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衣本色松风骨——名医之高风亮节
顾尚之（1799年～1862年），清代上海金山县名医，博学精医，治病药简效佳，人送“一味灵”匾额赞之。他生活节俭，衣着朴素。时有某富翁老婆生病，迭治乏效。差人携带厚礼去请顾尚之治疗。顾早闻听富翁欺贫爱富，目光势利，便不肯去。富翁又求顾的一个好友劝说，方勉强应诊。到了病家，富翁远远看见顾衣衫陈旧，并非想像中的名医，有些瞧不起，也未亲自出迎。顾看过病后，略一思索在方笺上书写起来，下笔千言，一气呵成，书法刚劲，颇见功夫。富翁叹服，开始以礼相待。处方后，顾对富翁说，“此药可服3剂，如果好一些，复诊时不需叫我再诊。东门外衣庄店有掌柜的，医术比我精，你可找他。”服药后，病人果然好转。富翁便去东门外衣庄店找掌柜复诊。岂料，各衣庄店掌柜均不懂医。富翁方悟，备以厚礼让家人再请顾尚之。顾对曰：“你家主人只重衣衫不重人，那衣庄店里尽是好衣裳，何不请衣裳去看病耶？” 对富翁极尽讽嘲。
历史上，很多名医都像顾尚之一样，保持着平民本色，他们布衣粗食，自奉甚俭，不摆架子，没有所谓名医派头，表现了一种自甘淡泊的高尚情操。就连他们给自己起字号的时候，都显示着一种风格，如清代温病四大家之一的薛雪，号“槐云山人”。同为温病四大家的王孟英则自称“半痴山人”。著《时病论》的雷丰，晚年则自号“侣菊布衣”……。“山人”、“布衣”类字号固然反映了自谦的美德，更多的则展示了他们的一种追求，即保持布衣本色。
他们甘为平民大众服务，尤其同情贫困病人，“贫富虽殊，药施无二”。像孙思邈那样，“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 他们性情耿直，谦和而不失气节，不阿权门，对权贵豪富不卑不亢，有时甚至加以讥讽，在强权势力面前保持着民族气节与松风傲骨。 其高风亮节在杏林星空闪烁着异样的光彩……
朱丹溪“孤高如鹤”——丹溪身为名医，却能“清苦修节，能为人之所不能为，而于世上所悦者，淡然无所嗜。”衣食住行与平民无二。史载他“服御惟大布宽衣，仅取蔽体。藜羹糗饭(意指粗茶淡饭)，安之如八诊。”当时远近以病来，迎者无虚日，应接不暇。朱氏来者不拒，有招即往，即使风雪载途，亦不为止。凡困厄无告者，不待其招，即前往救治，“虽百里之远，弗惮也。”但在权贵者面前，朱氏决无谄媚之态，“孤高如鹤，挺然不群。”有某官员因为有病召他，到其府衙，官员“危坐中庭”，列仪仗卫队显示威风。朱氏诊脉之后，连话都不说一句，扭头便走。有人追出来问他，朱曰：“公病在法中，不出三月且入鬼录，顾犹有骄气耶？”后果然如期而死。尽管如此，其家人仍赞赏他的脉诊神技。
范文甫医讽张宗昌——范文甫，近代宁波名医，名噪一时。自奉甚俭，不计衣着，终年一身对襟长衫，头戴卷边铜盆帽，脚穿布僧鞋。为人则慷慨仗义，不吝钱财。对贫者常施诊赠药。但对达官贵人绝无谀媚之态。张宗昌为山东督军时，带领杂凑起来的数十万队伍，称霸一方。张氏骄横昏庸，人称“三不将军”——不知有多少兵，不知有多少枪，不知有多少小老婆。某年夏月，因事路过宁波，适值天气酷热，暑湿内陷，头脑昏重，神疲乏力，时有低热。延范氏诊视，持脉察舌后，即挥笔书清震汤一方（升麻、苍术、荷叶3味）。张接阅后，嫌范氏案语简短，药味太少，颇为不悦，出言不逊。范闻后毫不畏惧，直言讥笑之：“用药如用兵，将在谋而不在勇，兵贵精而不在多，乌合之众，虽多何用？治病亦然，贵在辨证明，用药精耳！”四座皆惊，先生则旁若无人，谈笑自若，既为自己用药辨解，又对其昏庸鲁莽进行了讽刺！
张骧云不设“拔号”——张骧云，沪上十大名医之一，其户外不挂行医招牌，不在报上登广告，但上海市民尽识其门，求医者终日门庭若市。如此名医却绝无奢侈作风，在十里洋场旧上海，穿土布，不穿洋布，出门坐轿子，不坐人力车、汽车(其时沪上许多名医已有私家车)。一生力行的为医之道是“医以救人，非以营业 ”，“医无贫富，惟以实心求之”。当时沪上名医的诊金—般为1.2元，张氏仅为几角钱。对贫苦病人他从不鄙视，一样悉心诊视，并常解囊相助。去其诊所看病，不论贫富贵贱，一视同仁，都得排号候诊，不设“拔号”，即出双倍或四倍诊金提前看病。他说这是“富者得而贫者失，我不为也”。对达官贵人从不阿谀奉承，有衣着华丽者，反多劝其节俭。对声势显赫、重金相聘者则多予拒绝，如富商盛宣怀因张氏治好其伤寒重症，以10万两白银聘其出任华医学院院长，也遭拒绝。由是沪商巨富、达官贵人虽有议论，但知他秉性耿直，反多敬服。如当时松江府大员钱宝传就对张氏说：“强项令(强横之官)自古有之，如兄之强项医，古未有而今乃见之。”另一官员松江海防同知说：“你无医派，我亦不能有官派矣。”张氏布衣风骨于此可见一斑。
张简斋贫富同等对待——张简斋（1880年～1950年），民国时南京“首席名医”，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曾亲题“当世医宗”一匾赠与张简斋。抗战时期张在重庆行医，蒋经国曾说：“人只怕没有真才实学，如有真本领，是不怕人家不知道的。譬如张简斋医生，你如果要坐黄包车去看病，只言到张某家，车夫自会把你拉到门口。”可见张的名声之大。他每天出诊时，官贵之家以小轿车相迎，按路程远近排列。前车一开，后车如长龙尾随，极一时之盛。其中如有平民邀请，张路经其处必下车诊治，虽卑巷陋室亦不弃也。对贫困病者，则免费诊视，遇特困病人，还在处方上标明免费取药，由药店与张氏结帐。张简斋以一布医之身周旋于军政要员之间，却洁身自好，南京政府曾授以“立法委员”、“国大代表”等职，他都坚辞不受，尽显布衣本色。
“平民医生” 章次公——民国时期上海滩名医辈出，而有“平民医生”之誉者当推章次公先生，他曾与毛泽东彻夜长谈，被毛称为“难得之高士也”。在上海开业时，次公则仅收取诊金6角。不像其他名医辈自高身价。每天他都拿出两三个小时专门为穷苦人看病。然后，他们拿着章次公签字的药方到药房去拿药，完全免费。逢年过节，由章次公出钱派人到药房结帐。章次公的儿子回忆说：说起来，别人也许不相信，像我父亲这样长期私人开业又有名气的老中医，死后只留下1000元的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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