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文自有千秋业

    “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源远流长的祖国医学，恰似这奔腾不息的黄河之水，虽百折千回，历尽艰辛，却生生不息，一直沿着它既定的方向奔流不止。而进入近代以来，由于内外环境的变迁和逼迫，中医学的发展愈显艰辛。在西风美雨的强劲冲击下，在海洋文化和现代实验科学的强力挤压下，在传统士大夫“内感民族文化之衰颓，外受世界思潮之激荡”的裂变下，仍有一代代中医学人，  “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为中医学的生存与发展，殚精毕力，鞠躬尽瘁，力保一息尚存之岐黄遗脉得以延续。从王清任的“医林改错”，唐宗海、张锡纯的“中西汇通”，到谭次仲、恽铁樵、陆渊雷等人的“中医科学化”，以及施今墨等人的“中西互参，各取所长”，正是这种奋起与命运抗争，生生不息绵延不绝的具体体现。“知其不可为而为，德之至也。”处此“乾撼坤岌之际”，在中医学术界，可以说是代有人出，不绝如缕。在现世的中医学家里，邓铁涛几乎成为见证近世中医坎坷遭遇艰难发展的第一人。邓铁涛秉承先贤之遗绪，奔走呼号，从理论到临床实践，竭尽所能，维护中医学的学术地位与实践合法性。

    那么，是什么精神与力量在驱使邓铁涛如此执着于维护中医的生存与发展?笔者以为，应该从他的文化渊源、价值取向与精神信仰的深处去搜寻。邓铁涛无疑是中医界少数几位有坚定信仰的人之一。子云：“朝闻道，夕死可矣。”事实上，邓铁涛已经从单纯对中医学理论的热爱和临床实践，升华为对“道”的孜孜不倦的追求。太史公有言：  “修身者，智之符也；爱施者，仁之端也；取与者，义之表也；耻辱者，勇之决也；立名者，行之极也；士有此五者，然后可以托于世，而列于君子之林矣。”(司马迁《报任安书》)邓铁涛应该是可以在中医学发展史上留名的人，这与他在中医界的理论创获和学术地位是分不开的。  “自昔大师巨子，其关系于民族盛衰学术兴废者，不仅在能承续先哲将坠之业，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逮。故其著作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也。”(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见《金明馆丛稿二编》247页)。

    事实上，邓铁涛学术实践所蕴含的内在学术精神，至今尚未有人进行深层的挖掘。邓铁涛丰富的临床经验，对于中医的学术继承与发展，固然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自有其弟子门人竞相整理沿袭，但他的学术精神，则有着更重要的普适价值与标示作用，因而也有着不可忽视的学术地位，更值得挖掘与探讨。兹就其学术精神和学术地位作一梳理，以就教于各位同道与邓铁涛教授。

1  使命感是邓铁涛学术思想的精神资源

    根据现代行为主义和精神分析学理论，一个人一生的行为、成就，与其早年的经历和教育有着密切的相关性。从太史公“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  《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  《说难》、  《孤愤》；  《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司马迁《报任安书》)到顾亭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无不彰显出他们后来的思想与成就，都与他们的经历有直接的关系。

    早期的邓铁涛，秉承了儒家的传统文化，所谓士大夫“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和“不为良相即为良医”的传统(此可以从《邓铁涛医集》的后面几篇文章中找到证据)。中后期开始，接触到一些唯物辩证法思想和现代科技理念，丰富和演化了对中医的认知和实践。可以说，邓铁涛一方面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里儒家“济世救国”的思想精华和价值观，另一方面，也吸收了外来的先进科技文化理念。近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或者说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互相取长补短，臻于化境。综观邓铁涛整个学术思想和生命轨迹，给人明显的感觉就是，他的先天来源是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价值体系——“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集中代表了儒家的读书济世的价值理念。而后天则注入了更多唯物辩证法的哲学思想和现代科技文化理念。

