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益生先生从医治学之路

  钟益生为四川省万县市(今重庆市万州区)人，主任中医师，是20世纪80年代初被重庆市人民政府命名的从医50年的名老中医药专家之一。他既是一位经验丰富的临床医生，又是一位资深的中医药教育工作者，为我国中医药事业做出了贡献。2012年是钟益生先生诞辰102周年，笔者特撰此短文，以表达对先生的缅怀之情。
    一、学医立志，行医重德
    钟益生先生并非世医之家出身，他早年就读亍四川省万县中学，1930年毕业后因家父勋臣、胞芽钟华及外祖母患病均被庸医所误而弃世，痛心疾首之余遂立志学医。先生先后入四川国医学院、南京国医学院、重庆市中医训练所及重庆国医内科讲习所学习。在发奋熟读中医典籍及各家学说的同时，先生拜陈逊斋、张简斋、吴棹仙、李复光、沈仲圭等近代名医为师，虚心学习和继承先辈们的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获益殊多，学业大进，经当时国民政府考试院检核合格，获得“中医师证书”，于1935年在万县市挂牌开业，自此便步入行医之路1936年先生加入了中共地下党。1938年地下党特派先生到著名爱国将领冯玉祥身边当保健医生。1942年因叛徒出卖，先生离开江城万县前往重庆，继续从事医疗诊务工作。1953年6月，经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审核，再次获得“中医师证书”，成为新中国最早一批合法行医者。
    “医乃仁术”。“仁”是儒家伦理思想的结晶，也是儒家医德的核心，其基本观点是“爱人，行善，慎独”。因此学医有两点至关重要，一是术必精，二是德必高。时下的医务人员队伍中不注重职业操守者大有人在，动辄以“专家”“名医”身份招摇过市、四处行骗的现象也屡见不鲜。先生则不然。其学医就是要治病救人，学成之后心里始终装着“爱人、行善”，并笃行一生，即使是在十分艰难的岁月也仍然千方百计为群众健康服务，从不计较个人得失。笔者案头有两份史料可见先生之人品，一份是聘书，一份是书信底稿。1949年12月，当时的重庆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职工福利社为满足该公司职工看病就医的需要，特聘请钟益生先生为该社义务特约中医师，请先生每周抽出一定时间到该公司免费为职工诊病。先生欣然应聘，并按时赴约，全心全意为广大职工身心健康服务，深受大家的爱戴。1985年12月，先生聆听了云南老山前线英模代表团的英雄事迹报告，深受感动，写信将自己几十年经临床验证有效的经验方“补气生血灵”无偿献给前线受伤的将士们。他在信中写道：“中国人民解放军边防部队指战员同志们：你们为保卫祖国日夜辛劳，有的同志甚至流血牺牲，这种崇高的爱国精神真是值得我们学习，应该受到全国人民的尊敬，特别是听了英模代表团的报告，更使我感动。可是，我能为你们做些什么呢?我是一个中医，想到受了伤的同志除了及时输血抢救外，应该吃些中药，使他们早日恢复健康，重返前线。根据祖国医学补气生血的法理，结合我五十多年的临床经验，得出一个效果良好的中药方子‘补气生血灵’，它能补气生血，促进伤口早日愈合，使身体早日恢复健康。”先生将验方的组成、用法等细节和盘托出。当时先生已是75岁高龄，他既要坚持上班坐诊，又热衷于参加许多社会公益性活动，其爱岗敬业、无私奉献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二、悉心临证，注重研究

