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前药性理论发展溯源
中药学药性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最早可追溯到秦汉时期，是随着整个中医理论的形成与发展而产生的。
1 《内经》、《本经》奠定药性理论基础《汉书·艺文志》载有医经七家(计有《扁鹊内经》、《扁鹊外经》、《白氏内经》、《白氏外经》、《白氏旁篇》、《黄帝外经》、《黄帝内经》)，现仅存《黄帝内经》一家，由《素问》、《灵枢》两部分，各八十一篇组成。它是古代医家总结秦汉以前的医疗经验汇集而成，内容十分丰富，从阴阳五行、脏腑、经络、刺法、病因、病机、诊法、治则、摄生等方面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阐述，确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系统的中医理论体系，也为中药药性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石。《周易》讲阴阳，《洪范》论五行。阴阳是朴素的辩证法．五行是朴素的唯物论。这原本是认识字宙的哲学思想，《内经》则用以阐发人体生理、病理、治则等，并对药物性质进行了初步归纳。把五味与五脏、五色、五臭等相配属，并用阴阳学说归纳了五味及其它性质。如“辛甘发散为阳．酸苦涌泻为阴。““阳为气，阴为味。”等等。还把药性与运气岁时、五方、五宜、五过相联，显示了更为复杂的层次．药物配伍有君臣佐使之分，五味组合有治六淫为病之别。如“风淫于内，治以辛凉，佐以苦，以甘缓之，以辛散之……。“这些与药性理论相关的论说，对后世中药理论的发展和临床用药都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神农本草经》是现存最早的中药专书，总结了汉代以前的本草学成就，其序列内容包括三品分类原则、君臣佐使配合、七情、四气、五味、采造时月、真伪陈新、药性调剂宜忌、用药查源、毒药用法、用药大法、服药时间、大病之主等十三条，这些原则奠定了中药药性理论的基础。对后世本草学理论发展影响很大。继陶隐居《本草经集注》之后，历代医家特别是主流本草，多效法其逐条注释、阐发，使中药药性理论不断丰富和发展。
2《本草衍义》开始探讨药理，《伤寒明理论》释方阐药
如果说自六朝经隋唐至宋时期本草学的发展，主要是药物品种的增多和治疗范围的扩大的话。那么宋辽夏金元时期本草学的发展，则主要是精炼药效。探讨药性理论。药物的气化学说、归经学说、升降浮沉学说等等。都是这段时间得到具体化、体系化的。
将<内经>中的药性理论原则用于解释药效，北宋时寇宗爽《本草衍义》已有较多的应用。如桂枝条：“《素问》云，辛甘发散为阳，故张仲景桂枝汤之表虚，皆须此药，是专用辛甘之意也。“又如半夏条：“今人惟知去痰．不言益脾，盖能分水故也。脾恶湿，湿胜濡而困，困则不能制水。《经》曰，湿胜则泻。一男子夜数如厕，或教以生姜一两碎之，半夏汤洗，与大枣各三十枚，水一升，瓷瓶中慢火烧为熟水，时时呷，数日便愈。“黄连条：“今人多用治痢，盖执以苦燥之义。下俚但见肠虚渗泻，微似有血便，即用之，更不知止。又顾寒热多少，但以尽剂为度，由是多致危困。若气实初病，热多血痢，服之便止，仍不必尽剂也。或虚而冷，则不须服。“此言桂枝辛甘发散治风寒表虚证．半夏祛痰湿益脾进以治湿泻，黄连苦燥治初病气实热多血痢，开创了药性理论具体应用的先河。任应秋主编的 <中医各家学说>评其对本草理论的贡献是“分四性”、“辨五味”、“补十剂”等。所谓“分四性”是指《衍义》序列中提出“序列，酸咸甘苦辛五味，寒热温凉四气。今详之。凡称气者，即是香臭之气。其寒热温凉，则是药之性。且如鹅条，白鹅脂冷，不可言气冷也。况自有药性，则其四气，则是香臭臊腥，故不可以寒热凉配之……。”寇氏首先主张“气”、“性”分论，《圣济经》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气臭学说”，以补充性味学说的不足。如谓“阑草治脾瘅，其气足以除陈气。鲍鱼利肠中，其臭足以通瘀血也。凡此皆以气臭专达而不特用性味也。”今之芳香解表、化湿、开窍、辟秽等，皆气臭学说之余韵也。