    早年的经历，中国儒家思想的文化熏陶和家学渊源，以及唯物辩证法与现代科技文化理念，构成了邓铁铸学术思想的基本资源。邓铁涛多次回忆自己的早年经历：青年时期，为生活所迫，曾流离转徙于广州、武汉、香港等地行医，亲眼目睹并亲身经历了倭寇的入侵。眼见生灵涂炭，赤地千里，疫疠流行，怎能不激发起他埋藏在心底里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救同胞于水火、挽时局与倒悬的历史责任感。  “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不就是他当时的感受吗?据邓铁涛后来回忆说：  “三四十年代谋生往往占诸问题的首位，要实现医学理想诚非易事。在这样的环境条件下，当时的前辈学者实在无法找到真正的出路，就更不用说我们年青一辈了!”(见《邓铁涛医集》248页)。家国之思，亡国之痛，该是镂骨铭心的。邓铁涛早年的经历，促使他将自己的命运，同国家民族及中国医学的兴衰存亡，紧紧地连在一起。他深知，覆巢之下，安有完卵?“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个人事小，学术事大。他痛切地感受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中医兴衰，舍我其谁!所谓一损俱损，一荣俱荣。

    邓铁涛常说：  “现在中医无论是理论，还是临床，都到了一个发展的十字路口，是废医存药，全盘西化，还是坚持中医的特色，继承整理，不断提高?”他批评那种废医存药的观点，是“自我从属”，其实就是自我缴械的文化虚无主义，是不可取的。他正是站在中医学术的至高点，从中医乃至传统文化兴衰存亡的大局出发，每每发出慷慨沉痛之音。

    古人云：“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左传·襄公二十四年》)。邓铁涛可以说是集三者之大成者。纵观邓铁涛一生的学术轨迹，从早年的四海求学，悬壶济世，到晚年的殚思极虑，编撰煌煌巨著《中国医学史·近代卷》，从点校《子和医集》、《医碥》和《岭南儿科双璧》，到多次海内外讲学，宣扬中医思想，都彰显出邓铁涛对中医兴废存亡的忧患感与使命感。一般人谈发展中医，总是站在自己的角度，而邓铁涛却是站在时代的高度，从中医的长远战略考虑中医的发展与未来。这正是他的过人之处，也是邓铁涛学术精神的精髓与灵魂。

2  博古通今，兼纳百家

    “大家”是指那些学贯古今，兼通文史的大学问家，决非当今那些只拘泥于一家之说者所能望其项背。在现代中医学家里面，邓铁涛是现世的少数几位饱读“经史子集”百家之学的人之一。他能够融会贯通，并将古代的文史精华运用于中医理论的整理、挖掘与提高之中。他师古而不泥古，继承不忘创新。他以脾胃为中心，提出了新的中医“五脏相关”的学说，这是对中医基本理论的发展。邓铁涛全面继承了从《内经》到《难经》、《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  《脾胃论》，直至明清诸家的思想与学术经验。不仅如此，邓铁涛对全球化的现代科技大势和整体流变趋势也能准确把握，因而他能高屋建瓴，见解独到。对中医的发展，他既反对那种食古不化不知变通抱残守缺的做法，也反对舍本逐末盲目迷信西方实验科学的虚无主义。既批评新一代中医学人自我放弃与自我从属的普遍现象，也反对让人脑跟着动物的脑子转的怪事。邓铁涛对葛洪之研究，对《子和医集》的整理，对《岭南儿科双璧》、  《医碥》的点校与整理，都反映出他对领南医家的重视与继承。邓铁涛对现代医学和现代科学技术，乃至哲学、史学，都有所涉猎。比如他有关于控制论与中医的论文，有信息革命与中医的论文。他涉猎的范围，包括内科、儿科、外科、妇科多个领域。还组织编写了《实用中医内科学》、《实用中医诊断学》、  《中医诊断学(教学参考)》、《中医诊断学(高校教材)》、《中医学新编》以及《中医大辞典》、《中国医学史·近代卷》、《中医近代史》等。其中主编《实用中医诊断学》 (59万字)由英国CHURCHILL LIVING STONE·出版社翻译成英文在国外发行。更加难能可贵的是，邓铁涛有一种活到老学到老、永不服老的精神品质。新近他还积极发起并参与成立广东省中医疑难病专业委员会，并以85岁高龄亲自挂帅主任委员。

