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慎安赠我古本《诊余集》

2003年深秋，汪慎安（1922—2010年）先生邀请我到他家做客，那是位于青果巷的老宅子，是祖传的三锡堂（“帝命三锡宪邦文武”之意）。汪慎安精医道、通佛禅、工诗词、擅书法，他年长我21岁，在同一科室上班，与我是亦师亦友的忘年交，得知我正在研究发祥于常州的孟河医派时，便从书架上取出原版线装本古典医书《诊余集》送给我说：“这本书是孟河医派名家所著，要妥善珍藏”。因为年代久远，书已破损，我特地到市图书馆古籍修复部进行修补和装订，从此这书便成为我的床头书。

此书民国戊午年（1918年）海虞寄舫初版精印，开本25.8×14.7厘米，卷首有余听鸿遗像。此书为余氏记叙生平及师友治疗危重症及疑难杂症的经过与心得，记载详细而不烦，能使读者有亲临现场之感。案后每有余氏的心得体会，示人如何学医做人，如何辨证识病，如何立法处方。因贫当时未能付印，是在余仙逝11年后由其后人校订出版，了却他的遗愿。萧蜕（退庵，学医于张聿清，江南书法家）为书名及扉页题签，恽树珏（铁樵）先生撰写家传，含丁甘仁等序六篇。

清代名医余景和（1847—1907年），字听鸿，以字行，号少愚。出生于宜兴，童年在孟河当药店学徒，而后入孟河名医费兰泉门下，业成后悬壶家乡，35岁应友人诚邀赴常熟行医，屡次治愈危症，被当地乡人称为“余仙人”。有评价曰：“见其人朴诚温厚，绅宦乡民就诊者，慎思切闻，毫不异视，无谄谀骄傲之容，绝时髦矜夸之习。”学验俱丰，著作颇多，《诊余集》为其代表作，另著有《外症医案汇编》《余注伤寒论翼》等。是隶属于孟河医派中费氏系列中一位杰出人物，在中国近代医学史上具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

余听鸿说：“夫医之一业，功少过多，利小任重。”医乃仁术，他珍视和热爱业医，常怀普救之志，时发恻隐之心，无贵贱亲疏之分，无昼夜寒暑之别。整日与病人周旋，耐心细致，态度和蔼，遇重危病人甚至废寝忘食。对贫苦病人求诊，非但免费，反常以钱财周济。遇危难重症，曾“衣不解带者半月”“为贫人愈病，专心致志。”无愧为一代苍生大医。

他在治疗“戴阳”一案中独肩其任、远见卓识、转危为安，他感叹道：“为医者，当济困扶危，死中求生，医之责也。若惧遭怨尤，袖手旁观，巧避嫌疑，即开一平淡之方以塞责，不徒无以对病者，即清夜自问，能无抱惭衾影乎？”“抱惭衾影”的一语出自南朝·齐《新论·慎独》：“故身恒居善，则内无忧虑，外无畏惧，独立不愧影，独寝不愧衾（指被子）。”每读至此，我的心灵就会感受到极大的震撼。

我反复阅读《诊余集》的内容，文笔酣畅，夹叙夹议，深入浅出，通俗实用。编著《医案助读》的黄煌教授是这样评价的：“有的情节跌宕起伏，让人心跳；有的则缠绵细腻，如饮香茗，回味绵长。”他提倡对病家负责，治病要死中求生。余氏治法全面通权达变，不但精于常规治疗，对一些奇特治疗手段亦能应用自如，如催吐法、嗅鼻法等，经常起死回生，化险为夷。余氏对药物的双刃性有精辟见解：“药能中病，大黄为圣剂；药不能中病，人参亦鸩毒。服药者可不慎乎。”还认为“国家无事，不可论兵；人身无病，不可论药。一载动兵，十载不平；一日服药，十日不复。治国保身，俱一贯也。”反复阐述用药要恰到好处：“古人云，药必中病，一言尽之矣。如百步穿杨，九十九步不及，百零一步太过。”

若论与《诊余集》有缘，它成就了我著书立说、登台领奖的梦想。

2010年出版了近60万字的《孟河医派三百年》一书，助推“孟河医派”成功申报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历经五年的艰辛努力，课题于2011年通过省级鉴定，在2014年获得江苏中医药科技进步三等奖。与本书作者的后人更有奇缘，余听鸿之孙余鸿仁（1915—1970年）曾任教于常州医学专科学校，是我在校的中医启蒙老师，他经常引用孟河医派鼻祖费伯雄的名言“欲救人而学医则可，欲谋利而学医则不可”告诫学生。余听鸿之重孙余信仍在常熟行医，他的“得一堂”中医史料收藏室为我们的孟河医派研究课题提供了大量的翔实资料，使此项研究得以顺利完成。

我从《诊余集》中汲取了人文精神和学术成就的双重滋养，深感中华古籍是传承历史文明的瑰宝，深感中医文化是博大精深的宝库，在伟大而又丰富的宝库中要不断地发掘，加以提高。让中华文明同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丰富多彩的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的精神指引和强大的精神动力。

(如果您认为转载内容侵犯了您的权益，请及时联系我们，本网站将在收到信息核实后24小时内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