    先生行医生涯长达60余载，堪谓学验俱丰，成就卓著。他善起沉疴，尤其对“血证”和“血虚”之证的病因、病机、治法、方药有独到见解。如对血虚证的认识，他认为，“血虚”的原因虽然复杂，但归纳起来不外三个方面：首先，是各种不明原因导致的出血，使体内血液总量减少；其次是由于疾病或药物的影响，以及各种化学、物理因素使血液大量消耗；三是人体自身造血功能不良引起。这三种因素中，不管是哪种原因所致的出血或血液耗损过多，均可导致脾肾功能受损，致脾肾两虚。中医学认为，脾主运化，为营卫生化之源，肾主骨生髓，为造血之本。先生提出医治“血虚”首重健脾补肾，同时排除各种导致“血虚”的因素，再给予营养调补，只要做到了这三方面，其疗效自然会显著。先生的这些观点在其有效验方“补气生血灵”临床实践中得到验证。有一病人患腹泻之症，最多时每日达20余次，只能进食流汁或半流质，全身浮肿，面白无华，精神困乏，毛发稀疏，为重度“血虚”之候。钟先生拟健脾补肾、益气生血法，用自拟“补气生血灵”全方加旱莲草煎服，连服4剂后患者食量增加，消化好转，精神渐次转佳，颜面肤色逐渐红润。续服10剂后病人面色红润，头发渐生，诸症向愈。另有一腹泻患者就诊时患者面色苍白，精神倦怠，发热恶寒，周身疼痛，心累气短，舌苔黄，脉细弱而数，证属脾虚气弱，统摄无力，加之风寒侵袭，汗闭郁久，化热伤络，致水、血被迫从肠道混杂而下，成为“血水便”。钟先生拟健脾益气、清热解肌法，前后共诊3次，累计增减用药9剂告愈。两案均因腹泻而求先生诊治，且都与血证相关，然论治有别，用药各异，收效明显，足见先生临证论治思维之一斑。此外，先生对“流行性出血热”的治疗亦有独到建树。他认为治疗该病必须把好“休克、肾功能不全和出血”三关，特别是把好第一关是控制本病发展关键中的关键。“流行性出血热”属于中医温病学中的“温热型”与“湿热型”范畴，严重者则属于“瘟疫”，若治疗不得法或不及时，其病死率极高。如果没有亲身体验，是提不出如此观点的。

    先生是一位勤于学习、善于思考、勇于创新之人。他认为学习中医必须打好文献基础，在继承的基础上才能发展和创新。他一贯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强调当医生必须将临床疗效放在首位。他勤于探索，善于总结，乐于奉献。晚年在门徒们的协助下，将数十年的医疗经验提炼总结，汇编成《钟益生医疗经验))专辑，遗憾的是该专辑还未来得及付梓，先生便与世长辞。据先生孙辈介绍，由于先生的去世，该专辑出版一事就此搁浅，且书稿被门徒们瓜分，无法复原。经笔者多方努力，搜集到了先生生前一部分学术交流与临床经验总结方面的珍贵资料，从中可窥先生在中医药学术上的造诣。先生重视探讨与交流，注重学术信息的沟通。自20世纪50年代初至80年代末，先生先后在重要报刊上发表研究性、经验总结性、科普性、工作建议性文稿数十篇，诸如创刊于50年代初的(《北京中医》(《中医杂志》，60年代的(《哈尔滨中医))，80年代的((四川中医》((重庆中医药》以及《光明日报》(《中医报》等。他撰写的《中医进修教育的几个关键问题》刊发在《北京中医》1954年第3卷第3期，文章既有经验总结，又指出了客观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方法，、该文在今天看来仍然条条在理、句句实用。所著《关于“经脉”之我见》一文刊于《中医杂志》1956年第12期首篇；所著《中国医学演变的梗概及其发展方向》刊于《中医杂志》1955年第1期(创刊号)；所著(《关于“三焦”之我见》、((关于“井、荥、腧、原、经、’合”的意义和实质》等亦分别刊载于《中医杂志》1957年第2期和第7期。他的多数文论被《中医自学阶梯》〈重庆市老中医经验集》《长江医话》《现代名医验方精华》《当代名医临证精华》等多种文献收录。
    先生自20世纪30年代初开业至1995年8月辞世，60余年时间一直没有间断临床诊务。晚年他将经反复验证的有效药方(自拟经验方)全部总结公诸于世，让同仁们借鉴推广，造福民众，其药方涵盖内外妇儿各科，诸如主治男性不育症的“补肾种子丸”，主治先兆性流产或习惯性流产的“固肾保胎饮”，主治失血性贫血、血小板减少性贫血、营养不良性贫血及再生障碍性贫血的“补气生血灵”，主治皮肤瘙痒症的“祛风止痒汤”等。另据四川省卫生厅1955年5月和9月编印出版的《四川省中医秘方验方》第一辑、第二辑载，先生当年亦将自己多年验证有效的经验药方无私奉献给了政府。其中第一辑载有先生用百部、黄连、百合、蛤蚧、炙龟板、黄芪、党参、苍术、五味子、麦芽、山楂、天冬、麦冬、生地、熟地、桔梗、羊胆等组方治疗肺结核，方名“抗痨丸”，第二辑载有主治子宫肌瘤的“去瘤丸”、主治尿崩症的“调肾汤”和能治慢性或亚急性阑尾炎的“红草消炎汤”。由此可见先生紧跟临床不断研究和探索的治学品质。

