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明理学对金元时期医学流派形成与创新的影响(1)

    理学始创于北宋，发展于南宋、金元直至明清，世称新儒学、道学。宋明理学是封建社会后期重要的哲学思潮，它以儒家伦理为本位，既批判佛教的出世主义思想，又汲取和借用了佛、道的思想，从而构筑了他们与佛、老不同的新的儒家哲学—思辨哲学。

    汉唐两代学者治经，偏重考据注疏，名物训诂，以“疏不破注”为原则，严重地桎梏着思想界。宋代理学家大破汉唐“传注”，从“舍传求经”到“疑经改经”，学术思想界萌发了一股新鲜的、生气勃勃的空气。在这种风气的推动下，理学家依据本集团、阶层的利益及各自的思想，提出了救治社会的方略、方法以及主张和学说，因而形成了北宋各家异说、学派涌现的局面，其中著名的学派有以周敦颐为代表的“濂学”，以张载为代表的“关学”，以二程为代表的“洛学”，以朱熹为代表的“闽学”，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和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等等…。除了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外，中国古代的思想界还从未在学术流派的建立上形成如此壮观的局面。宋明理学的各个学术流派之间，在学术思想上有继承也有吸收，有争鸣又有辩论，它们为当时的思想界带来了一股勃勃的生气。本文试就宋明理学对金元时期医学流派的形成与发展的影响做研究性的探讨。

    1河间学派与易水学派学术思想的传承、发展与创新

    “儒之门户分于宋，医之门户分于金元”。金元医学受到各种学术思想的影响，但宋明理学对其影响之重大在医学史上是罕见的，宋明理学争鸣与创新促进了金元时期医学突飞猛进的发展，医学家参考理学思想，把他们对疾病的新思想、新创见述诸毫端，医学争鸣与创新步理学后尘而来。出现了许多著名的医学家，如刘河间、张元素、朱丹溪、李果等，形成了与宋明理学十分相似的河间与易水两大医学流派。两大医学流派和宋明理学流派一样，在学派中，学术思想是一脉相承，在各学派间，学术观点则是针锋相对的，他们各张其说，各争其是，从而促进了学术的繁荣。

    1．1  河间学派在“火热论”方面的发展与创新

    河间刘完素以五运中的“火”立论，据以阐发亢害承制与病机19条，提出著名的火热论。河间对“火”的性质的认识以及“动则属阳”的观点，吸收了理学的思想。张载在《正蒙·参两》中论火，谓“火者亦阴质，为阳萃也”。朱熹在《太极图说注》中论火，谓“火质阳而性本静，火外明而内暗，以基根于阴也”。河间论火云：“火者，外明耀而内烦浊，燔熵万物，为赤为热，为苦为焦，以从其己，燥乱参差，炎上而烈害万物，重燎鲜明，以为昏昧。”从中不难看出河间论火与理学家论火的、内在联系。刘河间把火的性质与运气学相结合，在《素问玄机原病式》中将《内经》病机十九条50余证，扩大至80余证，其中属阳证的风证3种，热证36种，火证20种，计59种，燥证4种(刘氏补病机十九条之缺)，这样属阳病证计 60余种，其余属阴的寒证、湿证10余种，且均可从火化，这样大大强化了六气变乱中的“火热”之害。

    周敦颐说“太极动而生阳”，二程说“动极则阳形也，是故钻木戛竹皆可以得火。夫二物者，未尝有火也，以动而取之故也。”刘河间接受了理学家的观点，认为“天以常火，人以常动，动则属阳，静则属阴，内外皆优”，强调“动”是主要病机。“诸所动乱其伤，乃为阳火萃化，神狂气乱而为热病者多矣。”二程说：“形既生矣，外物触其形而动其中矣。其中动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惧、爱、恶、欲。”河间的论述也清楚地反映了这一论点：“五脏之志者，怒喜悲思恐也。若志过度，则劳伤本脏。凡五志所伤，皆热也。如六欲者，眼耳鼻舌身意也。七情者，喜、怒、哀、乐、惧、恶、欲之所伤，则皆属火热，所谓阳动阴静。故形神劳则燥不宁，静则清平也。”而中医的七情是指喜、怒、忧、思、悲、恐、惊，这就更证明了刘河间的七情理论来源于理学而非医学。因此，“人以常动，动则属阳”的观点，显然是接受了理学家动则属阳的基本观点，并成为河间“火热论”之最重要的哲学指导思想。