    还值得一提的是他的语言艺术。语言是一门深奥的学问，是人类思想的载体。孔子日：  “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古之为医者皆饱读诗书之士，所谓儒门事亲，秀才学医。当我们今天再读《内经》、  《伤寒论自序》、《类经序》、《儒门事亲》、《此事难知》、《红炉点雪》时，无不强烈地感受到他们丰厚的文化底蕴和文字功力。环顾当今的泮宫杏坛，那些堆积如山的医著和科研成果、科研报告，成本成本地被克隆出来，用作升官发财谋取教授博导虚名之用，其思想之贫乏内容之吊诡文字之苍白文风之呆滞，比之八股文犹有过之!清除学术泡沫剔除学术腐败，已刻不容缓。否则，几千年来，儒门忧国忧民的优秀传统与人文精神将毁于一旦。作为现代中医的托业之人，邓铁涛有着高超的语言天赋与表达能力，这也是他成就大业的重要因素之一。在他八十寿辰的时候，邓铁涛还幽默地用公岁来指称自己的年龄，仅仅四十公岁，不算老迈。我们无论是听邓铁涛的学术报告，还是读他的文章和著作，不仅能处处感受到他深邃的思想和学术，还能时时领略到他机巧的语言艺术和灵敏的睿智。

当下中国的文化思想界颇似晚清当时的情形，各种思潮杂陈纷争，门派林立，新说此起彼伏，各领风骚数十天。各色人等，你方喝罢我登场。中医学界也不例外，处处弥漫着一种唯洋人马首是瞻，食洋不化，完全以西医的一套来评价中医的疗效和科研成果的思潮。还有人挟洋人以自重，否定中医的临床思维。邓铁涛针锋相对地说了这样一句话：  “是要让 DME为中医科研服务，而不是让中医科研为DME服务。“何等的机智幽默。

3  临床与理论并重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尺度。医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科学，尤其是中医学，具有强烈的经验科学色彩，因而为医者若无丰富的临床实践，就很难理解和把握中医的基本规律与发展方向。邓铁涛早年悬壶四海，南北行医。晚年八十余高龄，仍在从事临床实践。邓铁涛丰富的临床实践，使他有足够的经验与底气去面对现代和过去的种种理论与思潮，使他能够笃定自若，游刃有余，  “任尔东西南北风，咬定青山不放松“。无论是古代纷繁冗杂的玄学，还是近现代各种时髦流行的理论，他都能看个一清二楚。这～方面得力于他深厚的中医理论及文化素养，另一方面更得益于其丰富的临床经验。作为中医临床大家，邓铁涛的临床疗效与实绩是有目共睹的。比如他对顽症重症肌无力的研究，对急、慢性肝炎的研究，对中医急症的研究，对冠心病的研究，都可以看出其既有师承，秉承前人的基本精神，又能推陈出新，化腐朽为神奇，有自已的创新，言前人所未言，想前人所未想。因而在治疗效果上，较前辈时贤又更上一层。他先后出版了临床经验辑要及医案，还有《耕耘集》等临床著作问世。说邓铁涛既是理论大家，也是临床大家，决非溢美之辞。

    尤为难得的是，2003年上半年，当一场世纪瘟疫一SARS，以骇人听闻的速度如暴风雨般袭来的时候，国人恐慌，洋人惊骇，邓铁涛不顾高龄，最早发表诊治“非典“论文并指导其学生弟子诊治病人，使一些病人转危为安，重获生机，并于2003年4月上书中央领导，促使北京中医能及时介入治疗。使中医为保护人民的生命与健康又立新功。中医治疗SARS这一世界性难题的初步成功，对扩大中医的国际影响，进而推动中医学术的传播与发展，都起了积极的作用。晚近，邓铁涛表示有信心攻克重症肌无力这一世界医学奇难杂症，目前其研究组抢救“重症肌无力危象“36例成功，无l例死亡。我们迫切期待。这种自信就是来自于他丰富的临床实践和独特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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