    三、兴教育人，建言献策

    先生不仅是一位临床实践家，而且还是一位从事中医教育工作的先行者。20世纪50年代初先生即在成渝两地从事医学教育行政管理及教学工作。1950年1月，他和曾义宇博士在重庆创办“重庆中华医药科学讲习所”，并受聘担任讲习所教务长兼教员；同年7月和8月，被时任重庆市医务工作者协会主任委员钱信忠(后调入北京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副部长、部长)聘为该协会“疾病防治委员会委员”“卫生宣传教育委员会委员”和“学术委员会委员”，并兼任“治疗组副 组长”。1951-1956年春，先生先后被调西南卫生部、重庆市卫生局、四川省卫生厅等部门工作，具体负责中医教育。重庆中医进修学校1951年成立后，他除了主管行政外，还和任应秋先生一道兼任教学工作，当时先生具体承担的教学课程是 《针灸学》，任应秋担任(《中药学及中医学术研究》。1956年夏，受四川省卫生厅的派遣，先生前去成都参与成都中医学院(今成都中医药大学)的筹建，其后，四川省卫生厅应学院负责人之请，将先生正式调入学院工作，并担任学院教材编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内经》〈针灸学〉教研组副组长，兼任《内经》《针灸学》等课程的课堂教学。1957年12月，先生被划为右派，直至1979年11月才得以平反。在恢复名誉、重获自由后，先生供职于重庆第一工人医院(后改为重庆市第四人民医院和重庆市急救医疗中心)，回到了他心爱的中医医疗岗位，并全身心地投入到振兴中医大潮中。20世纪80年代初，四川省率先在全国响亮提出“振兴中医”口号。先生得知四川省正在着手筹备召开“振兴中医事业大会”消息后，心情非常激动。1982年秋，他与中医界名家鲁之俊、熊寥笙、龚志贤、黄星垣等相约重庆，共商振兴中医大计。1983年10月，先生针对当时我国中医药事业发展现状和存在的一些问题，归纳总结出3000余字的书面建言献策信，并将其分别呈交四川省卫生厅中医处和重庆市卫生局中医科，以供即将召开的振兴中医工作会议之参考。据《北京中医》 杂志1953年第3期和1954年第8期载，先生不仅是重庆市中医学会第一届、第二届工作委员会委员，而且还是建议成立该学会的发起人和筹备组的骨干成员之一。先生还十分重视中药剂型改革在中医临床疗效中的作用。他认为，要提高疗效，发展中医，中药的剂型必须改革，但中药的剂型改革又必须保持中药自身的特色，切不可不顾实际情况随便提取所谓的“有效成分”而导致疗效降低，他将此认识撰写成题为“中药剂型改革必须保持特色”建议性文章刊发在《中医报》1986年6月17日总第44期第3版。在以科教兴国，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今天，我们应当为中医界曾经有这样的前辈而自豪，为当下国家重视中医药事业的发展、中医药文化的传承而充满信心。

(如果您认为转载内容侵犯了您的权益，请及时联系我们，本网站将在收到信息核实后24小时内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