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
明于天人 敬慎生死
荀子(前313一前238)，名况，又称孙卿，战国后期赵国人，李斯、韩非之师。曾在齐国、楚国任文教之职。荀子的思想，被今人归人唯物主义，比较切于实际。
荀子养生观的首要之义，便是认为人不过是自然物之一种，并没有特殊之处，自然界的运行，也不会依顺人的意愿。因而，人类只有了解天人(自然界与人类)关系，才能正常地生存下去。具体地说，要认识自然规律，按时节发展农业生产，取得养生之资料；要经常活动，保持体力的强健；要加强身心修养而能坚持操守，以抗击灾害祸患。只有这样，人才 能与自然界谐和一致，维持自己的生存。(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修道养而不贰，则天不能祸。故水旱不能使之饥，寒暑不能使之疾，妖怪不能使之凶。……故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矣。)
荀子认为，人固然不能违反自然规律，但完全可以而且必须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不应该盲目地崇拜天，而应该依照自然规律改造世界，使自然物合于人的心愿；不应该消极地等待农作物自然成熟，而应按自然时节进行耕作以争取丰收；不应空想役使万物，而应努力驾驭外物使之为人所用；不应指靠外物自然发展完善，而应找出其规律使自然物更符合人类的需要。总之，不能放弃人的努力而单纯静待自然界的恩惠。(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与骋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与理物而勿失也!愿与物之所以生，孰与有物之所以成!故错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隋。)
正因认识到人也是自然的产物，自然会参悟到生死乃自然过程，而对于死亡并不那么恐惧。荀子认为，出生，是一个人生命历程的开始；死亡，是一个人生命历程的结束。正确地对待生与死，便把握住了生命的真谛。人类社会之所以需要道德、需要礼仪制度，正是要敬畏开始(生)，也慎对死亡(终)，对生死抱同样的尊重。如果仅仅重视生，鄙弃死，那么还不算真正的明智通达，有违于对待人类生命现象的正确态度。(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终也。终始俱善，人道毕矣。故君子敬始而慎终。终始如一，是君子之道，礼义之方也。夫厚其生而薄其死，是敬其有知而慢其无知也，是奸人之道而倍叛之心也。)
既然生死均不可回避，只能明智地对待这一问题。荀子认为，不敢提及死亡盲目崇拜生存乃是蔽塞，反过来贬抑生存而妄谈死亡则是糊涂，伤害活人而追随死人叫作残忍。努力使死和出生即结束和开端都处理得当合乎人道正是礼义道德所要求的规范，只有通达之士才能做到这样.(刻死而附生谓之墨，刻生而附死谓之惑，杀生而送死谓之贼。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使死生终始莫不称宜而好善，是礼义之法式也，儒者是矣。)
总之，对待自然与人、生与死这样的大课题，荀子的见解通达切实，堪为模式。尽管未必比今人深刻，但抓住了本质，且便于规范人的行为。
人有同欲人性本恶
要养生，先要明确人生有什么欲求。在荀子看来，人类无论贵贱圣愚，在基本欲求方面没有区别。人饿了就想吃东西，人冷了便想取暖，人累了便想休息，人都想得到利益而逃避祸害，这都是人生来就有的欲求，是不必加以教诲便自然会如此的本能，是禹那样的圣人和桀那样的坏人完全一样的需要。(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而且，所有人的欲望永无满足之日，总是越来越高。不仅想有食物，还想有精美的肉食；不仅想有衣穿，还想有精美的带花纹的锦绣衣服；出门行走呢，又想有代步的车马。不仅如此，还想有些积蓄，使财富越来越多，永远不会满足。(人之情，食欲有刍豢，衣欲有文绣，行欲有舆马，又欲夫余财蓄积之富也，然则穷年累世不知不足，是人之情也。)即使这样，人也不会知足，还想成为人上之人，统治他人而随心所欲(合天下之所同愿兼而有之，皋牢天下而制之若制子孙，人苟不狂惑戆陋者，其谁能睹是而不乐也哉!) 荀子认为，人的不断膨胀的欲求，事实上是根本满足不了的。(夫贵为天子，富有天下，是人情之所同欲也，然则从人之欲，则势不能容，物不能赡也。)因而，人与人必然要发生冲突，每个人都要为满足个人的欲求而努力，以致往往损害他人而不顾，于是人的本性是不好的，是需要加以矫治的。“性本恶”，是荀子学说中的重要命题，而性恶之由，在于人欲难弃。他认为，人之所以要提倡善，正因为人性本恶，所谓善，不是人生来就有的内在驱动力，而是因为人的欲望不可能完全满足，由社会强加给人的一种是非观念。也就是说，人之欲求是先天就有的，而人之欲为善则是后天养成的，仅从这里便可看出人性本恶并非虚言。(凡人之欲为善者，为性恶也。夫薄愿厚，恶愿美，狭愿广，贫愿富，贱愿贵，苟无之中者，必求于外；故富而不愿财，贵而不愿势，苟有之中者，必不及于外。用此观之，人之欲为善者，为性恶也。)
