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述孙思邈的医德思想

    自古以来，人们称医术为“仁术”。医生行医要具有“仁心”(即医德)。早在中医的经典作《内经》、《伤寒论》中就有提倡一切为病人的言论。春秋时期的《左传》中日：“三折肱知为良医”。这是对医疗技术高、医术好的医生的赞誉。晋代的杨晋也说：“非廉洁淳良之士，不可信也”。这是关于医德问题的零星记载。真正地将医德作为学术思想来研究要算隋唐医家孙思邈了。

    孙思邈(公元581—682年)，京兆华原人，隋唐时期著名医药学家，世称真人药王。他系统地总结了前人的成就，并结合自己的临症经验，于七世纪中期，撰成《备急千金要方》一书。这是我国最早的一部临床实用百科全书。书中首次比较全面地论述了医德问题。他在该书的自序中说：“人命至重，贵于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并且把“千金”作为书名。从此可以看出，他把病人的生命看得比千金还要贵重，把拯救生命，救死扶伤看作是医生义不容辞的职责。

    《大医精诚》一文是孙思邈论医德的辉煌著作。他在这篇文章中以大医的标准，从“心”、“体”、“法”三方面对医生行医所应具备的医德作了全面的论述。首先，医生要有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的思想，要确立“普救含灵之苦”的远大志向。行医之前“先发大侧隐之心”。其文说“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见彼苦恼，若己有之……一心赴救，无作功夫形迹心，如此则可为苍生大医，反此则为含灵巨贼”。这是对医者之“心”的具体要求。在这里孙思邈要求医者时时刻刻要把患者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对待病人不管其地位高低，贫富如何，是友是仇，国内的还是异邦的都应该视若一等，不可借故推托拖延，耽误病情，也不可顾惜自己的声誉得失，安危苦痛，一心一意救治，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这样才算得上是解民疾苦的苍生大医。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封建社会里，劳动人民的地位极其低下，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作为封建士大夫的孙思邈能提出一切为民众、一切唯患者的思想是难能可贵的。

    大医之“体”即大医行医时的体态、风度。作为大医要有良好的行医封建风度，行医时应庄重大方，精神安定，气度宽宏，不亢不卑。其次行医时要集中精力，排除杂念，时时惦记着病人的痛苦，全心审察病情，做到“详察形态，纤毫勿失，处判针药，无得参差”，不能在病人性命的大文问题上轻率从事或炫耀医技猎取声名。

    在为医之“法”中，孙思邈强调大医行大医之法应该是不得多言取乐高声谈笑，说长道短，非议他人；不得抬高自己，诽谤众医，偶然治愈一病就昂头仰面，认为天下无双；不得依仗自己的本领，一心谋取钱财，不得因为病人富贵就随意乱用珍贵药物，令其难得，从而以炫耀自己的功能……如此等等均非大医所应为，都是不可宽恕的。

    医之德，在于起死回生，救人性命，医生除了具有高尚的医德外，若是没有优良的医疗技术也是很难治病救人的。孙思邈在强调医德的同时，并没有把握医术排除在外。他在《千金方论大医习业》中说：“凡欲为大医，必须谙《素问》《甲乙》《黄帝针经》《明堂》、流注、十二经脉、三部九候、五脏六腑、表里孔穴、本草药对……并须精熟，如此乃得为大医。不尔者，如无目夜游，动致颠殒。他认为医道乃至精至微之事，唯有用心精微者，方可与言于此也。他谆谆告戒学者一定要“博极医源、精勤不倦，不得道听途说；而言医道已了”。学医之人只有具备“精”(医道精)和“诚”(医德诚)方可为大医也。这两者是密切相关不可分割的，否则，医德再高也不能生人活命。这是孙思邈论医德的一个重要特点。

    从总体上看，孙思邈的医德思想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志存救济，勿念得失；专心诊疗、拯救病人；态度端庄，切忌炫耀自己，訾毁他人，不得挟术牟财；博极医源，精通医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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