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张从正的中医心身医学思想
张从正，字子和，号戴人，金元四大家之一。张氏对中医理论有深入的研究，撰《儒门事亲》一书，学宗刘完素，主张祛邪以扶正，邪去则正自安。临床辨证将疾病分为风、寒、暑、湿、燥、火六门，治之以汗、吐、下三法，运用三法得心应手，是我国医学史上“攻下派”的代表人物。此外，他对中医临床各科亦多有建树，笔者仅对其中医心身医学思想做一初步探讨，以就正于读者。
“痰迷心窍”学说的形成与中医心身疾病
现代医学所说的典型的心身疾病是指与心理因素有密切关系的躯体疾患，而中医学传统认识上的心身疾病，则是指由精神情志因素所导致的各种脏腑气血阴阳失调的病变，中医多用“七情内伤”来涵盖，其范围明显较现代医学要广泛。
对于中医心身疾病形成的机理，《黄帝内经》多从人体阴阳失调，气机紊乱加以解释，如《素问·举痛论》：“怒则气逆，甚则呕血及飧泄，故气上矣”； “恐则精却，却则上焦闭，闭则气还，还则下焦胀，故气不行矣”。后世医家虽说对中医心身疾病又做了更为详尽的观察，其症状描述及治疗方法的记载也更为丰富，但在理论方面却少有突破，基本承袭了《黄帝内经》的观点。金元时期医学界争鸣之风大兴，这种学术氛围为张从正的理论创新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其“痰迷心窍”学说正是在此背景下产生的。
中医学所说的痰包括痰和饮，中医认为，痰饮既是人体内的病理产物，又能直接或间接地作用于人体内某些脏腑器官，成为致病原因。张氏对痰证的分类和成因有独到的见解，指出：“痰邪致病，证共成五也：一日风痰，二日热痰，三日湿痰，四日酒痰，五日食痰”(《儒门事亲·卷十一》)。认为其发生机制是由于“肝屡谋，胆屡不决”，以致人体气机“屈无所伸，怒无所泄”，失去了正常的调达功能，日久导致“心血日涸，脾液不行，痰迷心窍”。张氏在《儒门事亲》中对饮证的成因也进行了分析，指出：“饮之所得，其来有五：有愤郁而得之者，有困乏而得之者，有思虑而得之者，有痛饮而得之者，有热时伤冷而得之者，饮证虽多，无出于此。”强调饮证也可因精神情志因素所导致。后世医家对其首创的“痰迷心窍”学说又做了发展和完善，如元代朱丹溪在解释癫狂的病机时，除了强调“癫属阴，狂属阳，癫多喜而狂多怒，脉虚者可治，实者死”以外，对其治疗则提出“大率多因痰结于心胸问，治当镇心神，开痰结”的原则。时至今日，张氏创立的“痰迷心窍”理论可以说是用来解释中医心身疾病形成机理影响最为深远的学说之一。
汗、吐、下三法治疗中医心身疾病
1．惊病诸证，母子同治，重在预防 中医所说惊病，是指患儿因大惊猝恐而导致的各种病证，是古代儿科常见病。论及该病的预防，张氏对《黄帝内经》中有关母体在孕期受惊吓导致小儿出生后发生先天性癫痫的认识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强调“胞之所受悸惕、惊骇、恐惧之气，故令小儿轻者为惊风天吊，重者为痫病风搐”。主张“以上诸风证，可用吐涎散吐之。吐迄，宜珠、犀、龙、麝清凉坠痰之药”。同时还强调， “其食乳子母，皆宜服之安魂定魄之药，定志丸是也”。此外，对于那些尚未发展为癫痫而已有风热涎嗽表现的患者，则“可以通圣加半夏，同煎温服”来进行预防性治疗。现在看来，张氏有关小儿惊病诸证的治疗用药原则，早期预防和早期治疗的思想及母子同时服药的见解，仍具有很高的科学价值。
2．躁狂症躁狂症有部分属于现代精神医学中的精神分裂症、躁狂抑郁症等病症。在现代医学看来，此症大多不属于典型的心身疾病，而中医则认为，此症主要因剧烈的精神情志因素刺激所导致，从而造成人体脏腑气血功能的紊乱，表现出神志失常的症状，故应属中医心身疾病的范畴。《黄帝内经》中对躁狂症已有描述，如“弃衣而走，登高而歌”，“妄言、惊、善笑、好歌乐、妄行不休”等，其后历代医家均很重视对躁狂症的治疗。《儒门事亲》云：“一叟年六十，值徭役烦扰，而暴发狂。口鼻觉如虫行，两手爬搔，数年不已”。张氏细辨其病因，认为此人“夫徭役烦扰，便属火化。火乘阳明经，故发狂”。“胃本属土，而肝属木，胆属相火，火随木气而入胃，故暴发狂”。在治疗上先“乃命置燠室中，涌而汗出，如此三次”。其后，“以调胃承气汤半斤，用水五升，煎半沸，分做三服，大下二十行，血水与瘀血相杂而下数升，取之乃康。以通圣散调后矣。”由此可见，张氏成功地将汗、下两法用于躁狂症的治疗，可以说是对《黄帝内经》“诸躁狂越，皆属于火”理论的发展。
3．梦交、不孕症现代医学所说的不孕症是指育龄妇女婚后同居，未采取避孕措施，二年以上不受孕，或曾孕育，又隔二年以上未再孕者。引起不孕症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精神情志因素，《儒门事亲》中亦记载有此类病案。如“一妇年三十四岁，夜梦与鬼神交，惊怕异常，及见神堂阴府，舟楫桥梁，如此一十五年，觉无娠孕，巫祈觋祷，无所不至”。现代医学认为，女性患者梦交，与精神刺激导致内分泌功能异常有关，多易造成不孕。而中医认为，夜梦鬼交，惊惧不安，多因火热痰盛所致。张氏诊其脉后发现，患者“两手寸脉皆沉而伏，知胸中有痰实也”，于是采用“凡三涌、三泄、三汗”之法，使其“不旬日而无梦，一月而有孕”。张氏合用汗、吐、下三法治疗此病，不仅治愈了梦交，而且一月而孕，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临床经验。
