”(港电报疫，《申报》， 1894-6一13)。

    暗差：“暗差叶南在香港当差20年，人皆以‘三画南’呼之。日前协同兵差清查疫症，因而遘疾，于4月29日辞回新会原籍，未及到家而毙” (港报纪疫，《申报》，1894-6—13)。

    从事鼠疫研究的人员：“香港疫疠盛行，死亡相继，粤语谓之痒子，日本呼为苦列拉，译其义，盖黑死病也。当疫气大作时，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医科教授、医学博士青山君，胤通卫生馆试检所长兼霉菌学博士德意志白点博士、北里君柴三郎相约航海而往就西医院考察致疾之由，并所以治之之法。阅两礼拜，已深悉病源，不料近日亦患苦列拉” (验疫染疫，《申报》，1894-7-3)。“有一西人亦染疫症，至昨报所记日本前往察验病情之青山、北里二博士确曾染疫，日内已渐有生机矣”(香港疫信，《申报》，1894-7-4)。

    无论是查房之兵、洗屋之兵、从事辟疫之英兵，还是暗差、司更之人，从事鼠疫研究的人员，他们都是流动性大或与鼠疫患者有较为密切接触的人。所以，据《申报》报道来看，除了太平山一带居民外，他们是1894年香港鼠疫的易感人群。

    惨烈情形和死亡人数

    1894年广州鼠疫的惨烈情形以大量形象的个案报道来体现。而1894年香港鼠疫的惨烈情形则通过大量的客观数据来说明。例如，通过某一时间段内每千人中的死亡人数与上年同期每千人中的死亡人数比较来体现鼠疫造成的高死亡率。

    “上月22日前1礼拜之死册报章呈堂察阅，以本礼拜核算寓港中西人每1000名每年身故者约75名，上年本礼拜核算则每1000名每年身故者26名；又查4月29日前1礼拜之册，以此数均计寓港中西人每千名每年身故者96名，上年本礼拜核计则每千名每年身故者26名”(港报纪疫，《申报》，1894-6—13)。即1894年农历4月16～22日，寓港中西人中死亡率为75％o，而1893年农历4月 16—22日，寓港中西人中死亡率只有26％o；1894年农历4月23—29日，寓港中西人中死亡率为 96％，而1893年农历4月23～29日，寓港中西人中死亡率只有26％o；从治愈人数的报道来看，鼠疫的治愈率是相当低的。1894年《申报》几乎逐日跟踪报道了香港的新增病例、死亡病例、留院治疗病例以及某时间段内的死亡总数等数据。但是，只在《申报》1894年6月13日开始才报道了第一宗治愈病例。此后，才逐渐增加，但仍然很低。现列举如下。

    《申报》1894年6月23日：医愈出院者9人； 6月26日：医愈者2人；7月5日：愈者2人；7月10日：愈者1人；7月11日：医愈者7人；7月17日：医愈者10人；7月18日：医愈者4人。

    难能可贵的是110年前的《申报》，几乎做到了每日向公众报道1894年香港鼠疫的详细疫情，。犹如当今的卫生部门，在“传染性非典型肺炎”(sARS)流行时，逐日通过媒体向公众公布传染病的每日新加患病人数、死亡人数、留院治疗人数和死亡总病例等疫情数据。从表1可以看出，无论是新增病例、死亡病例，还是留院治疗病例，主要集中于4月底至5月中旬。

    至于1894年香港鼠疫的死亡总数，说法不一：香港政府曾公布鼠疫死亡病例共2250人，冼维逊认为数字显然远不只如此。《香港掌故》中所叙《一场历史性大灾难—鼠疫》中称：“在几天里就死掉近六千人的鼠疫发生于……1894年这年”。《十九世纪的香港》记录1894年，2552人死于鼠疫。《九龙海关志》记录1894年5月10日，香港宣布为鼠疫疫区，8月份疫情逐渐消失。因疫病死亡的达2552人。

    据1894年《申报》有关香港鼠疫新增病例、死亡病例、留院治疗病例、死亡总病例等指标的统计，得出1894年香港鼠疫，患者共死亡2378人，若加上留院治疗患者当中的不治者，1894年香港鼠疫死亡总数在2550人左右是比较可信的。《香港掌故》记录在几天里就死了近6000人，似乎太夸大了。

    防疫费用

    1894年7月26日的《申报》报道了1894年港英当局用于防疫的费用。防疫费用包括查疫委员的开销、每日洒扫屋宇士兵的费用、巡差和小工的小费、补给房屋被拆业主的开销，总计近一百万元。“香港时疫流行，倏经3月。英官拨出查办疫疾之费，为数不资计。自初患疫症以迄于今，由查疫委员开销者约10万元，每日各街洒扫屋宇之兵共300名。每名日给半元，只此一款，已开销 22500元。此外添用巡差及雇请小工，每日供给咖啡等费，不一而足。又闻太平山叠出疫症之房屋，将来议定销毁，须由国家补给各业主洋银约六七十万元。合而计之，前后需费将及百万。且令染病之家，颠连困苦，无病者亦多迁徙傍徨。是诚非常之浩劫也”(一场浩劫，《申报》，1894-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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