    朱丹溪继承并发展了刘河问的火热论学说，提出了相火论。他引用理学家周敦颐和朱熹的学说论证五行之火产生于先天太极，并对火以天人分君相， “惟火有二，日君火，人火也；日相火，天火也。”认为相火是人身动气，为生命之动力，从而把相火的作用提高到一个新高度。他引用《易传》“吉凶晦吝，皆生乎动”来说明“动”的二重性，一方面他认识到“天主生物，故恒于动；人有此生，亦恒于动。其所以恒于动，皆相火之为也”。“天非此火不能生物，人非此火不能有生”。这种从恒动观点去认识人体生命活动的思想是合理的。另一方面，朱丹溪又提出火性主动，强调过动则“煎熬真阴”而病。认为相火的物质基础是肝肾之精血，相火妄动必然过度消耗精血，即“煎熬真阴”。他以程颢的“天地阴阳之运，升降盛虚未尝暂患，阳长盛，阴长亏”之论为据，提出了“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学说。朱丹溪认为，相火妄动，阴虚阳亢是病机的核心，而造成这种病机的根本原因是“人之情欲无涯”，阴精本来就难成易亏，而世人又纵欲无度，二者不相适应，所以阴虚之病迭出，能引起情欲的因素很多，诸如声色味等等。指出：“夫以温柔之盛于体，声音之盛于耳，颜色之盛于目，馨香之盛于鼻，谁是铁汉，心不为之动。”而肝肾两脏皆有相火，“其系上属于心，心，君火也，为物所感则易动，动则相火亦动，动则精自走，相火翕然而起，虽不交会，亦暗流而疏泄矣。”因此，他提出了“道心主静”之论。“主静”乃是周敦颐之言，“道心”来自朱熹。周敦颐说：“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并自注曰：“无欲故静。¨。’’朱熹说：“必使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焉”。“静者为主，而动者为客，此天地阴阳自然之理”；“自然之道静，故天地万物生”； “若不是极静，则天地万物不生”。根据这些观点，朱丹溪提出：“人心听命乎道心，而又能主之以静，彼五火之动皆中节，相火惟有裨补造化以为生生不息之运用耳。”也就是说，只有无欲而静，心不迁于外物，不为情感所累，五志之火才能动皆“中节”，以此来维持人体正常的生理状态。这是朱丹溪基本的病因病机观点及预防方法，这些观点的提出与理学有着密切的联系。其后朱丹溪的弟子将丹溪学说流传下去，以戴思恭、王纶最突出。

    1．2易水学派在脾胃方面的发展与创新

    张元素根据理学思想而效仿河间，按天地六位分脏腑，《医学启源》中，开篇即列“天地六位脏象图”。理学家张载论气的运动变化是“一物两体”，而其运动的形式则是“浮沉升降动静相感”。易水把这个观点引入其药论中，在药物气味升降浮沉、归经补泻、制方大法等方面进行发挥。他根据药物气味厚薄、升降浮沉之性，并结合生长化收藏之理，把药物分为风、热、湿、燥、寒五类，使药物专入其经而效更著。他创制的新方，如九味羌活汤、枳术丸、门冬饮子、天麻丸等，广泛流传于后世。这些都是易水在实践中的创新与贡献。同时，他还提出脏腑辨证学说，力主温补，尤其是对脾胃的温补。认为：“脾者土也 ……消磨五谷，寄在胸中，养于四旁。”“胃者，脾之腑也，人之根本。胃气壮则五脏六腑皆壮也。”说明了脾胃在五脏中的地位，以及温养脾胃的重要意义。李果在易水的治疗思想之上，对脾胃与元气的关系做了重要的发挥，提出“内。伤脾胃，百病由生”，认为脾胃是滋养元气的源泉，精气升降的枢纽，因此脾胃的损伤必然导致元气不足而产生各种病变。其中最受累的是肺，所谓“脾胃一虚，肺最受病”，此外，还招致心火、肝木及肾水的各种病变。同时，脾胃虚弱，元气不足，必然使脏腑、经络、四肢、九窍均失所养，故李氏曰“胃虚则脏腑经络皆无所受气而俱病”， “脾胃虚则九窍不通”。在用药方面，他在易水的用药基础上又有所创新，不仅忌用寒凉淡渗之品，而且在饮食方面也提出温食、减食、美食等食养方法。尤其强调省言养气，安养心神，以助元气恢复。同时又主张“小役形体”，使胃气与药力借以运转升发。他还化裁了易水的枳术丸，制成橘皮枳术丸、半夏枳术丸、木香人参生姜枳术丸等。至明代以薛立斋、张介宾为主，继续以温补扶阳为治。

    从上述中不难发现一个现象，就是两大学派医学思想的发展，是在河间与易水的医学思想之上延续，并得到创新。而河间、易水皆引理学思想论医，所不同的是河间以太极动静发挥主火论，易水以太极理气阐述脏腑元气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