4．产后心风 《素问·风论》日：“心风之状，多汗恶风，焦绝，善怒吓，赤色，病甚则言不可快，诊在口，其色赤。”现代医学认为，分娩不仅会给女性生理上带来巨大变化，而且对女性心理也是一次极大的刺激，能使产后体内雌激素水平下降，儿茶酚胺含量减少，进一步影响大脑的高级神经活动，从而出现精神症状。对于产后心风的治疗，张氏认为，“凡妇人产后心风者，不可使作风治之，宜调胃承气汤二两，加当归半两，细判，用水三四盏，同煎去滓，分作二服，大下三五行则愈矣。如未愈，以三保散吐之，盖风狂便属阳”。今天看来，文中所述产后心风应属现代医学产后精神异常的范畴，张氏用调胃承气汤攻下体内瘀血，使患者瘀去神清，故而获效。
心理疗法在中医心身疾病治疗中的运用
临床上所说的心理治疗是指医者借助包括语言、表情、态度、行为等，去影响患者的认识、情绪、态度和行为，从而激发和唤起患者自身防治疾病的积极因素，以达到治疗或康复的目的。我国古代医家历来重视运用心理疗法治疗心身疾病，金元以前的医学典籍中已有不少有关破疑解惑、顺情从欲、暗示开导等心理疗法的记载，金元时期的张从正对心理疗法的使用更是另有心得，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黄帝内经》的情志相胜学说与九气感惑论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指出：“怒伤肝，悲胜怒”；“喜伤心，恐胜喜”；“思伤脾，怒胜思”；“忧伤肺，喜胜忧”；“恐伤肾，思胜恐。”张氏在《儒门事亲》“九气感疾更相为治衍”篇中对《黄帝内经》的理论又进行了补充和发挥，指出：“气本一也，因所融而为九。所谓九者，怒、喜、悲、恐、寒、暑、惊、思、劳也。”同时列出了九气异常时人体所出现的症状，如“喜气所致，为笑不休，为毛发焦，为内病，为阳气不收，甚则为狂”。而“惊气所致，为潮涎，为目袅，为口畦，为痴痫，为不省人，为僵仆，久则为痛痹”。“思气所致，为不眠，为嗜卧，为昏瞀，为中痞”。在心理治疗上则提出“悲可以制怒，以怆恻苦楚之言感之；喜可以制悲，以谑浪亵狎之言娱之；恐可以制喜，以恐惧死亡之言怖之；怒可以制思，以污辱欺罔之言触之；思可以制恐，以虑彼志此之言夺之。”由此可以看出，张从正的“九气感惑论”进一步丰富了《黄帝内经》情志相胜学说的内容，对古代中医心理疗法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2．中医心理疗法应用举例
2．1 郁证 中医郁证应属于中医心身病症的范畴，有广义、狭义之分，《儒门事亲》中所说郁证主要指狭义之郁，即一类因精神情志原因引起情绪低落、郁闷不舒的病症。此类患者多表现为忧郁素质，如性格内向、遇事认真、多愁善感、遇有挫折极易消沉等。《儒门事亲》有“余又尝以巫跃妓抵，以治人之悲结者。”张氏请巫婆装神弄鬼，歌妓弹琴歌舞，除了具有心理暗示作用以外，也是为了调节气氛，使患者身心放松，这对郁证症状的缓解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
2．2不寐中医所说不寐包括不易入睡，或寐而易醒，醒后再度入睡困难，甚则彻夜难眠等。中医认为，长期存在的精神情志因素刺激是导致不寐产生的主要原因之一。《儒门事亲》载有：“一富家妇人，伤思虑过甚，二年不寐，无药可疗。其夫求戴人治之。”张氏分析病情后， “乃与其夫，以怒而激之。多取其财，饮酒数日，不处一法而去，其人大怒汗出，是夜困眠，如此者，八九日不寤，自是而食进，脉得其平。”张氏认为，该患者之不寐是因日久思虑伤脾，阴血不和所致，遂依五行学说木克脾土之理，运用心理疗法有意激怒患者，使汗随怒出，不用针药而治愈了多年的不寐。
2．3厌食厌食，即不思饮食，甚或拒绝进食。此应属儿科常见病，但亦可见于成人。其病因除由饮食不节，脾胃中阻，聚湿生痰所致以外，精神情志因素也可导致厌食。《儒门事亲》记载有一例张从正用心理疗法治愈一类似现代医学神经性厌食的病案，日：“项关令之妻，病怒不欲食，常好叫呼怒骂，欲杀左右，恶言不辍。”子和诊其病后，“乃使二娼各涂丹粉，作伶人状，其妇大笑。”又让“其旁常以两个能食之妇，夸其食美，其妇亦索其食，而为一尝。不数日怒减食增，不药而瘥，后得一子。”现代医学认为，神经性厌食多有明显的精神情志诱因。此妇人之厌食因郁怒生气而得，子和先为其营造了一种轻松的环境，消除患者的烦躁情绪，继而巧妙地运用了心理暗示疗法，使其厌食一症不药而愈。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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