成无己<伤寒明理论·药方论>，运用《内经》、《本经》中的药性理论原则，结合方药，讨论七方、十剂、四气、五味、阴阳、君臣佐使变化，用于释方阐药，亦成为使药性理论具体化的先行者之一。如麻黄汤，成氏注曰：“《内经》日，寒淫于内，治以甘热，佐以苦辛。麻黄、甘草，开肌发表，桂枝、杏仁，散寒下气。”又如桂枝汤，成氏注日：“桂枝辛热，用以为君，……是犹辛甘发散为阳之意。盖发散风邪必以辛为主，故桂枝所以为君也。芍药味苦酸微寒。甘草味甘平，二物用以为臣佐者，《内经》所谓，风淫所胜。平以辛，佐以苦，以甘缓之，以酸收之。是以芍药为臣。而甘草为佐也。生姜味辛温，大枣味甘温，二物为使者，《内经》所谓，风淫于内，以甘缓之，以辛散之。是以姜枣为使也……。”由此可见，成氏以<内经>理论具体阐述方剂组成之理及药物作用机理之一斑。且方之有论，为方做解，亦从此为始。中药学、方剂学的发展至此为之一变。
3金元诸家结合临床开创药性应用的先河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儒之门户分于宋，医之门户分于金元。”这主要是因为金元以后，中国医学史上的几个重要医学流派从南北两方崛起，北方是河问学派、易水学派，南方是伤寒学派、温病学派。学术争鸣不仅促进了中医理论和临床的发展，也有力地促进了中药理论的发展。
刘完素，字守真，约生于大观四年(公元1110年)，金．河问(河北河间县)人，以探讨六淫为病，阐发火热病机，善治火热证，名噪一时，为河间学派的创始人。主要代表作是<素问玄机原病式>等。倡“六淫皆能化火”之说。以“火热”立论，主张寒凉清热泻火，制定了“通圣散”、“凉膈散”、“双解散”等著名方剂，对热病方治实以此始，故后有“外感宗仲景，热病用河问”之说，可以说亦是温病学派奠基人。火热为阳，亢盛之后，必伤阴精，故其说传之于朱震亨而有“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之论，其论治多以补阴为主，开创了后世滋阴派的先河。震亨本草代表作是《本草衍义补遗》。略早朱震亨的张从正，宗河间阐发六气病机之旨，而有“风从火化，湿与燥兼”之说，认为邪留则正伤，邪去则正安，大倡汗、吐、下三法，一以攻伐去邪为宗，成为攻下派的开山，其代表作是《儒门事亲》，是河间之学传之张从正，又有新的发展变化。刘完素的论药方式可见于他的《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中的《本草论》等。他吸收《素问》及王冰注文中的气味阴阳说，《圣济经》中《药理篇》的法象药理学说，以及金代以前的各种药性理论，增加药物例证，建立了以形色性味体为主干的药理学模式，使中医药理的理论原则与具体药物结合，形成了层次丰富的思辨理论体系，有力地促进了药性理论的发展，成为金元时期药理体系化的领路人，同时也带来了机械、刻板、程式化的弊端。具体见《素问病机·药略》书影：
张元素，字洁古，金之易州人。以《内经》的理论为依据。兼收《中藏经》及钱乙“五脏辨证”理论，用脏腑寒热虚实论点来分析疾病的发生和演变，从病机探讨，到遣方用药。自成家法，为易水学派的鼻祖，足以与河间学派相媲美。其代表作是《医学启源》、《珍珠囊》等。他的药性理论．主要是进一步将时、卦、象与用药相连，以阐发气味厚薄，寒热升降，四时用药，五脏苦欲补泻用药等(见“气味厚薄寒热阴阳升降图”《医学启源》155页)。并把药物分为“风升生”、“热浮长”、“湿化成”、“燥降收”、“寒沉藏”五类。