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师在美国与洋律师对簿公堂

　　美国总统克林顿因为宣誓时说谎几乎丢掉了总统的宝座，可见宣誓说话的分量。其实宣誓作证在美国并不罕见。做医生同样会经常遇到。记得是在2004年的某一天，我收到了经手治疗病人Infinty保险公司的来信．要求我带上行医执照、公司证书、报税记录、工资情况、对方拒付治疗费用信件、病历和病程记录、病人接受治疗和按纽约州有关文件规定的签字单，以及两张带照片的身份证明，去对方指定地点作ExaminationUnder Oath(EU0即宣誓检查)，回答有关病人诊断、治疗以及其他询问。针对信件内容，我核查有关档案后才弄清事情缘由：有四位患者因车祸伤，曾在我们诊所接受过针刺治疗。之后向保险公司寄去了治疗账单和相关证据，包括齐全的诊断和治疗记录，但对方一直未予理睬。从某种意义上讲，对方的做法实际还是一种商业行为，即不愿付费所致。但因为案子已上升到宣誓的高度，我就不得不认真对待了。

　　对方参与检查的是位资深律师，他深知从哪里着手找出“漏洞”从而占据主动，因此如果无准备地盲目应对，．可能钻进对方的“圈套”，自己反而陷于被动。但如果不出席，对方则会认为我方心虚。有骗取医疗保费的嫌疑。我与康复中心老板商量后．决定接受挑战．争取打赢这场官司。出于稳妥，我请长岛资深律师Peter担任顾问，出谋划策并协助应对对方询问。在Peter建议下，我将对方来信中与病人治疗无关的要求予以驳回，建议EU0改在Peter律师事务所进行。为了完善证词，我们作了模拟检查。由Peter扮演对方律师，向我提出相关问题，我来回答，如果回答不充分，他来补充或修正。正式“交战”那天，我开车去了Peter律师事务所，该所位于长岛南边。在高速公路旁一栋装璜考究的六层大楼内，里面基本都是律师事务所和医生诊所。Peter律师所在二楼．进门是大厅，摆着沙发和茶几，还铺有地毯。坐在门旁桌前办公的秘书见我到来，起身带我向会议室走去，沿路可见两边Peter和助理的办公室。我们走进过道顶头会议室，里面有个深红色长会议桌。周围是六七把沙发椅。Peter从他的办公室里出来，客气地向我招呼，问我要茶还是咖啡。我要了一杯茶坐在了会议室，接着便将带来的病人病历、病程记录和病人治疗签字单．以及我的执照、公司证书复印件等材料拿了出来。

　　保险公司Lawrence律师很快也提着文件包风度翩翩地走进了会议室。他个头很高，皮肤白白的，手上戴着大号自金戒指，很是耀眼。随行是位拿着专用打字机的女速记员，她负责记下我们对话的全部内容，实录公证。秘书为他们端上咖啡。彼此招呼后坐了下来，Peter在我旁边，Lawrence在对面。速记员居中。Lawrence问我是否可以开始．我表示同意。于是在速记员带领下，我按照程序宣读誓词：“I swear that the evidence Ishall give shall be the truth，thewhole truth and nothing butthe truth（面对法庭作证，所作证词完全属实。所有都是真实的），速记员对EU0要求作了解释和说明，然后我和Lawrence开始正式对话。

　　对方介绍了将要涉及的话题以及对我回答问题的要求．接着问了我的名字、工作地点、教育背景、中国医生经历以及美国大学研究和其他经历，对于拿到针灸执照后的经历和接受继续教育背景单独作了了解。接着开始问我在诊所怎样工作。几位病人如何到诊所，第一次来的时间和原因，诊断和治疗的详细过程，包括为何做针灸、经络穴位、用多少针、多长时间、功效、病人反应、我与康复中心其他医生的关系、中心与我的公司怎样运作等。有些超出诊断治疗范围外的问题，Peter马上提出“抗议”，指出问题偏离圭题，我则不予回答。整个瞬续了一个半小时。后来看了记录。询问完毕，Lawrence病历、病程记录以及病人签字单，便告结束。之前准备时，Peter与我有个约定。如果我回答有偏差或太过繁杂，他会用脚碰碰我，表示“打住”。不过这招一次也没用上。结束以后，Peter连声说道：“Excellent!”而且将整个过程向康复中心董事长作了“汇报”。

　　不久保险公司支付了全部保费和因延误付费时间所增加的利息。当然这只是个例子．我们在工作中经常需要律师的帮助，依照有关条例，采取合法途径向保险公司追回拖欠的费用。通过与律师打交道，我学会了在美国如何用法律来保护公司和个人利益，也增强了自信心，作为一名华裔中医针灸师同样可以与洋律师面对面地进行交涉，据理力争，要求对方心服口服地支付应当给予的治疗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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