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治养生（二）

    外治之法疗效显著，源远流长，但在《理瀹骈文》之前，全面总结和阐述其证治理论者却寥若晨星。金元时期，以汗、吐、下三法兼该众法攻邪取胜的名医张子和，曾将外治方法据其学术经验作了归类，认为灸、蒸、渫、洗、熨、烙、针刺、砭射、导引、按摩等用于解表者皆属汗法，而引涎、嚏气、追泪等能上行者可归于吐法范畴。在《儒门事亲》所载述的张氏验案中，他娴熟地运用了熏蒸渍形、导引发汗、刺络放血等方法，对外治理论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吴师机遥承子和之说而作了进一步的阐发。他主张凡系上焦之病，以“唁鼻取嚏发散为第一捷法”，其余涂顶覆额、罨眉点眼、塞耳擦项、敷涂肩臂、握拳扎指等法也属上焦泄肺之治；中焦诸疾，则以炒熨敷脐为第一捷法，可以疏瀹中焦，调理脾胃；下焦之治，则以药包坐于身下之法为第一捷法，亦可以摩腰、暖腰、兜肚诸法随证制宜，有泻肾决下焦之渎的作用。在清初临床大师叶天士平胃散炒熨治痢、常山饮截疟等用药经验的启迪下，吴师机对“内病外治”理论进行了全面的阐述，强调“外治之理即内治之理，外治之药亦即内治之药，所异者法耳”。因此，他认为外治用药与内服治病仅仅是给药途径与方法上有所不同，尤其注重经络腧穴及七窍之气感应于内。在临床应用外治方法时，同样也必须理法方药一以贯之，侧重辨析患病部位及脏腑经络之虚实，才能切中病机，获效至捷。吴师机还特别推重膏药法，强调凡是汤药丸剂内服有效者，均可改为膏剂，变内治为外治，再配合用各种外治手法治疗有关主治病证。他认为膏药兼有“拔”、“截”双重效应，“凡病所积聚之处，拔之则病自出，无深入内陷之患；病所经由之处，截之则邪自断，无妄行传变之虞”。吴氏在外治理论及证治实践方面的建树，对外治养生法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故有外治法宗师之誉。

    宋元明清临床各科的分化，促使诊疗水平的迅速提高的同时，也使得外治法更为成熟和完善。如宋元时期外科、伤骨科的分化．不但促进了手术、正骨等疗法的发展，而且由于各专科手术器具的不断涌现，使得扩创、引流、缝合、包扎固定、截肢、牵引等手术水平大为提高。迨至明清，各种外治方法日趋规范化的同时，更在历代医家经验集结的基础上有所创新。诸如王肯堂的《证治准绳》、陈实功的《外科正宗》、祁坤的《外科大成》、顾世澄的《疡医大全》，以及《目经大成》、《医宗金鉴》、《重楼玉钥》等医籍中载述的气管吻合术、鼻息肉摘除术、耳郭唇舌整形术、金针拨障术及药线、药捻、枯痔、骨折整复手法等都达到了相当水准，许多方法迄今仍具有实用价值。

20世纪50年代以来，通过全面整理发掘、临床疗效观察及实验室研究等三管齐下，尤其是借助于现代科学技术方法开发研制新型医疗器械、进行剂型改革等，促使传统的外治法在保持和发扬中医特色的前提下不断推陈致新，获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如50年代末以来，在古老的正骨、夹缚等疗法的基础上结合现代科学知识，从临床实践中总结出一套以夹板局部外固定为特点、以整骨手法复位和患者自觉功能锻炼为主要内容的中西医结合治疗骨折的新疗法。近年来，随着整复技术、固定方法和器具的改进提高，使其治疗范围进一步扩大到陈旧性、开放性、躯干及关节内骨折。目前已有90％以上的骨折可以采用中西医结合骨折疗法治疗，并引起世界各国医学家的广泛兴趣和重视。有关这种疗法的治疗机理(如组织学、组织化学、生理学及生物力学等)研究，也获得了重要的进展。再如中医中药和中西医结合治疗烧伤、慢性骨髓炎、痔疮、白内障、各种急腹症、尿毒症及感染性疾病等常用的敷涂、插药、接线、枯痔、金针拨障术、直肠点滴、灌肠、超声雾化吸入等外治方法在原先的基础上有很大的改进和提高，并获得了显著的疗效，其中有不少治疗方法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随着中医外治法的发掘整理及其在养生领域应用的研究工作的日趋深入，这朵医学奇葩一定会更加绚丽夺目，为人类的医疗保健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二、外治机理与原则

    (一)外治机理

    外治疗法种类繁多，其作用机理也相当复杂。它不仅可通过体表(如皮肤、粘膜)给药途径而产生预期的中药药理治疗效应，而 -且还能充分利用冷热、机械刺激及光、电磁场等物理效应作用于体表某些特定的部位，以产生预期的治疗功效。其中，有些治疗方法是直接作用或施术于体表的患病部位及病灶，但大多数治疗方法是通过人体的经络腧穴系统而获得内病外治的治疗效应。

    经络遍布人体表里内外，在生理情况下能够通行气血，沟通、联络全身各脏腑组织器官，传递各种感应，使机体功能活动保持协调统一。当人体发生疾病时，经络又成为病邪侵入机体和反映疾病信息的途径，表现出气血不和、脏腑阴阳偏胜偏衰的病理状态。如果采用一定的方法在相关的经络腧穴施以某种药物或物理刺激，可激发或增强其自动调节和控制功能，对处于病理状态的脏腑组织器官产生相应的调整作用，使亢奋者因而抑制，衰颓者得以振奋，从而纠正阴阳气血的失调，恢复机体正常的生理状态。这种经络腧穴系统的自我调控功能，便是产生“内病外治”效应的理论基础。由于经络的调控作用广泛参与人体各系统不同层次和水平生理活动的调节，因此各种外治疗法对临床各科诸多疾病可显示出积极的治疗效应也是理所当然的。

    (二)外治基本原则

    外治之理与内治之理相通，同样也不能偏离中医辨证论治的法则。外治疗法的临床应用，必须遵循辨证分析的思维方法，根据患者的病情综合判别其病变部位、性质，以确立治疗大法，然后酌选合适的外治方法，以施治或施术于体表特定的治疗部位。这便是吴师机一再强调的外治必须先求其本，以把握病机，“先辨证，次论治，次用药”的基本原则。如痈疽疮疡诸疾之治，首先要辨析其寒热虚实属性，然后根据“寒者热之”、“热者寒之”、“虚则补之”、“实则泻之”的原则确定论治大法。倘若证属热毒阳实者，内治方药当从清热解毒消散之剂为治，而外敷薄贴箍围也用蒲公英、芙蓉叶、黄连、大黄等寒凉之属，此即“热者寒之”之法；证系阴寒虚者，内服当以温经散寒托补之剂为主，外治膏贴诸方则重用麻黄、桂枝、白芥子、鹿角霜等温热之品，此即“寒者热之”之法。再如初起者采用敷贴箍围之法以提脓束毒，化脓者当以刀针决脓为主，溃脓时又须以药捻引流为主，收口时则须以生肌托补之品等治疗方法的临床应用，如果脱离了辨证论治法则的指导，便无法得心应手，迎刃而解。因此，从临床实际而言，外治疗法不仅与内治之法并行不悖，而且“能补内治之不及”，是其证治方法的延伸和补充。

朱邦贤

(如果您认为转载内容侵犯了您的权益，请及时联系我们，本网站将在收到信息核实后24小时内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