其药性理论特点有五：1》用药本四时；2》建立了药物归经学说和引经体系；3)药性分阴阳，升降浮沉；4》精炼药物的主要功效；5》将人身法象与药物法象相联系。李时珍极赞其功，日：“深阐轩岐秘奥，参悟天人幽微，言古方新病不相能，自成家法。辨药性之气味阴阳厚薄，升降浮沉补泻，六气、十二经，及随证用药之法，立为主治、秘诀、心法、要旨，谓之珍珠囊，大扬医理，灵素以下，一人而已。”其弟子李杲师承其学，又创立“内伤脾胃，百病由生”的之论。以脾胃为元气之所出，相火为元气之贼，“火与元气不两立，一胜则一负，”因而发明升阳散火和甘温除热等用药法度，成为补土派的先师。其药学专著是《用药法象》。王好古之<汤液本草>则是集易水学派本草之大成者。之后私淑李杲补脾，兼及钱乙补肾，以脾肾并重而以脾为主的薛已，倡“阳非有余，真阴不足”论，以脾胃肾命共论元气之张介宾，谓先天之本在肾，后天之本在脾的李中梓，重肾水命火说之赵献可，均源于易水学派之学，而发扬光大之。在遣方用药方面，亦多有卓见，从不同角度丰富了药性理论内容。
总之，受宋代理学格物穷理的影响，宋金元时期医家多以药材性状的形、色、气、味、体质为核心，结合阴阳五行。五运六气，气味升降之理，建立“法象药理”的理论模式。如宋徽宗赵佶《圣济经》卷九“药理篇”提出“物生而后有象，象而后有滋……物物妙理，可得而推。”“天之所赋。不离阴阳，形色自然，皆有法象，……空青法木，色青而主肝。丹砂法火，色赤而主心。云母法金，色白而主肺。磁石法水，色黑而主肾。黄石脂法土，色黄而主脾。触类长之，莫不有自然之理。”“腊雪凝至阴之气，可以治温。忍冬禀不凋之操，可以益寿……。”其后，刘河间<本草论》、张元素<医学启源>、李东垣<药类法象》等，亦均是此类药理模式的倡导者。这种药理思想的核心，是将药物的某些自然特征，作为产生药效的本源，并认定这些外观特征与内在药性药效之间， 存在可推知的对应关系。对此后世褒贬不一。但是，起码有两点是可以肯定的：一是对药物性能的研究，密切与临床实践相结合，对药效的认识是正确的，是有实践依据的，其说理是对临床有效后的说理。二是从药物外观特征探讨药效也是以中医基础理论为依据，以临床实践做试金石的。所以，明清医家，如贾所学《药品化义》、张志聪《本草崇原》、徐灵胎《神农本草经百种录》、陈修园《神农本草经读》等皆是此药理学的追随者。
同时也应看到，药性理论的发展是伴随中医理论的发展而发展的。没有河问学派以“火热”立论，就没有寒凉清热泻火；没有李杲对“少火生气”的新认识，就没有参芪等甘温益气；没有朱丹溪的“阳常有余，阴常不足”，就没有玄参的“滋阴降火”。没有明清时期兴起的所谓温病学派，就不能突破《伤寒论》辛温解表法，而创用辛凉解表、解表清里并施的治疗学说。没有温热病之热伤气阴。也就没有西洋参的清热益气生津。如此等等。
此外，宋代沈括《梦溪笔谈》认为：“凡人饮食及服药，既入肠为真气所蒸，英精之气味，……皆随真气洞达肌骨，犹如天地之气，贯穿金石土木，曾无留碍，自余顽石草木，则但气味洞达耳，及其势尽，则滓秽传入大肠，润湿渗入小肠，此皆败物，不复能变化，唯当退泄耳。凡某物入肝，某物入肾之类，但气味到彼耳。”显然，文中的气味，是指食物和药物入腹后所产生的精微物质。水谷之精微所以养人之正气，药物之精微所以去人之病气，其体内过程也和现代认识十分接近。《圣济经》也认为：“物生之初，气基形立，而后性味出焉。审剂之初，专性味而失气体之求，是未尽阴阳之道焉。”吴茱萸上文之注文中说：“物之生，无不囿于形气也，然气基形立，必有温热凉寒之性，咸酸甘苦之味焉。然则形气者，性味之本，性味者，形气之未……”。此亦指出物质的气味，是四气五味等性能的物质基础，研究药物只满足于药性，不研究产生药性的物质基础是不够的。药物是性能的本源，性能是药物的表现。
摘自：《中医药学刊》文/梁 然 淑 导 师：房景奎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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