荀子的“性恶”说，虽然不无偏激之处，确可值得参考。养生无非是满足人的基本需求，使人的生命维持得更长一些。因而，正视人的欲求，确为通达之识。德国大哲学家黑格尔曾指出：“人们以为，当他们说人本性是善的这句话时，他们就说出了一种很伟大的思想；但是他们忘记了，当人们说人本性是恶的这句话时，是说出了一种更伟大得多的思想。”
治气养生 以礼为径
荀子认为，人欲固无厌足，但人之所以为人，正在于不像动物那样只求满足本性所求，而有是非观念。(人之所以为人者，何已也?日：“以其有辨也。”……然则人之所以为人者，非特以二足则无毛也，以其有辨也。)荀子所说的“辨”，就是明了事物间的区别，亦即明了自己可以得到什么，应该怎样取得养生之资，而不是只顾满足个人的欲望。这正是人与非生物及无知(感觉)的草木与有知(感觉，的禽兽的区别.(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这了是有道德的人(君子)与无道德的人(小人)的根本区别。(材性知能，君子、小人一也。好荣恶辱，好利恶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同也。若其所以求之之道则异矣。)
因而，荀子认为“生”是很重要的，但应在讲求道德的前提下去求得养生的财物。(以从俗为善，以货财为宝，以养生为己至道，是民德也。)因而，“生”应与“修身”并重，“生”可取得彭祖那样的高寿，“修身”可取得唐尧、大禹那样的美名。(以治气养生，则身后彭祖；以修身治强，则名配尧、禹。)所谓治气、养心的方法，其途径在于讲求礼义，其窍要在于明师指点，精髓在于思虑专一。(凡洽气养心之术，莫径由礼，莫要得师，莫神一好。夫是之谓治气、养心之术也。)
荀子认为，人在“养生”的同时之所以需要讲求礼义，是纠正恶性的需要。(今人之性恶，必将待圣王之治，礼义之化，然后皆出于治，合于善也。)要讲求礼义，必须强制他学习，舍此，别无他法.(今人之性，固无礼义，故强学而求有之也；性不知礼义，故思虑而求知之也。)
但是，荀子也认识到，即使讲求礼义，也不能泯灭人的本能欲望，只是使其得到克制而已。如果能使人的礼义观念压住了利益贪欲，就是合理的社会(治世)；如果使人的利益贪欲超过了人的礼义观念，就是不合理的社会(乱世)。社会治乱的关键，在于居上位者的表率。(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则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义也；虽桀、纣亦不能去民之好义，然而能使其好义不胜其欲利也。故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上重义则义克利，上重利则利克义。)
荀子既重视礼义又不忘人欲，见解确很通达。现代流行的“需要”层次说，也要求重视满足人的基本欲望。而且，要利用欲望的刺激，来推动社会进步。恩格斯曾指出：“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一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可见完全否认人欲，既无知也无用。
役使外物 身劳心安
荀子认为，人固有物质和权势的欲求，但只要加强了道德修养，明辨了义利之别，就可以做到不羡慕富贵，不阿谀王公，看轻外界的诱惑，而注重内心的平定。有道德的人(君子)和缺少道德的人(小人)的区别，正在于一可用是非观念役使外物，一则让是非观念受制于外物。有道德的人宁可让身体劳苦，而内心安定；宁可牺牲物质利益，而追求礼义；宁可不考虑自身的荣华富贵，而只考虑实现自身的抱负。(志意修则骄富贵，道义重则轻王公，内省而外物轻矣。“君子役物，小人役于物”。此之谓矣。身劳而心安，为之；利少而义多，为之；事乱君而通，不如事穷君而顺焉。)
正因如此，有道德的人也有利于养生。荀子认为，有道德的人虽然贫穷但志向远大，即使富贵了依然能谦恭待人；处于安逸状态血气也不会松懈懒惰，处于劳苦状态容貌也不会枯瘦瘠弱；生气时不会失去分寸，高兴时也不会显得过分。这是因为有道德修养的人，贫穷时能保有仁爱之心，富贵时也不会作威作福，安逸时生活起居照样有规律，劳苦时也能以礼义约束自己，喜怒都不过火，是因他能有所克制而不放纵私欲。(君子贫穷而志广，富贵而恭，安燕而血气不惰，劳倦而容貌不枯，怒不过夺，喜不过予。君子贫穷而志广。隆仁也；富贵而体恭，杀势也；安燕而血气不惰，柬理也；劳倦而容貌不枯，好文也；怒不过夺，喜不过予，是德胜私也。)
荀子还认为，真正有道德修养的人，处于窘迫之际也不会改变自己的操守，处于劳苦疲累状态也不会随随便便放纵自己，处于患难状态更不会忘记自己平夙的追求。越是外界条件不利，越容易表现出一个人的道德修养。(君子隘穷而不失，劳倦而不苟，临患难而不忘昔席之言。岁不寒，无以知松柏；事不难，无以知子无日不在是。)在他看来，每个人修养的程度，如同财富的积累，是可以分辨出来的。如果一个人大的操守没有，细微之处又不注意，只能使自身受害。(仁义礼善之于人也，譬之若财货粟米之于家也，多有之者富，少有之者贫，至无有者穷。故大者不能，小者不为，是弃国捐身之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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